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祖笙：披上「國家政權」的花馬褂就成紳士了？
【大紀元1月4日訊】這個外厲內荏的黨天下處置事關民生、民權的社會問題花拳繡腿，大興文字獄的功夫卻震古鑠今，內力所至，草木皆為兵刃。過去的一年，暗無天日，黨天下在變本加厲迫害良知未泯的作家、律師、學者、維權人士……因言獲罪或以別種形式遭罪的男女，在黨國與日俱增。
法治精神不斷遭到暴政的瘋狂踐踏。雖然暴政在壓制不同意見時，慣常披上「國家政權」的花馬褂，但黨天下並沒有因為偷換概念的故伎重施，就光彩溢目，相反更見手法的陳舊和下流。黨天下還是那個黨天下，披上「國家政權」的花馬褂，也並沒能就此搖身進化成紳士。
這花馬褂「吹而為風，運而為雷，噓而為雲，呵而為雨」：胡佳主張基本人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楊春林主張「要人權不要奧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譚作人調查汶川地震死亡人數＝「顛覆國家政權」；郭泉、劉曉波等為民主呼號＝「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雖然法律條文對國家政權的概念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辭海》也無國家政權的名詞解釋，但人人通曉這般常識：國家政權不等於踐踏人權，國家政權不等於掩蓋血腥，國家政權不等於專制暴力……要指控某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首先就得有國家政權這一實體的存在。
而黨天下的國家政權在哪？十幾億人連年喘息在看病難、上學難、買房難、申冤難、就業難的重壓之下，多麼希望國家政權確真存在，可是縱然找遍全中國，也找不到國家政權何在，你頂多找到的是一個敷衍了事的信訪局或信訪辦，但你知道，那和國家政權完全是兩碼事。
這個無法無天的黨天下，時至今天，已是公然包庇虐殺無辜學子的狂徒1266天！我也曾寄望國家政權為慘烈遇害的廖夢君主持公道，然而我尋尋覓覓，迄今不見國家政權何在。我期待司法公正，可黑暗無邊中竟悲哀地發現，法治精神早已淪落為娼，而且被糟蹋得鮮血淋漓。
上海學者岳海劍批判法治環境的持續惡化，不僅夫婦倆慘遭毒打，愛女竟被割掉了半個鼻子；堅持為民主呼號的老教授孫文廣，去年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斷幾根肋骨；提倡公民監政的深圳民主人士郭永豐，則於去年大白天被砍殺……問蒼天，他們能找到國家政權和法律在哪？
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政權和法律，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堅實屏障，會固定存在，不會時隱時現。人民水深火熱，千呼萬喚，國家政權與法律宛若無物，而為封堵言路、殘害異己，「國家政權」與「法律」就粉墨登場，這樣的「國家政權」和「法律」，根本就無公信力可言。
任何組織和個人，在國家面前只能是一種從屬關係或依存關係，而不能凌駕於國家之上，因為不論一個組織有多麼龐大，一個人的名聲有多麼顯赫，都只是國家的一分子，遠遠代表不了國家整體。國家政權決非某一組織或個人的附屬品，而該是國家意志和全民意志的彰顯。
正如我先前所言，中國的這個政體實質是一個「四不像」的政體。在一黨獨大、一團亂麻之黨國，只有中共專制政權的存在，並無真正國家政權之存在。真正意義的國家政權，表現和執行的是國家意志，凡事會以國家前程和人民福祉為重，能淡看一黨之私，能一碗水端平。
在國家政權子虛烏有的黑夜，為黨天下「千秋萬載，一統江湖」計，為更加和諧計，為大興文字獄計，就得流氓得更加徹底，不然幹不好打壓異議這技術活。若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索性改為「煽動顛覆中共政權罪」，便威鎮寰宇，往後再要整誰，終於「於法有據」。
而黨天下尚未完成這一偉大前期工程，就毛毛躁躁大興文字獄，不但於法無據，還將自身陷於攢鋒聚鏑的不利境地。信息時代的愚民實則無多，家至戶曉政黨和國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由是皆知給郭泉等人羅織的罪名，援引法律條文不對，是偷換概念，純屬司法迫害！
有人憂國憂民用良知說話，寫了些不合獨裁者口味的文章就被重判10年、11年！有人光天化日之下瘋狂嗜血，通過虐殺一個無辜的孩子來毀滅一個作家的家庭和人生，案發1266天，竟還能逍遙法外！這個狐裘蒙戎、罪大惡極的黨天下，又何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政權和法律？
「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政權，是高山，是大海，是流淌著萬般柔情的美麗詩行，是情系蒼生的具體演繹，它能容納得了任何不同的聲音，更能正確對待善意的批評」（見《廖祖笙：多麼病態的「國家政權」》）。以言治罪不僅是一種社會的倒退，也是對法治精神的公然踐踏！
無所謂言論自由和政治清明，也就無所謂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中國史上，沒有一個朝代能靠了倚重文字獄真正壓制思想自由，並讓國家走向復興。明朝的廠衛制和清朝的文字獄，雖一時造就了沒有自主意識的順民，但阻擋不了其消亡，最終還是寫進了人類文明的恥辱篇。
中國已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簽署國；中國憲法的第35條依然存在；胡黨部和溫政府，也有過「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表述。然而，現實卻是這般耳光響亮，匪夷所思的「和諧社會」，下流得可以不設底線，可以不顧洪水滔天了。
以行為暴力的方式壓制不同意見，非紳士所為，反倒是惡棍掉出專制內褲、惱羞成怒的折射。你不同意某人的文章觀點，大可一笑了之，或是寫文章去說服或反駁對方，何至於披上「國家政權」的花馬褂，盜用法律之名，甚至砍砍殺殺，弄得人家妻離子散甚而家破人亡？
沒有觀點碰撞的時代，不會是一個正常的時代，也不會是一個健康、活潑的時代，因為每個社會成員，皆非來自遠古的木乃伊，社會成員首先是一個鮮活的、獨立的個體，而後才是一個具有各種社會屬性並有著獨特見識的自然人。在人類社會裏，怎會沒有思想觀念的碰撞？
然而，這個倒行逆施的黨天下，在民主的潮流席捲全球之時，非但沒有與時俱進，反而容不得不同觀點的碰撞，已能披上「國家政權」的花馬褂，把一個個懷有報國熱忱的仁人志士就這樣推進文字獄！心狠手辣、痛下殺手的同時，儼然不再記得他們當初是如何表述的——
1945年9月27日的《新華日報》社論稱：「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1941年10月28日的《解放日報》道：「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1944年2月2日的《新華日報》云：「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1945年9月27日的《新華日報》社論曰：「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
試問：被推進文字獄的郭泉、劉曉波等人寫的那些文章，較之上述言論，有何本質上的區別？黨天下而今宣判郭泉、劉曉波等人之「有罪」，難道不等於自打耳光，不等於公然宣判當年中共之「有罪」？中共當年「為建立民主政府」，弄得中國烽煙四起，那麼又該當何罪？
罪與非罪，歷史自有公然，世人也有目共睹。在「天下圍攻」式的譴責面前，以詭辯或無恥應對，並不能改變世人對一個政體人權狀況的大體評估，也無助於自身形象的提升。流氓本是可以進化成紳士的，而且善待人民也並非就真的難於登天，關鍵還在於自己要甘於進化！
執政黨和政府在任何時期都來不得濫施淫威。要更好地服務於人民，先須有謙卑的姿態和寬廣的胸懷。文章本就見仁見智，哪怕不同的意見在你不愛聽不要聽，當權者至少也得保有休休有容的紳士風采，豈可因為觀點不同，就情急失態，就窮兇極惡對直言極諫者施以辣手？
我曾寫過《以言治罪將把國家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惜忠告無效。近期見公眾對以言治罪群情激憤，深為歎息。博訊報稱，某黨派在郭泉二審宣判後宣告地下武裝成立。某論壇則有網文《從今以後，我們也要行使對獨裁首惡者的威懾性暴力！》……愕然！和諧從何談起？
美國總統奧巴馬有云：「對於那些依靠欺騙、腐敗、壓制不同意見等手段而保住權勢的人，我們提醒你們，你們站在了歷史錯誤的一邊。」一時間當局者迷，「站在了歷史錯誤的一邊」，這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不可為而偏為之，堅持一條道走到黑，最後令歷史無可饒恕。
為今之計，不是強詞奪理，不是百般掩蓋，不是將錯就錯……而當理性與錯誤的過去做必要的切割，並著手於修補，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以更加穩健、豁達的姿勢行走。唯有這樣，才能給歷史、給人心、給當事人、給幾千萬的中共黨徒，以該有的更好的交代。
諱疾忌醫無益百孔千瘡。頑梗不化，拒絕任何形式的仁心仁術，不但無益於國家前程，無益於人民福祉，也無益於一個政治團體的完善，這應當屬於基本常識。一個真正偉大、光榮和正確的政治團體，首先會尊重常識，尊重歷史，尊重天賦人權。而表達權正屬於天賦人權。
因此，應當讓胡佳、郭泉、劉曉波等人早日回家！他們和你一樣同為父母所生，同樣有妻兒老小要照顧。他們沒有偷人，沒有搶人，更沒有殺人，他們只是依法行使了自己的表達權。他們懷著愛國的赤誠，為這個苦難的國家默默奉獻了自己的心智和熱血。施以迫害，何忍？@
寫於201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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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廖祖笙：以言治罪將把國家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在《廖祖笙：中國亂象源自政體「四不像」》一文中，我蜻蜓點水談到「總拿『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大帽子嚇人，不會讓中國走向復興，相反只會讓中國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今將此語加以引伸，進一步闡述以言治罪將把國家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之內在關聯。
我們首先來看為何在某些國家或朝代裡，會有以言治罪的存在？究其根源，我認為不外是兩種：一.掌權者認為某人言論對其利益、形象、權力根基造成已然或潛在傷害，為避免「傷情」加重，於是以言治罪，藉以達到令對方「閉嘴」並「殺雞儆猴」之目的；二.秀才與兵痞論理，秀才試圖以真理折服人心，兵痞試圖以聲高壓服人心，兵痞漸處下風，於是惱羞成怒，掄起「治罪」的槍托與對方「論理」。
上述的前一種狀況屬於自覺遭受傷害型，可能自我感覺遭受了某種語言暴力，於是以治罪的方式，給對方施以自認為正確或必要的懲罰，換言之，也就是通過把對方打入牢籠或實施別種迫害之類的行為暴力，來平息原本屬於語言層面的紛爭，以便讓自己佔據「勝利」和「道德」的制高點。行為暴力帶給世人的傷害遠勝於語言暴力，這當屬黃口小兒也識得之常識。言者停留在語言層面的行為既無法用秤桿稱，也無法用尺子量。「言」構成的傷害虛無縹緲，「罪」構成的傷害真實具體。比如胡佳，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便意味著這三年半的時間裏，不但胡佳本人失去了自由，他的家人也將經受三年半的煎熬。不過是寫了幾篇文章而已，一個家庭就此淒風苦雨！
後一種狀況屬於胳膊粗大型。秀才要與兵痞論理，兵痞壓根就沒準備與你論理，人家比的不是誰的理由更充分，更經得起世人、歷史和良知的檢閱，而是比誰的胳膊更粗，誰的槍桿更硬。秀才幻想兵痞也是可以被教化的，兵痞幻想秀才同樣能被蠻力征服，「雞同鴨講」，南轅北轍，兵痞失去耐心和矜持，單方面拋開論理的基本規則。秀才找錯了論理的對像，於是遭罪難免。
以言治罪不論屬於何種情形，均呈現蠻橫、虛弱、耍賴、不講道理、小題大做、缺乏胸懷等固有印記，且難逃迫害嫌疑。加之以言治罪是以國家權力和「法制」的面目出現的，這就難免讓國家權力和法制建設的臉面顯得不太好看。真理和謬論的區別在於真理具有普世價值，能夠深入人心贏得人心，而謬論縱使反覆播放，在人們的思想體系內也將被自然淘汰。在現代社會裏，以言治罪純屬多餘，君不見在民主國家，公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國家權力尊重人們的自我選擇和判斷。
以言治罪的別稱是禁止發言。以言治罪是一種搶奪麥克風的行為，是一種害怕人說話的行為，是一種間接承認對方所說的是真理並肯定對方影響力的行為，也是一種不被文明世界所接受的野蠻行為。在封建社會裏，文字獄大行其道；在民主國家裏，文字獄絕無市場。文字獄繁衍的土壤專制元素居多，民主元素缺稀。一個國家是否還在以言治罪，是這個國家正在走向文明或蠻荒的重要分野。
「沒有任何人能威脅一個國家，除非所有人都是他的同謀」（愛德華．R．穆諾語）。然而，我們卻驚訝地看到，公權近年正不斷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樣一頂大帽子甩得滿天飛。我認為這是公權力對公民不夠信任的一種表現，也高估了「言」的影響力和破壞力。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中國公民是愛國的，並無「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之心，有些男女之所以愛說話，無非是希望國家更加完善和強大。不分青紅皂白以言治罪，極易對民間的愛國情懷造成潛在的傷害和蹂躪。
胡佳主張基本人權，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楊春林主張「要人權不要奧運」，同樣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某天哪位公民朝天打了一個噴嚏，是否也會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人權≠國家政權，人權和國家政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張冠李戴，顯系偷換概念。我們的國家政權到底是什麼？難道國人哪怕被欺凌、被掠奪、被殺戮、被奴役，也唯唯諾諾，決不主張自己的權利，就是在維護國家政權？胡適先生說過：「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以言治罪到如此氾濫的地步，適得其反，動搖的是人們對法制和國家權力的信任。
廖沫沙挽鄧拓詩有云：「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奸佞覆乾坤」。環視古今中外，我就沒有看到哪個國家的政權是被「言」給「煽動顛覆」了的。杯弓蛇影以言治罪，是作孽，更是笑柄。「昔時贏政試圖用焚書的手段來愚化民眾，豈料權力根基反而被自我毀壞，並落得千古罵名。對言者如臨大敵，何其荒唐可笑！看看當年焚書坑儒的結果——『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覆滅強秦的項羽、劉邦等人，並不屬於『譏議朝政、蠱惑民心』的讀書人之列啊！」（見《廖祖笙：黑惡勢力＝國家政權？》）
當有形和無形的以言治罪若荒草一般蔓生時，國家將被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便也不再是危言聳聽。在社會大轉型時期，隨著貧富差距的無限拉大，以及法制建設和民主建設的步伐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各種社會矛盾顯得日趨尖銳化和公開化，這之間亟需有一個緩衝地帶以及公共對話平台，也需要有一個舒緩社會情緒的出口，應給人們以各抒己見甚至是「罵爹罵娘」的權利和自由。而以言治罪，卻破壞了這種社會緩衝，給整個社會造成了隨時可能噴薄而出的高壓。
各種社會問題需要得到有效解決，也需要多方面的社會觀察窗口，並集思廣益，給社會成員以足夠寬鬆的為社會建言的平台。總靠了管理層盲人摸象，大而化之出台某些政策，不可能解決得了所有的社會問題吧？而以言治罪，給公眾帶來的是「引以為戒」的心理暗示，是在人為製造戰戰兢兢，這在一定程度上便也拒絕了群策群力，使某些社會問題更加解決無望。國家這艘大船航行在時代變革的大海上，多一個觀察員總比少一個觀察員要好。當國家的這艘大船快要觸礁時，也無人及時指出，那麼接下來將要發生什麼，便也不言而喻。
國人在遭受了巨大的不公或創傷時，能夠以言說的方式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至少說明國人的素質如今有所提高，對國家和社會有所期待，這是一種保持克制和文明表達訴求的體現。而以言治罪，究其實質乃行為暴力，一方面自我堵塞了官民和解的通道，一方面也在向公眾進行行為暴力的示範，構成潛在的「誰的胳膊粗，誰就掌握著絕對真理，誰就可以為所欲為」的心理灌輸，從而導致公眾對社會改良產生幻滅，進而崇尚暴力甚而選擇暴力。如此，必給社會埋下巨大隱患，當隱患達到極限時，輪迴就會出現，流血不會停止！這種結果，是官方和民間所想要的嗎？
在這裡，我還是要重複我在《廖祖笙：中國亂象源自政體「四不像」》講過的那段話——
總拿「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大帽子嚇人，不會讓中國走向復興，相反只會讓中國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振興中華，人人有責，國家權力倘使懂得集思廣益，首先就須尊重人權，決不肯輕易去傷害任何一顆赤子之心！世上從來就不存在盡善盡美的政體，一個胸襟寬闊並懂得自我完善的政體，不會自毀名節以言治罪，不會自甘墮落到連「文景之治」也不如，它會自覺從善意的批評中吸取有益的養分，使一個政體更加貼近於人民。「真理之川從他的錯誤之溝渠中流過」（泰戈爾《飛鳥集》），一個成熟的政體，是能夠勇於面對錯誤，並及時修正錯誤的。冷眼旁觀眼前的某些亂象，恕我直言：迫害赤子，不仁不智，無益，當止！
寫於2008年4月15日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