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1日訊】伴虎伴君今古訓，屈從虎穴暫棲身。
得留札記申明白，萬歲三呼心內嗔。
「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後，有人把「十年浩劫」的責任卸在林彪的頭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們信以為真，成為他們的義務宣傳員。而林彪早有先見之明，留下《日記》以便洗刷自己的罪名。
奪權
林彪在《日記》中寫道：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奪權鬥爭，是「B52」（林私下對毛澤東的稱呼）授權眼鏡蛇（林私下對張春橋的稱呼）、婆娘（林私下對江青的稱呼）搞的。全國各處，從上至下、天南地北展開奪權鬥爭。誰奪誰的權？婆娘代「B52」 到處放炮，到處打、砸、搶、抓、鬥，到處埋下仇恨種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勢繼續亂，二十五個省區告急癱瘓。動用武裝部門、保衛部門武器參與武鬥。雙方都堅持忠於同一個神，同一 個魂，同一個旨。
「B52」對局勢的發展開始感到不安。每天上報武鬥傷亡數目數千人。提出軍隊下去支左穩定局面，如不行，實施軍管。我說，是個好的決策，但軍隊下去要有個方向，有個時間表，軍隊本身有戰備任務。
文革中的奪權是毛澤東未同文革其他領導人商量而獨自發出的號召。以致陳伯達和周恩來在1967年1月1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誓師大會」上，先後講話中都強調了反對「接管風」。此時說的「接管」，實際上就是奪權的另一種說法（後來才統稱為奪權）。陳伯達明確指責說，接管風是走資派的「新花樣」，讓造反派接管，他們跑到台後，讓我們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搞得不好，他們看笑話。他提出，除個別地點、機關外，應該大量採取派群眾代表監督的方式。周恩來在講話中也強調了不要形成接管風。
據王力回憶：陳伯達的上述講話大會剛散會，毛主席馬上知道了，馬上開會批評陳伯達。毛主席說：就是要奪權，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毛主席然後講了一大篇的話，後來寫成《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這就是號召奪權口號的背景，這是毛主席的系統的思想，是第一篇公開號召奪權的文章。
身為「副統帥」的林彪，面對統帥提出來的業己轟轟烈烈的奪權運動不能不表態， 1月23日，林講： 「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有的早奪，有的遲奪」，「或者上面奪，或者下面奪，或者上下結合奪」。可是「九一三」事件後，有人就抓住林彪「1月23日的講活」不放，作為林彪「策劃奪權」的罪證大肆宣傳。
據王力回憶，在林彪講話前即在1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的講話：「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奪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後，是什麼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再判斷」 。王力還說：「這也有檔案可查」 。並強調「周總理傳達的毛主席這段話後果很嚴重」。
反擊二月逆流
林彪在《日記》中寫道：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一批老帥鬧了懷仁堂，是衝著「B52」的婆娘和幾個得意忘形的先鋒的，激怒了「B52」，下令叫老帥去休息。總理也給批了：搞折衷主義。文革幫取代了政治局，一場風暴會逼來。
「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居然說出「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這樣明顯歪曲事實的話，真是天大的笑話。
老人們都還記得把1967年1月中旬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軍委常委碰頭會（即「大鬧京西賓館」）和2月中旬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碰頭會（即「大鬧懷仁堂」）統稱為「二月抗爭」（即當年批判的「二月逆流」），在「大鬧京西賓館」中，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後來被稱作林彪的「心腹大將」）的黃永勝，就公開發言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葉劍英把會議情況報告了林彪。林彪也表示對中央文革的不滿，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他還把江青叫到毛家灣家中，大發了一頓脾氣，盛怒之下把跟前的茶几都掀翻，還喝令葉群把江青趕走…… 毛澤東在聽取江青等人關於所謂「大鬧懷仁堂」的情況匯報後，大發雷霆，責令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決定對他們三人進行批判。
這個「反擊二月逆流」又是毛澤東未同中共其他領導人商量獨自作出的決定。在所謂「二月逆流」高峰的2月17日，譚震林懷著滿腔忿恨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醜化黨」、「真比武則天還兇」。林彪無奈將此信轉報毛澤東，說：「譚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預料之外」。 林彪用「糊塗」、「墮落」這樣的字眼，顯然是在搪塞。據「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譚震林分別寫了給林彪和毛澤東內容大致相同的信，「林彪和葉群在看到這封信之後，大受震動。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還是什麼都不說。葉群則感到這封信將給自己帶來一場災難：林彪對之表態不是，不表態也不是。因此她趕緊把這封信從秘書手裡收回去，一再叮囑我們『對誰也不要講』」 。
「然而沒過兩天，林彪又把譚震林的信批給了主席。……主席閱後將原件退回毛家灣，林彪見到後將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紙簍裡。後來葉群又背著林彪將這些碎紙片撿回，並將它貼在一張白紙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櫃裡。這是林彪發洩對毛澤東不滿的真實一幕……」 當毛澤東在2月19日凌晨召集嚴厲指責譚震林、陳毅等人的緊急會議時，本來通知了林彪參加，但林彪以「身體不好」為由請假，派了葉群作為他的代表…… 後來在「反擊二月逆流」時，江青因「大鬧京西賓館」事非要壓黃永勝作檢討，黃永勝在請示林彪後，始終頂住沒有理睬。江青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可見，「林彪一夥」實際上直接（如黃永勝）或間接（如林彪）地參與了「二月抗爭」。
武斗
林彪在《日記》中寫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運動要失控：學校停課了，工礦企業大部份停頓了，農村也要革命了，黨政機關都反了，全國都動了。
「B52」說：「亂一亂怕什麼？大亂才能大治」。上海十多萬人參加武鬥，全市癱瘓。伯達問我意見，我意見很簡單：「武鬥不行。誰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戰爭。我反對武鬥、打人」。我問總理：「上海是不是那個眼鏡蛇搞的？」總理告訴我：「一、很反對武鬥；二、情況不怎麼瞭解，要等最高指示」。
（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國大規模武鬥的開端。）
正當1967 年夏，全國到處爆發大規模武鬥，許多地方出現了群眾組織搶奪解放軍槍支用於武鬥的情況。毛澤東正在武漢，想親自處理武漢問題，對搶槍武鬥等情況居然持樂觀、欣賞態度。7月14日，毛澤東在同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談話中說：「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廬山、贛州經過大武鬥，形勢大好，陣線也分明了」。另據王力回憶：「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說：『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 。主席還誇獎鋼工總在水院修築工事好，還說自己要親自去看一看」。另據「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當他把各地武鬥情況向林彪匯報時，「林彪似也牢騷滿腹。他自言自語：『文化大革命，變成武化大革命嘍』！」
7月下旬，林彪聽到關於各地發生搶槍事件的匯報後，口述了給毛澤東的信，大意是：武漢事件後，亟待處理的一些問題正在處理。對於陳再道等人的問題，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針辦。……當前的問題仍然是兩派對立，武鬥升級；特別是少數群眾組織搶奪部隊槍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發生，情況比較嚴重，因此急需採取一些嚴厲措施，否則……。兩天後從上海帶來了毛澤東的親筆批示，說，對於群眾搶槍的事，不必看得過於嚴重。所謂群眾搶槍，有些地方實際上是部隊向他們所支持的一派發槍。因此，對此事的處理似可不急，待時機成熟後再去從容解決。
8月4日，在上海的毛澤東以「潤之」的署名單獨寫信給江青，認為全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因此要武裝左派，決定發槍，「好像部隊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裝」。
如此涉及軍隊的重大決策，毛澤東不與林彪商量，卻寫信告訴江青。此信「提出『應大量武裝左派』和實行『群眾專政』兩個問題，稱『如此左派聲威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 。 就在同一天，張春橋、王洪文指揮上海「工總司」向上海柴油機廠群眾組織「聯司」發起武力進攻，對「聯司」一派實行了血腥鎮壓。而這一公開的大規模武鬥就在毛澤東的眼皮下進行。沒有毛澤東的首肯或默許，張春橋之流能這麼膽大妄為嗎？這可真是「左派聲威大振……」啊！
8月25日由毛澤東批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中，就按照毛澤東這一思想公開提出：「關於武裝革命群眾，必須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弄清情況，通過協商，報告中央批准，然後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 。 毛澤東有關發槍武裝造反派（即所謂「左派」）的想法，造成了給武鬥火上加油的嚴重後果。「全國被群眾組織搶去的部隊槍支和民兵槍支共有多少？後來總參有關部門上報了一個大概統計數字：500多萬！這就是說，被搶去的槍支恰巧與當時全軍兵力的總數相等！」 然而，毛澤東對這一期間（1967年7、8、9月）全國各地爆發大規模武鬥的「全面內戰」情況居然給予高度評價：「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打倒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在「楊、余、傅」問題上，「林辦」秘書張雲生明確寫道：1968年3月24日（即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軍隊幹部大會宣佈對楊、余、傅的處理那天，書中錯排為「2月」和「23 日」 ）下午，「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汪東興4人來見林彪，據說，他們是奉毛澤東的指示，來向林彪通報中央碰頭會的情況，就處理楊成武等人的問題徵詢林彪的意見。中央的決定已經作出，現在來徵求林彪的意見只是一個程序」。此外，林彪在大會上講：「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的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的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
此時毛澤東正在幕後，林彪、周恩來等講完話後，毛澤東才走出來與全體與會者見面。據參加了那次大會、後曾在林辦幫助工作的官偉勳回憶：事後林豆豆（林彪的女兒編注）從外地回到北京，去問林彪：「楊成武有什麼問題？為什麼打倒他？」林彪竟回答：「是啊，楊成武有什麼問題？」林豆豆說：「是你發表的講話，下邊都傳達了，你怎麼會不知道楊成武是什麼問題？」林彪說：「是啊，我講了些什麼來？把葉群叫來，楊成武到底有什麼問題，讓她講講！」林豆豆出來就對秘書們講：「你們看，這就是我們的副統帥，他自己講的話，拿掉了楊余傅，他還說他不知道楊成武是什麼問題。」 我們雖不清楚毛澤東為什麼要在剛打倒了「王、關、戚」三個文人後接著又下決心打倒「楊、余、傅」三個軍人，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這筆賬怎麼也不能算到林彪一人身上。
打倒劉少奇
林彪在《日記》中寫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好不尋常！我、伯達、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貴客，還有婆娘。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來覆去問：「中央有人要搶班奪權，怎麼辦？要搞修正主義，怎麼辦？」又問：「軍隊不會跟著搞修正主義吧！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書記處都要排斥姓毛的。毛還是黨的主席、軍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個天翻地亂。」
今天，毛來電吩咐說：「昨天我生日，心情舒暢，酒喝了過多，發了一通，不算數」，要我們不要傳開。我想毛下一步要從北京市委、從計委、從中辦、從文化部開刀。
林彪在另一則《日記》中寫道：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一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剷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
（按：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十六日，會議通過由陳伯達、康生起草，毛澤東作了七處修改的《五一六通知》。通過時，朱德、陳雲、李富春三人棄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決意要除劉、鄧。劉鄧提議，六一年八月召開黨的九大。毛說：要請長假調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開九大。毛說：要返故鄉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復辟搞修正主義，六四年是排斥毛奪權。
毛在會上指：劉鄧主要還是五十天的問題，能認識、檢討就可以了。會後，和伯達、康生、謝富治說：劉鄧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特別是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B52」下指令，要整一批不服氣、不買賬的老帥，藉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權力。婆娘、謝、張（春橋）鋒芒畢露，執行「B52」部署不遺餘力，黨心、軍心、民心會發自內心：「毛主席萬歲！」
眾所周知，「打倒劉少奇」的決策更是毛澤東獨自一人作出的。當他1966 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時，林彪還躲在大連「養病」沒有到會，對此一無所知。據楊成武回憶：「黨中央於 1967年春成立了對幹部的專案審查小組，組長是周恩來，副組長是陳伯達，成員有江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人」。下轄的「王光美組，實際上是負責審查王光美和劉少奇二人的所謂『問題』，……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指定康生、江青等人分管該案」。
1967年1月13日夜，毛澤東突然派秘書徐業夫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去談話。但毛澤東卻並沒有明確表示什麼，劉少奇向他提出辭職，願意承擔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以儘快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澤東卻不置可否，而莫測高深地建議劉少奇讀法國海格爾的《機械唯物論》、狄德羅的《機械人》和中國古代的《淮南子》等書。王光美當時對劉少奇的秘書說： 「毛主席見到他第一句話就問平平的腿好了沒有，可見毛主席對我們這裡的事還是很瞭解的」 。這句「可見毛主席對我們這裡的事還是很瞭解的」真是意味深長。因為此前在中南海劉少奇住地已經連續發生了造反派以「平平受傷」為名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去接受批鬥、中南海造反派高呼著「打倒劉少奇」的口號進入劉少奇住地貼批劉大字報等事情。
此後不久，3月16日，毛澤東就批准下發了《中共中央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出獄問題的批示》，其中特別寫明：「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干的」。出獄後，「由於劉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們安插在黨、政、軍的重要崗位上」。 接著，3月3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和4月1日《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同時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進一步掀起了對劉少奇展開「革命大批判」的浪潮，這篇文章向劉少奇提出咄咄逼人的八個「為什麼」（即八條罪狀），並自問自答地公開宣佈「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此文就是由毛澤東親自於3月下旬修改定稿並稱為「寫得很好」的。
劉少奇讀到這篇在毛澤東看來「寫得很好」的文章時，氣憤地說：「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贓！」並把刊登文章的《紅旗》雜誌摔到地板上 。緊接著，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在5月8日由《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等同時發表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公開批判劉少奇的重要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也是經毛澤東多次審閱修改並親筆加寫了一些文字後批准發表的。但毛澤東並不以此為滿足。8月28日，毛澤東在上海審閱修改姚文元及其寫作班子寫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時，在批示中要求： 「還宜在二三個月內寫幾篇批劉文章，你是否有時間擔負起來。明後日擬和你一談」。真是一心「痛打落水狗」。
9月下旬毛澤東回到北京後，親自召集會議，把給劉少奇歷史問題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來，要求把它作為召開「九大」的各項準備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來抓，並且一直抓得很緊。因周恩來對抓這一專案不賣勁，一直無法取得重大突破，毛澤東決定由江青接管此案，並由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從旁協助，儘快把劉的歷史問題定下案來…… 而林彪呢？除去在幾次公開會議上按照中央的安排和毛澤東的意圖作過「批劉」的講話外，看不到有什麼作為。對於將劉少奇定為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中央專案組審查報告，林彪的批示是「完全同意」和「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在這裡又一次向歷史表明，此審查報告是江青一手包辦的，與我無關。
林彪私下裡還對林豆豆說過：「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劉沒有道理」 。 據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紅衛兵「揪劉火線」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紮寨」掀起 「打倒劉少奇」高潮中，一天我給林彪講一份中央文革關於清華大學造反派學生領袖蒯大富的材料時，「林彪隨口說了這麼幾句令我當時頗為驚奇的話： 『劉少奇是黨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劉少奇，實際是反黨！』」
清查五一六
「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本來只是一個受極左思潮影響而自發建立起來以炮打周恩來為主要目標的青年學生組織。1967年9月7日，新華社播發（《人民日報》次日發表）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公開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組織」「五一六」的問題。毛澤東為此文加寫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份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此後，「清查五一六」逐漸擴大成為全國範圍的一場大運動，其罪名擴大為「三指向」（即鬥爭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指向人民解放軍），其打擊面之寬，清查時間之長，成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冤案。《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中的「清查五‧一六運動」辭條中說：「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就抓『五‧一六』問題作了『新的指示』。林彪號召：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五‧一六』徹底搞出來」 。 但據「林辦」工作人員所瞭解的情況，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林彪一直在蘇州 。因此林彪這個「召開大會」和「號召」是否準確？除去這一句話外，在整個清查「五一六」 運動中，看不到林彪有什麼具體作為。倒是毛澤東和其他人有不少具體指示。
有關「第一號號令」
所謂「第一號號令」而指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共發佈「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襲」緊急動員令。
關於這件事，林彪幸好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的日記中有著這樣記載：
會議發生爭議，氣氛很緊張。「B52」突然離題提出，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蘇修要宣佈開戰，美帝準備入侵，蔣介石部署反攻大陸，印度要侵佔西藏。到會的都給突發性幽靈所勾劃出的最新情報怔住，都提出了疑問，等著總理、我的態度。我還是不想表態，被「B52」點了名，就說了：「蔣介石反攻大陸還要老闆點頭，加大擾亂、挑釁，會的。另一個因素看，我們局勢能穩定下來、正常了，諒不敢大的軍事挑釁。蘇修宣佈開戰，還得有個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戰陷得很深。」三個老帥也認同我的分析。
「B52」當即發怒：「看來我和親密戰友不夠親密了，我又變成了少數。我以黨主席提議，民主表決。同意我的意見請舉手，反對的不舉手。」通過了。一個老帥改變立場，四人未舉手。（按：三個老帥指朱德、劉伯承、葉劍英，是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改變立場的是葉劍英。四個未舉手的是朱德、林彪、劉伯承、陳伯達）。
事後毛澤東倒打一耙，即 「九一三事件」後，在中共中央下發的有關《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上是這樣說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發佈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這樣的大事，竟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
毛死後，有關「第一號號令」，當事人和所謂研究者有過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第一號號令」事先是否報告了毛澤東。毛的保鏢汪東興回憶說，林採用電話記錄的方式，於十月十九日用急件傳閱給毛澤東，先交周恩來，由週轉毛閱。汪將傳閱送毛，毛一臉不高興的樣子，說「燒掉」，自己拿起火柴點著了傳閱件。當天晚上，周恩來打電話給汪，問毛看過緊急電話通知沒有，汪告毛已經燒掉，周驚詫未語。
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增訂版有一個引人注意的修改。這本書一九八一年版本的敘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被毛澤東發現後制止」。修訂後的敘述是：「同日，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做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刪去了「借口」、「擅自」等語。）
時到八十年代中期，黨史編寫人員不可能不看《林彪日記》，而這些人仍抹著良心編寫黨史，企圖繼續欺騙人民。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欺騙全體人民於一時，也可以欺騙部份人民永遠，但你不能欺騙全體人民於永遠”。
現在有了《林彪日記》作證，上述論點純屬栽贓行為。
一打三反
從1970年1月開始，「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全國展開了聲勢凌厲的「一打三反」（即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運動。這一運動實際上以「一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為中心，而所謂「現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對或「破壞」「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人。《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一書記載：「據統計，1970年2月至11月共10個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萬多名，許多案件屬於冤假錯案」。這一年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許多地方都有像遇羅克這樣的思想先驅者被槍斃，像張志新這樣的優秀共產黨人被判處死刑……而這一運動是怎樣開展起來的呢？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月30日 （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並提出：『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三十一日，指示發出」。
總之，客觀地回顧「文化大革命」的具體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在總的方面，其實只算得上一個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所謂「親密戰友」、「副統帥」，不過是毛澤東用於一時的擺設而已。 不過，林彪這個觀潮派、逍遙派，又不同於一般幹部和民眾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而有其特殊性。因為林彪的地位特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副統帥」，許多事情顯得像是他在直接領導、發號施令。周恩來上報的或毛澤東批示下發的文件，一般都要到林彪那裏走一趟，由他批幾個字或畫一個圈。長期以來，特別是毛澤東及其徒孫們操縱輿論的「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故意把毛澤東和別的領導人的批示和表態隱去，而對林彪的「畫圈」或批示、講話則取其所需大肆渲染，從而給人造成一種只有林彪在製造動亂的假象。「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對毛澤東與江青、林彪與葉群這兩對當代中國政壇上特殊的「政治夫妻」，對江青和葉群這兩個特殊身份的人物，又採取了顯著的雙重標準：對江青所幹的壞事，儘量說成是與毛澤東無關，儘量為毛澤東洗刷、開脫，儘量渲染毛澤東對江青的一些批評、指責；而對葉群所幹的壞事，則儘量說成是林彪的授意或林彪的責任，儘量籠統歸罪於「林彪集團」……這樣，儘管「文化大革命」已被徹底否定了幾十年，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林彪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氏徒孫們借「批林批孔」運動「妖魔化」的那個形象。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書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他說：「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裡，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瞭解，不知文革運動怎麼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臺，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著實難堪」 。
楊成武後來也這樣回憶：「林雖是副統帥，但常委碰頭會、軍委、國務院；國防、外交、經貿等等，都是周恩來管，具體事沒給林彪權」 。
「林辦」秘書張雲生在談到林彪對開始出現武鬥的態度時說：「也許他並不贊成這樣做，因為他多次在背地流露過對『武鬥』的不滿，但他的『接班人』角色卻形同虛設，沒起什麼作用」。從「文化大革命」中震動一時的「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一案也可以看出林彪「接班人」地位之虛空。1967年8月，毛澤東眼見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線到處碰壁，他的 「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謊言無法掩蓋全國大動亂的現實，特別是各地支左部隊與「左派群眾組織」關係緊張甚至衝突不斷，便獨自作出了打倒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關鋒（不久又加上了戚本禹）的決定，以拋出替罪羊來轉嫁罪責。他叫楊成武從上海回北京向周恩來傳達他的決定。楊成武回北京向周恩來匯報後，周恩來又叫他去向林彪匯報毛澤東的這一決定。楊成武說：「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讓我只單獨向您一人匯報。並讓我轉告您，這件事讓您一個人單獨處理。」周恩來說： 「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對主席講時，說是我讓您向林副主席通報的。」楊成武遂飛赴北戴河向林彪通報，林彪聽後「只是微微地點了個頭」，楊成武問有什麼指示，林彪答：「沒有了。」
可見，毛澤東不但不與林彪商量、討論，甚至根本不向林彪通報。連周恩來都認為「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
對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表現，曾擔任審查林彪專案組重要成員的紀登奎也有生動的回憶。紀坡民在《上台下台，任職辭職－－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中是這樣說的：「中央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聽不到這位副統帥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很多，各方面的問題都能聽到他的指示。可是這位副統帥，中央討論工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農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財貿，還是沒有他的意見，討論政治問題，比如整黨，也沒有他的意見……我想，也許林副統帥在考慮什麼重大的軍事戰略問題吧。可是，後來我到軍隊工作以後，發現還是這樣：中央和軍委無論討論戰備、訓練、科研、軍工，還是討論軍隊的政治工作，都沒有這位副統帥的指示，聽不到他的任何意見」 。紀登奎當面向林彪匯報軍隊工作，提出軍隊副職太多、形成冗員的問題，林彪聽說後只說了一句話：「就是啊，那怎麼辦呢？」 紀登奎的回憶，把林彪勾畫出了一幅逍遙派的畫像。
其實，毛澤東早就看穿了林彪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當觀潮派、逍遙派的意圖，曾當面斥責他「想當明世宗」，並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 明世宗即明代嘉靖皇帝，他迷信道教，求長生，二十多年不見朝臣，不問政事。說林彪「想當明世宗」，不正是說他想當觀潮派、逍遙派嗎？綜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體表現，他並非只是「想當」，而確實是在很大程度上當了觀潮派、逍遙派。
當然，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副統帥」，林彪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岸上觀潮不下水，完全逍遙事外一點不介入，不可能什麼壞事都沒幹過，不可能什麼人都沒整過。在當時的體制和政治環境裡，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有誰能完全置身事外？有誰的手能保持乾淨？目前史學界已廣泛認同這個觀點：政治運動中的不少受害者，往往同時又是加害者。正如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根據清代一首《剃頭歌》改寫的《整人歌》所說：
「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林彪自然也難逃這個歷史局限。我們說他是「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就是從他對「文化大革命」所抱的總的態度和所起到的總的作用來看的。我們希望澄清史實，分清歷史責任，是誰的責任，有多大責任，不要按一時的政治需要去加以剪裁、取捨，既不要「為尊者諱」，也不要搞「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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