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1日訊】看CCTV的新聞聯播，總會產生以死人為本、向死人學習的印象與感想。因為其中被樹立為榜樣的總是已經死掉的一些人。像北京的李素麗那樣活著的榜樣，現在已經沒有一絲一豪的影響力與說服力。小崗村的沈浩書記也是一個已經死去的榜樣，儘管他所留下的已經不再是小崗人的小崗村。一個讓活人學習死人的社會，無論如何都不是現代化的文明社會，而是極不人道的野蠻社會。

小崗村的改邪歸正

2008年被官方定性為改革開放30年，並且專門為此事舉辦了一系列歌功頌德的紀念慶祝活動。青年學者陳永苗等人反其道而行之，公開吶喊出了「改革已死」的口號。而在事實上，僅限於大部份的中國農村而言，嚴格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從來都沒有真正啟動過。說得好聽一些，30年前的中國農村，所發生的是半途而廢的撥亂反正。說得更加準確一些，所謂的撥亂反正只是改邪歸正，而且僅僅改正了一小半。

《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陳桂棣、吳春桃夫婦，於2009年9月在華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書《小崗村的故事》，這本新書所敘述的恰好是這樣的歷史事實：最近30年來發生在小崗村的所有故事，其實只是改邪歸正與改正歸邪的歷史輪迴。兩位作者所說的小崗村被上上下下公認為「中國改革第一村」，顯然是對於小崗村歷史地位的政治拔高。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西頭嚴立華家低矮殘破的茅屋裡擠滿了18位村民，關係全村命運的一次秘密會議在這裡召開。這次會議的直接成果是誕生了一份捺有紅手印的生死契約：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繳和公糧，不再伸手向國家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苦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這裡所謂的幹部，是指小崗村生產隊的隊長嚴宏昌以及副隊長嚴俊昌、嚴立學。這份生死契約是由嚴宏昌執筆起草的。《小崗村的故事》中對於這份生死契約的評價是：「他們更沒有意識到，他們的這種破釜沉舟、義無反顧，是在『改革』，他們只是不願再像過去那樣生活了。他們只是為了不再去流浪。他們只是不再去乞討。他們只是為了不再被餓死。」

換言之，嚴宏昌等人以生死契約的形式所追求的並不是政治權利層面上的改革開放，而只是生存本能層面上的以人為本的人性回歸與人權保障。當年更加流行的政治話語並不是改革開放，而是更加貼切的撥亂反正。嚴宏昌們冒著「坐牢殺頭」的政治風險所要實現的撥亂反正及改邪歸正，只是1962年包產到戶的責任田與自留地，而不是1949年前後中國共產黨所給出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得解放、當家作主人的政治承諾，小崗村村民當年也曾經歌唱過這樣的政治承諾：「土地證，拿到手，快活得屁股扭三扭。……你看看，縣長的大印蓋上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已經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證的小崗村民，是在上級政府強行採用開會「熬鷹」也就是不入社就不准離開會場回家吃飯睡覺之類專政手段的情況下，被迫加入所謂集體所有制的高級農業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的。在嚴宏昌的記憶裡，小崗村民因為失去土地所有權而付出的直接代價是：「除1959年夏秋曾出現過旱情，其餘年份均是風調雨順。風調雨順的1960年和1961年，當時已有34戶、176口人的小崗生產隊，就餓死69人，死絕6戶，他跟著父母逃到了外地，回來才知道，小崗最後只剩下了10戶、39人。」而全中國的農民失去土地所有權的直接代價，就是數以千萬人在1958年之後的大煉鋼鐵、大鍋飯、大躍進的政治運動中被活活餓死。

小崗村的生死契約先是驚動了當年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然後又驚動了遠在北京的鄧小平。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談話中公開肯定小崗村「大包干」的做法。1982年1月1日，中共黨史上第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台，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但是，中國農村的改邪歸正到此為止，隨著烏托邦式人民公社的破產解散，所謂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並沒有像城市中的一部份國有企業那樣，通過股份制改革把農村居民應該享有的地權及股權真正地落實到戶、量化到人。於是，小崗村的改邪歸正僅僅走到一半就開始出現改正歸邪的歷史倒退。由當地政府所啟動的一波又一波、一輪又一輪地針對小崗村民的權利侵犯與財產剝奪，直到現在也沒有終止。

改正歸邪的歷史倒退

已經在城市裡承包過工程的小崗村能人嚴宏昌，放棄賺大錢的工程承包回到村子裡之後，雖然因為主持起草生死契約而成為名人，卻再也沒有贏得過當地政府官員的充分信任。他的隊長一職被只有盲目服從上級官員的官本位意識而沒有當家作主人的以人為本的公民意識的文盲堂兄嚴俊昌替代後，嚴俊昌便成為他自主創業的直接障礙。在近20年的時間，嚴宏昌給小崗村引來了10多個工業項目，要麼是嚴俊昌等人拒絕合作，要麼是被鎮級及縣級政府強行搶走。嚴宏昌前後申請入黨20多次，一直沒有得到批准。面對這種選劣不選優的逆淘汰，不能夠當家作主和自主創業的小崗村人，只好跑到外地去打工賺錢。

自從小崗村因為先後受到萬里和鄧小平的重視而被冠以名不符實的「中國改革第一村」之後，各級政權為小崗村附加了太多外在的東西，卻從來沒有把當家作主人的公民權利，特別是土地房屋的財產權以及公民自治的選舉權與結社權，歸還給小崗村的村民們。

為了紀念所謂的改革開放20週年，1998年9月22日下午3時30分許，江澤民在溫家寶、曾慶紅、回良玉、王太華等人陪同下來到小崗村，並且走進「村民」嚴宏昌的家裏，與當年在生死契約上簽過字的依然健在的14名村民中的13名合影留念。

為了紀念所謂的改革開放30週年，2008年9月30日上午10時許，胡錦濤也來到小崗村。然而，迎接胡錦濤的，卻是由官僚體系精心打造的一個改正歸邪的政治謊言。據鳳陽縣委宣傳部工作人員程洪濤發表在人民網的《總書記考察小崗小崗人深受鼓舞》一文介紹，「在談到土地流轉時，總書記表彰了嚴德友(小崗村村民)租200畝土地發展葡萄種植，贊成用這個辦法自願流轉土地，農村要想發展，就要自願搞好統分結合，在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把土地租給那些想幹的人，集中經營，可使土地走上規模化。」當年「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嚴俊昌說：「總書記肯定了農民可以自願轉讓、合地、自願租地，如果群眾不自願，任何人沒有權來干涉，這樣一來我們就有奔頭了，可以大膽探討30年後如何使用土地的問題。」

而在事實上，前鎮農委副主任嚴俊昌與他的兒子、鎮黨委副書記嚴德友，與前鎮工委負責人嚴宏昌一樣，已經不再是中國戶籍制度所承認的小崗村村民，而是非農業戶口的小崗村居民。更加嚴重的是，「村裡的土地是租給了上海的一家公司，有這回事，……問題是，上海那家公司租了三四年，卻至今沒付一文錢，這『屁股』還是由村裡自己『擦』的。蘑菇大棚也不是報紙上吹的400畝，而是80畝；更不是『每畝的收益上萬元』，事實是，蘑菇大棚和長江村搞的葡萄示範園，全是貼錢的買賣，全成了『燙手山芋』！」

9月29日晚上，具體分管小崗村工作的鎮黨委副書記兼村支部書記史學亮登門通知嚴宏昌，當年帶頭「大包干」的那12個人，只讓其中的四個人充當代表與胡錦濤見面。嚴宏昌不能接受這樣的組織決定，拒絕了他所極端重視的這次會見。等到胡錦濤離開小崗村之後嚴宏昌才得知，為了阻止當年帶頭「大包干」的嚴立學、嚴學昌、嚴國品出門，他們家門口分別有兩名警察堵門站崗。嚴美昌、嚴付昌、關友坤家門口，更是分別被三名警察「嚴防死守」。其中嚴俊昌的同胞兄弟嚴美昌，10年前因為臨時跑到小溪鎮郵局去取匯款，錯過了與江澤民的會見，10年後他苦苦等來的卻不是胡錦濤的會見，而是被三名警察違法剝奪了人身自由。從這樣一個歷史細節不難發現，從1998年至2008年，中國社會的政治文明不是在前進而是在倒退，或者說是在進一步地改正歸邪。

另據陳桂棣和春桃介紹，2008年4月，他們夫婦本來想在小崗村展開深入細緻的採訪調查，但是採訪到第15天的時候，鎮黨委副書記兼村支部書記史學亮親自出面趕兩個人離開。縣委宣傳部長也打電話過來一直要兩個人到縣裡進行溝通。「從縣裡到小崗村有30多公里的路程，我們要倒兩次摩托、三次車，他自己有小車，我們希望他過來，但是他不過來，讓我們過去。說話也非常的惡劣，說在中國有自由作家嗎？你到這裡還反黨嗎？最後我們沒有辦法採訪下去了。」

最為可悲的是，在新一波的農村土地流轉、走集體合作之路的政治運動中，最新引進的十幾億的田野旅遊項目，圈佔了小崗村民上千畝的土地，佔用了小崗村的品牌資源，小崗村民卻沒有在這個項目中分享到明確的股權和自主經營權。留給依然弱勢的小崗村民的，只有無奈的哀歎：沒有土地，小崗村還是農村嗎？沒有企業，小崗村能夠稱得上是城鎮嗎？

應該說，小崗村要想回歸到由小崗村民真正當家作主人的社會常態，所需要的並不是土地流轉的大項目，而是把30年前只走到一半的改邪歸正之路堅持到底，直到小崗村民永遠擁有曾經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證，以及應該屬於他們自己的股權證連同選舉村級以上政府官員及人大代表的選舉證。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