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楊婕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報導）梁雷，哈佛大學作曲博士，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音樂系助理教授。一九七二年生於中國天津，四歲開始學習鋼琴, 六歲時寫出自己的第一部音樂作品，十七歲作為高中生赴美留學，二十五歲被產生過十六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哈佛大學院士協會聘為青年院士。除了獲得眾多獎項與榮譽，梁雷還受邀為紐約愛樂樂團、海倫堡愛樂樂團、台北國樂團、上海絃樂四重奏等作曲。

梁雷及其作品被西方藝術家評為「為恢復中華傳統文化所尊崇的『文人』氣質起了先導作用」。中國音樂學院李西安教授評價梁雷「對中國文化意蘊（包括原典）有獨特領悟和表現方式」，音樂學家班麗霞評價他的作品，「在極其簡潔的旋律內部有著豐富細膩的色彩流動，寧靜自由的呼吸之間，蘊含著對藝術、人生、宇宙的深刻思考。」

採訪梁雷，是一個輕鬆愉快的過程。我們在一家梁雷和太太 Takae 最喜歡的咖啡店見面。同來的還有他們剛過三個月的兒子，不過他一直躺在舒適的小推車裡美睡。梁雷說話聲音不大，平靜的語音和少有裝飾的詞彙，傳遞著他對中華文化的獨特理解和對音樂的摯愛，也讓聽者真實地感受到他內心蕩漾的激情和純真的生命力。

梁雷說，中國人有很強烈的自豪感，但這種自豪感經常是非常空虛、盲目的。他認為，重要的是，怎麼樣才能從文化的意義上「掙來」、「得到」這種自豪感，這種真正的自信。從某種意義上說，梁雷的學習和創作歷程，就是一個不斷掙得對中華文化自豪感的過程。

（接上期）幸遇良師 體驗中華文化

一直到在哈佛念博士，梁雷除了閱讀和手抄了大量的中國原典外，還讀了很多西方哲學、印度建築等多方面的書籍，加深了他對中華文化的理解。他說，「我感到中華文化充滿人性，非常有個性，非常有獨立性，非常開闊。很奇怪的是，在中國找不到中華文化，而是到了美國，要憑自己的想像力和學習，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重建一個對自己有意義的中華文化。」

梁雷說自己特別運氣，在波士頓求學過程中「碰到」許多良師益友，直接影響到他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和體驗。

當時哈佛大學有不少很早移民到美國的華人教授。梁雷曾住在哈佛音樂系和東亞系趙如蘭教授家裏。趙如蘭是被稱為「漢語言學之父」的趙元任（1892－1982）的長女。「趙如蘭教授家裏有很多古書、線裝書，比如《四部從刊》等，就在家裏放著。我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裡受到很多熏染。」

梁雷這樣記錄他讀到線裝的《四部叢刊》時的感受：「當指尖觸摸著柔軟的宣紙，眼睛看到柔和的淡黃色，腦海映入大大的豎行方塊字時，我經受到了精神與感官的全方位體驗。在這個過程中，我不僅在思想上觸及到中國文化，而且彷彿在身體感官上也『觸摸』到了一個失去了的『中國』！這種感動是很難用言語形容的。我想，我心中的中國就是在這種精神與感官的『品嚐』和『觸摸』中逐漸自己建造起來的。這個『中國』與我生活過的「中國」產生出了距離，或許是虛幻，是夢，但由於它，我的內心逐漸變得充實。」

梁雷和早年來美的華人教授一起去看臺灣故宮在紐約的展覽，感到他們「對中華文化的體會非常深刻，就像是活在那種文化裡。」梁雷說，「跟他們在一起，我得到很多我在中國得不到的東西，覺得中華傳統文化又活在我眼前。」

梁雷很珍惜能結識這些良師益友，「能跟這樣的人在一起都是一種機緣。我們說萬里長城，有時我感覺近代中國在文化上蓋了一個長城，一座切斷自己文化的城牆，徹底把自己和自己的過去斷開了，而我從這過程中，我產生了一個很強烈的慾望，我希望能從新跨越到牆的另一邊去，和自己的根從新連上。我和這些前輩們在一起時，我感到我的手能握到他們的手，我能到牆的另外一邊，體會到一種非常高貴的，一種還活著的中華文化。」

梁雷還和京劇大師倪秋平成了忘年交。「我們談了很多次話，講京戲，講中國傳統藝術的美。」

梁雷還認識了來自大陸的史學家陸惠風。「陸惠風自己開了一個農場，我去幫他蓋房子，我的唯一要求就是他只需給我最低的象徵性的薪水，但每天幹完活，要能和他一起喝茶聊天，聽他聊中國的歷史、文學等。」這樣的聊天，是梁雷最盼望的一刻。

經常在一起聊天、看畫的還有在哈佛大學法學院任職的郭羅基教授。梁雷說，「好多老師都是在國內碰不上的。像郭羅基這樣好的老師，他如果在北大，在清華教，能教多少有才華的學生！可是他在中共的黑名單裡，不能回國，因為他是上告共產黨違法的第一個中國人。只有我這麼有運氣的人才能跟他學，很可悲的。這樣的事太多的，波士頓有很多這樣的流亡學者，我接觸到不少這樣的人。」

在音樂中展現中華文化之美

談到音樂創作，梁雷說，「有人評論我的音樂，說能看到東方文化的東西。如果我能得到中華文化的精神，我希望能通過一種我自己的方式，用一種新的音樂語言，一種對自己來講很真實的表現方式，用個人的音樂體驗和想像力，來表達中華文化、亞洲文化特有的美感。我覺得這樣更能展現文化的生命力。這也意味著要學習中西古今，但在創作的過程中要打破中西古今的束縛，因為文化的生命力恰恰在於它的變化的能力，演變的能力。」

梁雷介紹說，「中國音樂本身是非常開闊的，其豐富的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現在願意把她概括成的簡化的認識，比如說音階，有人說中國音樂是五聲音階，但如果看編鐘，是十二音階；全世界古老的、流傳到現在的古琴曲，《幽蘭》，它有五聲音階，七聲音階，九聲音階，非常豐富。所以我總是惦記著中國音樂的豐富性和開闊性。我教課時也告訴學生中國音樂不能把它簡化，不能簡單地貼標籤。」

「即使是民歌也很複雜。比如說，蒙古民歌。我聽色拉西的音樂，就感到那種大自然，沒有裝飾過，純原始的生命力，所以我很受感動。蒙古人有那麼多優美的歌，他不是把那些長調拉得更優美，他是把那些音樂裡生命的內涵，那種孤獨感，更強烈地表達出來，很深刻的美， 很『真』的美。」

梁雷的創作就是力圖展現這樣一種「真」的美。他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和自己的人文修為，也就很自然地、以獨特的方式體現在他的作品中。

Takae是一個羽管鍵琴演奏家，兩人相識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緣份和「募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之意境。梁雷說Takae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從她那裏能得到最誠實的反饋。太太則說聽梁雷的音樂，會把她帶進一個清新的、不同的世界，讓她心無雜念。

梁雷笑說，「中國了不起的音樂都可以起到淨化心靈、提升精神的作用。很多古琴音樂，琵琶音樂，是非常高雅，非常深刻的，這也是我想推薦給喜好中國音樂、但又不瞭解中國音樂的學生，連中國人自己也很少聽到這樣的音樂。」

重建文化的努力和希望

梁雷還談到有一次回中國時去拜訪在中國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廟宇建築，「這些地方現在是俗不可耐，我看了後非常痛苦。」日本朋友寫信時告訴他，現在亞洲最古老的唐朝的佛教建築，在日本奈良還保存得很完好，如果想看可以去那裏看。

梁雷說，「我看完他的信就哭了，更痛苦了。美國九一一事件後，把世貿大樓遺址叫ground zero. 中國從文革以後，從文化意義上來講，整個是一個ground zero，精神和文化上的零點地帶、低谷。我們可能要用幾百年的時間重建文化，這是非常可悲的。」

梁雷的聲望越來越大，他也就利用儘可能的機會，「以個人的能力，實現重建我心裏的中華文化的理想。」他和太太一起經常到中國參與鋼琴比賽等藝術活動，跟國內的年輕人接觸，有機會跟他們談這些問題。

梁雷略帶歎息，「現在一些大城市的學生，有一種自滿的感覺，好像覺得自己什麼都見過，很了不起的樣子，真正想學到真東西的態度失去了，特別可惜。」

但是讓他感到珍惜的是，他說，「反而是在一些小一點的城市，有很多非常有才華的學生，而且他們學習知識的那種飢渴和衝動，讓我感到很可貴。」

梁雷鼓勵學生，不要把獲獎、出名看重。他說，「如果學習有這麼強烈的功利心的話，就沒有可能產生真正了不起的音樂大師。」他經常讓學生想的是，為什麼來學習、追求音樂？音樂對你意味著什麼？它給你精神上而不是物質上帶來的是什麼？他說，「到了那時才能真正談音樂，否則都不是音樂。文化是音樂的基礎，我希望人們對文化的關心，遠遠超出對個人功利上的關心。」

「我們中國人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開個玩笑，有的人以購買假貨為榮，就是因為假貨可以做到以假亂真的地步。但我希望把這種生命力、創造力用在正確的地方，能使我們的文化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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