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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4日訊】 去年初，中國政府決定開始在農村進行稅費改革。這項改革提出的背景是，中國農民常年苦于种類繁多的稅費。除了國家統一規定的農作物及已屠宰牲口等常規稅項外，各級地方政府和部門擅自規定的收費竟然多達六十种的，有資料表明此類稅外收費一年約達九百億人民幣。由于鄉村家庭的實質收入過去數年并無增加，這類苛捐雜稅無疑對農民的不滿情緒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并成為日益激化、此起彼伏的農村騷亂的一個重要導火索。

改革的設想是取消所有基層部門自行訂立的收費，而中央政府把基本農稅由百分之五增加至百分之八點五，并從中每年預留二百億至三百億人民幣以補貼農村基層政府的教育和行政費用。中央政府也深知這項改革所面臨的重重阻力，并未立即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行這項改革，而是先在安徽省進行試點，同時也要求各省選擇若干縣、鄉同時進行試點。時至今日，試點已經進行了一年有半，但是看來這項改革不僅沒有在全國迅速推廣的可能，而且在試點的安徽省也明顯地放緩了步伐、調低了調門。

農村稅費改革究竟難在何處呢？

首先在于地方政府、尤其是農村基層政府的官員們沒有積极性。農村稅費改革決不僅僅是一個收入開支渠道的改變，更是分配關系的重要調整；不僅涉及農民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關系到鄉鎮机构改革、精減人員、地方財政收入等多方面的問題。長期以來，各項稅外收費已經成為基層政府的一項重要資金來源，由中央和省級政府下撥的財政轉移支付根本不足以應付他們日常的開支。通常，不僅農村的道路及水利建設需要依靠收費來解決，甚至教育經費以至于官員工資也有相當部分要依靠收費。地方官員抱怨，沒有一支龐大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根本無法應付上級政府交給從計劃生育到教育衛生保健，從組織生產到維護社會治安等任務。更何況從鄉到縣，從党到政，層層組織都是按照中央的規定构架的，人吃馬喂，哪樣開支也減不下去。在他們看來，中央政府是又要馬儿跑得快，又要馬儿不吃草，天底下哪有這等便宜事？

那么，中央和省級政府統一提高稅收後增加對縣、鄉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能否補足農村基層的開支呢？且不說二、三百個億的轉移支付相對于九百個億的稅外收費而言無濟于事，就算是轉移支付能夠達到現有稅外收費的水平，這個問題也不是簡單地在總量上進行一番計算便能解決的。第一，統一提高稅收然後進行轉移支付意味著抽肥補瘦，發達的縣、鄉利益受損，他們當然不愿意；第二，由于稅收的財政收支比一般收費的收支在制度上更嚴格，因而基層便少了許多机動，又是一個不愿意；第三，亂收費同時也是地方政府官員的一項重要個人收入來源，財政轉移支付怎能解決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損失？在從上到下層層腐敗的政權內部，只從最底層開刀，哪有叫人信服的道理。由此看來，基層官員的反抗倒也不無道理。

更何況，近年來農村形勢不好，市場糧价持續下降，農民收入每況愈下。中央財政為解決經濟疲軟年年透支，以擴大投資需求、刺激經濟增長。在這种情況下進行利益大調整，一方面又离不開基層干部的支持來平息農村動亂和維持穩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拿不出多少錢來理順地方情緒。于是乎，在維護一党專制的社會穩定這個大前提下，上下妥協便是必然的。

應該說，中央政府中的一些人看到了農村濫收費的危害，當初提出稅費改革也是一片好心，怎無奈中國農村的問題比他們想象的要嚴重得多，早已不是一個稅費改革所能解決得了的。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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