【大紀元2010年11月20日訊】前不久周小川在國際貨幣基金華盛頓年會上用中、西醫作比喻，解釋人民幣匯率在解決經濟不平衡的中所能發揮的作用。周小川的主要觀點是，應對經濟結構不平衡，人民幣只能是一個綜合解決方案中的一部份；不能指望用調整人民幣的辦法來解決所有的問題。同時，無論是經濟結構調整還是匯率調整都應該採用漸進的方法。他將這中方方法喻為「中醫療法」，而將單獨指望人民幣快速升值解決問題的方法喻為「西醫療法」。

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需要綜合施治的觀點是正確的。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政策制定者愚蠢到這樣的地步，認為單單靠調整匯率便能解決經濟失衡的問題。其實當前討論的焦點是匯率調整在解決經濟失衡中是否必要。從這個意義上講，周小川的此番話並沒切中要害。作為中國中央銀行的行長，不得不在國際上說一些符合中國最高領導人意願的話，這是可以理解的。而在重複中國最高層的意思時，周小川希望將套話說出些創造性的味道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的「中、西醫比較說」不僅沒有創造性，而且是極為俗套。

我在此想討論的並不是經濟結構和匯率問題，而是周小川運用「中、西醫療法」 的比喻時所反映出的中國高級官員的知識盲點和國人對所謂「國粹」的盲目信奉之風。根據周小川的中西醫比較說，相對於西醫而言，中醫有兩個優勢：一是綜合施治；而西醫則是只對單一症狀。二是中醫是漸進的，可以在反饋基礎上動態調整和試錯；而西醫則是激進和缺乏試錯功能的。我不是醫學專家，也無意在此對中醫進行評價。但是根據我在海外二十多年的親身經歷，我認為周小川對西醫特徵的描述是淺薄的。而淺薄的背後是偏見。

西醫雖然常常強調在一個時期以治療對生命威脅最大的病症為主，但並非忽視其他症狀的控制和治療。從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的治病經歷看，我很少見到西醫在治療慢性和嚴重的疾病時只使用一種藥物的。西方的許多藥片或膠瓤中本身就含有能發揮不同治療功能的藥物；而治療愛滋病的雞尾療法更是典型的綜合用藥。至於西醫不像中醫有試錯的過程的說法更是荒誕不經。西醫的治療方法大多經過長期的包括動物和人體試驗在內的各種嚴格試驗，並且有慎密的統計數據對這些試驗進行分析。

其實，周小川利用中、西醫比較說明經濟政策使所表現出來的偏見和無知只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十分常見的現象的縮影而已。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以來，或是無法面對中國數百年在科學、文化、制度上落後於人的歷史和現實，或是不願意以虛心和勤奮的態度努力趕上去，或是出於種種抗拒變革的難以啟齒的目的，不少人時不時地擎出祖先曾經擁有的輝煌來為自己今日的無能遮羞和無理辯護。更多的時候甚至以井底之蛙的無知進行「井底」和「井外」的所謂比較而得出令人噴飯的「井底優越論」。中、西醫比較便是諸多的類似比較中的一種。

客觀的講，在中國政府的部長級官員中，周小川先生是一位思想開放的知識性人物，他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貨幣政策也有不少真知灼見。連這麼一位知識型官員也難以免俗，足以見得當今之中國已經俗得夠可以的了！中國人在科學發現和創造上落後與西方已經有數百年之久是一個事實，但是在人類歷史上，不同的民族「各領風騷數百年」甚或「數十年」本來已經是常態。落後了的民族只要態度虛心、制度對頭，抓住歷史機遇，不僅能夠從其他民族的發明創造中獲益，甚至迎頭趕上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這種「井底之蛙」的無知和偏見一天不除，中國的文明進步便一日無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