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李白和杜甫是中國婦孺皆知、耳熟能詳的兩位偉大的詩人。他們是中國唐代詩歌的乃至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座不可覬覦的高峰，被尊稱為「詩仙」、「詩聖」。雖然他們共同經歷了唐朝由開元盛世到安史之亂的歷史。然而面對相同的歷史階段，卻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和人格魅力。他們為我們吟詠了千古絕唱，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深遠影響。
一、 詩壇雙子座李白和杜甫

兩位詩壇聖手李白和杜甫的友誼早已成為千秋佳話。儘管李白比杜甫年長十一歲，但兩人可謂一見如故。杜甫在《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中云：「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可見二人的兄弟手足之情。他們不僅有詩歌上唱和，還共度過一段美好時光：曾相會於洛陽，之後便同高適一起游於梁宋。到了晚年，他們更是深深地懷念同病相憐的彼此。在杜甫《夢李白》詩云「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兩人肝膽相照，交情篤深。
李白和杜甫在詩壇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同時他們相似的人生經歷更令人拍案稱奇。

他們從小都天資過人，敏而好學，飽讀詩書，尤其酷愛詩歌：李白年少時博覽群書，「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李白十五歲時的試筆之作《明堂賦》、《擬恨賦》、《大獵賦》等，令他名聲大噪；杜甫在一個具有詩書傳統的仕宦家庭。對杜甫來說從仕與詩歌都是家業。他曾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杜甫善於觀察思考，勤奮學習，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自我評價「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兩個人出生在同一個充滿了激情和進取的時代，李白在年輕時已有建功立業的遠大抱負，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抒發其凌雲之志：「奮其智能， 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 ；杜甫早期也有強烈的「登泰山而小天下」宏偉理想，《望岳》有云：「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為此在青壯年時期都開始遊歷各地，可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積累了成才的知識和見識。

他們都曾有長安求仕，受困長安的苦難經歷。李白髮出了《蜀道難》「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杜甫更是感慨「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抒發了政治抱負不能實現，報國無門的憤懣。他們鵬程萬里的政治理想源於一腔強烈的愛國熱血，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坎坷和遭遇，至死不渝，即使到了生命垂危的暮年，仍時刻掛念著國家社稷的安危！李白在年過半百毅然從戎，自比謝安，希望在談笑間讓叛軍灰飛煙滅，建立不朽的功勳，實現他平生的宏願——濟蒼生，安社稷，然後功成身退，名垂青史；杜甫晚年也是時刻關心時局，推己及人，關注黎民百姓水深火熱的生活，吟出了一首首振聾發聵的、揭露時弊、社會現象寫實的詩句。他的《驅豎子摘蒼耳》「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表達了他的憤憤不平。

兩人都是在不惑之年開始做官，同樣因不擅官場權術，不會圓滑處世被逐，再過漂泊生活，生活的艱難使他們晚年十分淒涼，甚至連人生終結的方式都是驚人的相似：在一葉孤零的扁舟中飄然西去……
正是這些豐厚的學識、豐富的經歷和磨難成就了他們詩歌上的偉大。李白成為繼屈原而後我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並把這一風格推向頂峰。杜甫則是集現實主義詩歌藝術風格之大成者，達到現實主義的最高峰。

但為什麼相似的人生卻使他們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呢？這與他們的家庭、教育、性格和追求等諸多因素有關。

二、李白和杜甫詩歌藝術風格形成原因

李白於公元701年出生在一個帶有留襲色彩的富商家庭。其父李客有較重的俠士義氣，這使李白深受影響。李白從小沒有受過系統正規的儒家教育，但有過人的天分，書讀百家。是集儒家、道家、佛家、縱橫家、法家等思想於一身。他還仗劍任俠，「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他年少時曾廣有遊歷。整個青年時期，正值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歷史上所稱道的開元盛世。經濟和文化繁榮的盛唐社會以及殷實的家道，給了他昂揚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業的理想。但他不齒科舉仕途，選擇了走「終南捷徑」這條道路。公元742年被召入京供奉翰林。李白應召入京時，頗為躊躇滿志，《南陵別兒童入京》詩云：「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而且受到唐玄宗的特殊禮遇：「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但三年的入京生活，讓他看到了盛唐社會繁榮背後的腐敗與黑暗。唐代社會正從它的高峰上衰落下來，導致了他理想的破滅。

這些經歷使他看穿了人生的終極「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於是任酒行俠，求仙問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這一切都對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響，還直接導致了他詩歌浪漫主義風格的形成。在他的詩中有一種飄然出塵的仙氣，又挾著雷霆萬鈞的氣勢，其詩《秦王掃六合》云：「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蔚然而成氣象，才讓李白的詩歌折射出如此奇幻，璀璨的光芒。
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養，少時便接受儒家修齊治平的傳統思想，加之盛唐氣象培育了杜甫磅礡的氣魄和崇高的理想：即一心向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終身都有輔佐君王的願望。但殘酷的現實打碎了他的夢想，天寶六載的考試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縱下，以「野無遺賢」為名拉上了可恥的帷幕，致使滿懷遠大抱負的詩人蒙羞受辱，落拓長安，過著極其困頓的生活。這使他不能不「沉飲聊自適，放歌破愁絕」。幾年後的「安史之亂」，使詩人和人民一起經受戰爭的磨難，在《春望》中描寫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亡國景象，體味了滄海桑田的巨變給人民心靈帶來的創傷。他的憂憤更廣了，常常「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從此，詩人轉徙流宕，漂泊西南。從而形成了他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性格。

杜甫雖一介布衣，卻始終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關注人民的生存狀態，因此，他的詩歌也偏重於現實主義。動亂的社會，個人的坎坷遭遇，使他以滿含血淚的動地歌吟，傳達著一個時代的苦難，傳達著一個儒者的良知和勇氣。他的詩有一種深沉的憂思，無論是寫生民疾苦、懷友思鄉，還是寫自己的窮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闊大的，再加之他歌詠的兩大主題憂國與憂民之間總橫亙著激烈的矛盾，這都使他的詩歌在立意方面必然導致「沉鬱」的風格，其中蘊含著一種厚積的感情力量，每欲噴薄而出時，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養所形成的中和處世的心態，便把這噴薄欲出的悲愴抑制住了，使它變得緩慢、深沉，變得低回起伏。他的詩，以「沉鬱頓挫」的獨特風格雄立於中國文學史，令百世而下歎為觀止。

三、李白和杜甫詩歌藝術風格比較

千古獨步的李白，他的詩歌風格主要形成於唐朝的鼎盛時期。他繼承了自《楚辭》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並不斷發揚光大，最後形成自己獨到的浪漫主義藝術風格。

讀李白的詩，不時就會飄來醉後的醇香。他憨「醉」於太平盛世，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價值，《贈新平少年》詩「何時騰風雲，搏擊申所能」，所以他的詩自由奔放、明快暢達；他沉醉於詩的國度，無論是得意的盡歡，還是失意時的慨歎，他都可以憑藉雄厚的功底，任意抒發胸中萬丈豪情……他還醉心於求仙問道，點「詩」成金，他的詩句彷彿也具有了仙風道骨：不被時空所拘泥，對景物、事物大膽誇張的藝術想像，隨心所欲的換化，天然渾成了浪漫飄逸，在他的《夢遊天姥吟留別》、《蜀道難》等詩中表現的尤為突出；李白喜歡豪飲，鬥酒詩百篇：「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他的詩很多都透著濃濃的「醉」意和淋漓的酣暢：「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為君下箸一餐飽，醉著金鞍上馬歸」、「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同時李白坦蕩的心胸、雄渾狂放的氣勢、高度的愛國熱忱使他的詩歌藝術風格形成了一座崇高完美的巍巍藝術巔峰。

詩聖杜甫的詩歌風格形成於安史之亂時期並在苦難中歷練而成。其詩具有理想和個人生活遭遇羈絆和苦難後痛定思痛的「醒」，這些思想認識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中，得到充分體現。他直接接觸社會底層，時刻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其詩《三吏》、《三別》就高度概括了當時社會歷史變遷。杜甫詩歌的主要風格特徵是沉鬱頓挫，意境開闊壯大，恢弘得足以稱為史詩，感情深沉蒼涼，再現了安史之亂國家、百姓以及詩人自己悲慘的命運，力透紙背。杜甫的詩歌創作達到了我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的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

不同的境遇和精神境界，使李白與杜甫在詩歌創作上，有著很大的不同及價值取向。其創作風格、思想內容皆大相逕庭。

從藝術風格上看，李白的詩往往以飽滿豐富、激昂強烈和充滿主觀色彩的感情來寫詩。他在《江上吟》中自稱「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州」，杜甫稱李白：「落筆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即使在受到挫折時，其感情色彩也是悲憤中仍有昂揚，詩《行路難》中就有所體現「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即使是寫愁苦、飲酒、隱遁，也絕少頹唐陰暗的調子，如《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歌詠的雖是政治失意和人生短暫，但仍然那樣氣勢豪邁，奔放不羈，洋溢著健康爽朗之情 。

李白的詩還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個人價值的渴望與追求。如得意時候就宣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遭受打擊是就堅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不肯向權貴低頭時就怒吼「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追求逍遙時就表示「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處處著有強烈的率性純真、憤世嫉俗、可愛的自我色彩，散發著強烈的人格魅力。

杜甫的詩是對現實進行更深刻、更概括、更精煉的描寫。他善於選擇最富有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來反映人民的苦難。《三吏》、《三別》可謂光輝的範例：「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詩人還善於寓主觀於客觀，雖然飽含著感情，但為了加強感染力，詩人儘量隱蔽起自己，讓詩中的客觀人物和事實站出來講話以感染讀者，《石壕吏》最具代表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全詩無一句主觀議論，但讀者卻能深刻體會到詩人一夜未曾合眼，陪著那隔壁的兒媳默默地流淚的悲傷心境。

李白經常採用大膽誇張手法，生動的比喻或馳騁奇特的想像，抒發出熱烈奔放的感情，詩《北風行》中「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李白詩歌還具有自然飄逸、激情澎湃、清新自然、明麗天成的風格，在詩《王右軍》中「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和《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中也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生動形容。毫無掩飾吞吐之語與矯揉造作之情。杜甫稱讚道：「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李白偏向於浪漫，杜甫偏向於寫實。杜甫經常用剛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現對社會實況的深厚同情。

杜甫詩沉鬱頓挫、凝神煉字，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即使在短篇嚴格的律詩中，杜甫照例能將沉鬱頓挫的特點發揮的酣暢淋漓，如《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第一聯充滿嚮往之情，感情是激昂向上的；第二聯充滿了荒涼之感，感情突轉為悲傷向下；第三聯充滿了敬仰之情，感情再次昂揚向上；第四聯充滿了憑弔之悲，感情又跌入沉痛。幾經反覆一顆英雄惜英雄的沉鬱之心，被表達得極為頓挫有緻。

從思想上看，李白的詩，很多表現出求仙出世和及時行樂的思想；杜甫的詩，很多表現出憂時傷世，悲天憫人的思想「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李白表現了盛唐激昂的、意氣風發、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與風貌是個性與解放的標誌；杜甫繼承儒家傳統的憂國憂民思想，以天下為已任，悲慨傷懷。

三、對後世巨大的影響

李白的詩歌對後代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他那變幻莫測的想像，壯麗而優美的意象，清新明快的語言，豪放飄逸的風格。中唐的韓愈、孟郊、李賀，宋代的蘇軾、陸游、辛棄疾，明清的高啟、楊慎、龔自珍等著名詩人，都受到李白詩歌的巨大影響 。

杜甫的為人民歌唱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首先對唐代詩歌的發展，直接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唐代中葉，以白居易為首的一群詩人所倡導的「新樂府」，就是在杜甫詩歌創作的啟發下所形成的一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

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由白居易而後，又一直貫注到唐末的皮日休、曹鄴、捏聶夷中、杜苟鶴等人的創作中去，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放射著光輝。除此以外，杜甫詩歌在藝術表現方面，也給唐代詩人以深刻的影響，如韓愈、李商隱等都是分別從不同的方面受到杜甫創作藝術的影響，並建立起自己的風格。

唐代以後，杜甫的影響隨著時間的增長變得日益廣泛深入。宋代的黃庭堅、陳師道等，專門追步杜詩奇峭的一面，而形成「江西詩派」。又如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以及金代的元好問，明代的李蘿陽，清代的杜浚、屈大均、沈德潛等等，也都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情況下受到杜甫的影響。

李白和杜甫各以自己的詩歌天才、廣博而精湛的藝術修養以及對現實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認識，運用不同的創作方法，建立各自的藝術風格，從各方面表現了這個偉大而變動的時代，把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詩歌藝術推向高峰, 也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中這兩個流派的最傑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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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葛曉音：《唐詩宋詞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第76頁。
段炳昌：《杜甫》，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1月，第27頁。
李道英，《中國文學史》（第二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05頁。
李道英，《中國文學史》（第二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28頁。
王紅梅：《李白》，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7年4月，第173頁。

參考文獻

1、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唐詩選》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4月，第1版，第122頁。
2、 《李白詩選注》編選組：《李白詩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第38頁。
3、 李道英 ：《中國文學史》（第二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211頁。
4、 葛笑音：《唐詩宋詞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98頁。
5、 王紅梅：《李白》，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71頁。
6、 段炳昌：《杜甫》，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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