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7日訊】我出生於1949年，正好是中共竊取中國政權的時候，五十七年了，我親眼見證了中共的所作所為。今天從一位好心人那裏得知《九評共產黨》，一下子開啟了我的記憶，由多年的無可奈何的麻木狀態猛醒過來了。

我的父親曾經是上海一個工廠的老闆，中共這個幽靈把我家的財產霸佔了，美其名曰所謂「公私合營」，而後把我爸爸監督管制、勞動改造。我從小就背了個出身不好的包袱，文化大革命中被趕到農村受盡苦難。中共幾十年來，為了一黨獨裁的所謂「穩定」，農民、商人、知識份子、工人、學生、編輯、記者、作家、藝術家、城市居民，哪有不挨整的。連信佛、信神的修煉人都遭到鎮壓，甚至被活摘器官，焚屍滅跡。8000萬人被它殺害了，這只有魔鬼才能幹得出來。我全家都信佛，知道善惡有報，中共壞事做絕了，天滅中共的日子到了。只有發自內心深處與中共決裂，才能保住平安。值得慶幸的是：由於出身不好，我從小挨整受欺負，有氣沒地方出，只好借調皮搗蛋來發洩，因此沒能入黨、入團、入紅衛兵和少先隊， 沒有對著血旗發誓，沒有打上獸的印記。但在歷次整人的運動中，為了過關，違心的說過不少話，寫過不少所謂的思想匯報。今天我嚴正聲明：遠離邪惡，脫離中共，凡過去所說過的、寫過的為中共歌功頌德的話一律作廢。

漆勿要
上海

以前傳說豺狼會掏人心肝剝人皮，而今中共卻比豺狼更毒、更兇

看到中共惡黨「內部人士」及證人揭露瀋陽「蘇家屯秘密集中營」，從2001年起關押了六千多名法輪功學員，至今已有3/4的學員被掏空內臟器官、摘去眼角膜、剝去皮後，活體焚屍毀滅罪證。（因焚屍爐是鍋爐改裝的，連骨灰都混在煤灰一起倒掉了）的驚天消息後，我們萬分震驚和憤慨，我們的心也在流淚。

以前傳說豺狼會掏人心肝剝人皮，而今中共惡黨卻比豺狼更毒、更兇。我們痛悔當初上了惡黨「偉光正」的當，現在立即聲明退出惡黨一切組織，並為數千名已被焚屍的「法輪功」學員哀悼，並要求國際正義組織及力量快速採取措施，保護蘇家屯還未被殘害的其餘法輪功學員。並追查中國各地，到底還有多少個蘇家屯式的集中營在殘害堅持「真善忍」正信的具有可貴良知的法輪功學員。一定要把這些卑鄙殘忍行為徹底曝光，將法西斯暴徒及幕後策劃者繩之以法，推上歷史的斷頭台。

孫奇、周麗、姜月等
中國大陸

當年父親是老幹部 一輩子跟邪黨走受騙不淺

想當年我父親是老幹部，一輩子跟邪黨走，唯唯諾諾，現在看來受它的欺騙不淺。我生性老實，懼怕黨員會上的整人風氣，所以除所謂的紅小兵大幫哄加入外連團也沒入過，我妻子的舅舅在文化大革命時，邪黨組織調查他的小妹妹是一個台灣的官太太，舅舅死活說沒有，被打得一隻耳朵聽不到任何聲音，後來小妹妹從台灣回來看哥姐，才知道這惡黨卻是這般邪惡兇狠，可你到哪個地方說理去啊。看現在這惡黨更是兇殘暴力、貪贓枉法。一聽說退黨、團、隊，我們夫妻同意，我們聲明退出中共惡黨的附屬組織共青團、少先隊。

洪勝、張福
大陸瀋陽

誰決斷了礦工的生死（評論文章）

黑龍江省鶴崗礦難已被認定為責任事故。責任事故，這個定性聽得已經非常多了。除了地震和洪旱災害，我們聽到的幾乎所有重大人員死傷事件，都會被定性為「責任事故」。這樣的定性，表明將有人為死傷而承擔責任，但也明白地表示，死傷原本不是非發生不可。對於傷者，這是枉傷；對於死者，則是枉死。

責任事故，其實又是沒有人能夠負得起責的事故。事故的責任可以被追究，但誰能對傷者的疼痛有任何減緩，誰能對死亡有任何回轉之力？責任事故，不過是告訴我們事故屬於人禍，但沒有人具備把事情恢復原狀的責任能力，對生命來說，尤其不可能。

鶴崗礦難被認定為管理混亂所致。4年前，同屬龍煤集團的七台河煤礦曾經發生瓦斯爆炸，索命170多條。今天，同樣的原因，100多條生命又被斷送在龍煤集團手中。礦難在哪個礦裡發生，原不分國有民有，大型小型。一直以來，我們得到的概念，似乎礦難就是民礦、小礦或者私礦的特產。我們的譴責，經常指向「黑心礦主」。然而，真實的情況或許是，礦大礦小只不過意味著礦難的規模，而國有民有，礦難的概率也是同態分佈。礦難在各種礦的發生頻次，只是顯示各種礦的數量比例而已。
　　
黑龍江省省長栗戰書談到鶴崗礦難的原因時說，國有重點煤礦近四年安全形勢比較平穩，一些煤礦企業思想麻痺；一些產煤市地方政府不能妥善處理髮展和安全生產的關係。這些話耳熟能詳。如果更加本質一點，我想說，麻痺也好，不能妥善處理髮展和安全的關係也好，無非是把生命視為採掘的工具。作為一種生產工具，人不再是血肉之軀，不再是感情和希望的發生者，也不再是一切行為的目的，而僅僅是「生產力」的一個方面。

誰在井下，誰在生產的現場，誰的生命將會置於危險？決策者、管理者顯然不在那樣的處境，但可以作出一種麻痺和危險的決策，而工作者是被決策和被管理的。這就是說，一些人決定了另一些人將要冒著危險去採掘煤炭，他們有資本麻痺和擺不正發展與安全的關係。那些性命置於危險境地的人，是不會麻痺，不會擺不正關係的，但他們不能決定自己是否能夠擁有安全的生產條件。有人對他人的生命不負責，有人對自己的生命無法負責，從而，死亡的決定者與被決定者體現了社會和階層關係的現實。

這是怎樣的社會分工？一部份人分工為決斷他人的生死，將一部份人分工為「被迫死亡」。難道一個文明的、現代的、法治的、道德的社會，其社會分工可以允許這樣進行嗎？由此來思考，我們會明白「安全問題」，實際上仍然可以歸結於權力問題。權力決斷了生命，而當其作出決斷之時，是自行其是的，可以麻痺，可以擺不正關係，它並不承擔有人要求它不麻痺並擺正關係的壓力，而只能由「責任事故」的血腥來逼使其略略顯示一下沉痛的臉色，但那種決斷的權力並未被終結，從而下一次「責任事故」仍在孕育。

一種反道德、非人道、非法律的生產，其產品是否應當受到抵制，一種對他人生命加以輕妄決斷的權力，其合法性是否應當被審視？採掘意味著死亡，權力意味著輕妄決斷生死，這種狀況極不人道，而且必須改變，無論我們要為此付出多麼艱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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