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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5日訊】 中國政府漠視人權，拘禁多名華裔學者，似乎有意測試國際社會的容忍限度。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訪華之前，李少民和高瞻先後被判間諜罪名成立，隨即遣送到美國；徐澤榮則已遭拘留九個月，正和其他學者一起等候審訊。

這幾宗事件案情撲朔迷離，但很明顯，中國當局拘捕這些學者，真正原因在於認定其學術研究有損中國聲譽。不幸的是，以學術研究拘控學者，是政府干犯言論自由的常用技倆。

爭取學術自由的歷史，可追溯至九百年前。根據國際大學協會（IAU）榮譽會長霍恩斯（J. Thorens）研究，公元十二世紀，羅馬皇帝腓特烈一世向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的教授保證，他們可免受當地宗教團體和地方政府的迫害。這是首份保障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的文書。

■革新家經常受壓制

高等學府是孕育革新思想之地，信守老一套的當權者，往往千方百計封殺勇於站在時代前沿的思想家。例如發表「日心說」的伽里略，就被指違反聖經教義而遭受宗教迫害，我們應以此為鑑。
尖端研究可能被視為標奇立異，不獲認同，有關學者因而更須保護。英國《教育改革法》當中有關學術自由的修正案，對「學術自由」作出非常完整的界定：「在法律有效範圍內，學者可質疑或檢證社會公認的知識，就此提出新見解、具爭議或不合時宜的意見，而不影響其教席或其在所屬機構享有的權利。」正如霍恩斯所指，現時世界各國仍有很多過時及嚴苛的法例，上述定義中的「法律」一詞，應改為「公正的法律」。

有時候，某些學者的學說干犯大部份權貴，這是對社會是否尊重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最大考驗。例如，八十年代末期，加拿大心理學家路斯頓（J.Rushton），曾經在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AAS）發表一項研究，招致強烈批評。他指出，東亞地區的黃種人，平均而言比非洲人遲熟、想像力較貧乏、對性事興趣較低，但腦部組織較發達、智商也較高；白種人則界乎亞洲人和非洲人之間。

這個理論甫一發表，傳媒、政界人士和公眾紛紛指摘他煽動種族仇恨，促請他任職的大學解僱他。幸而該大學校長堅守學術自由的原則，斷然拒絕這些要求。

至於，三位華裔學者的案件，我們不清楚何以其研究成為中共思想警察的打擊目標，但學術界卻不甘坐視不理。以紐約為基地的「人權監察」發動跨國請願，並說服喬治布殊介入，協助營救李少民及高瞻。

全球多個關注學術自由的團體，上月在巴黎成立「教育及學術權利網絡」（NEAR），透過網上發起聯署行動和發放侵權警號，令全球更關注各國侵犯學術自由的事件。

■對高壓要勇於鬥爭

網上文字有其作用，但比不上實際行動。只要知識仍是力量，當權者就有可能壓制知識分子。國際社會要影響中國政府這樣的高壓政權，只能硬碰硬。要北京答應尊重學術自由及言論自由，作為舉辦二○○八年奧運的條件，是個不錯的開始。但國際奧委會若肯肩負道德責任，大概江澤民也會修煉法輪功了！

中國的徐澤榮，以及埃塞俄比亞、印尼、緬甸及馬來西亞被拘留的數十名學者，必須盡早在身體及心靈上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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