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市的「七七事變」　

李新華

更新 2001-08-18 3:51 AM 人氣 2

(//www.tvsmo.com)
【大紀元8月18日訊】股市在「七月流火」時節，一連大跌七天，上證指數跌去２６０余點。兩市市值損失兩千億元以上，無數投資人（包括機構）被套，自１９９９年「５．１９」行情以來，辛辛苦苦兩三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指上證綜指１９４９點以下）。

我不是「股評家」，只是一個普通的投資人。對分析技術半懂不懂，對各種股評將信將疑。我的文章試圖探討和揭示「七七事變」的社會原因，而這一原因是不在類的股評文章的視野內的。

１９９９年４月，朱熔基總理訪問美國，受到了遠遠超過國家元首待遇的接待，這裡既有朱熔基在國際舞台上的良好口碑的原因，更與朱熔基此行的口袋中裝著中國「入世」的「讓步方案」有關。從朱熔基在美短短的幾天時間內，兩度光臨紐約證交所，可以看出「５．１９」的行情已經「先驗」地盤旋在這位為國內經濟改革而操勞的「一國之長」的腦中了。當時「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如日中天，「道指」也節節攀升，美國經濟在「克林頓時期」保持了連續１３年的增長。此種「氣溫」與「晴雨表」同步現象，必定令朱熔基印象深刻。於是在內部被稱為「朱八條」的股市政策逐漸醞釀成型。

這真是「自盤古開天地」以來，從未有過的重大利好。但是你不知，我不知，天不知，地不知。股民們只知自１９９３年，當時的朱副總理主管金融工作以來，朱熔基就是股市的「剋星」。股民們認為朱熔基只要不再下禁令就是上上大吉了，誰還敢奢望「朱八條」的重大利好呢！可見６０００萬股民（１９９９年時，還不到此數）資金卡上的數字游戲竟取決於一個人的「一念之間」！難怪蘇格蘭的歷史學家要竭力推崇英雄人物的「創世」作用了；也難怪俄羅斯的哲學家普列漢諾夫要來探討偶然因素對歷史的作用了。

話說回頭，「朱八條」就是在以後一年時間內，漸漸出台的大家都熟知的激勵股市的政策。包括組建投資基金、培育戰略投資者、允許三類企業買賣股票、股權抵押，以及各類社保基金的入市之類。「朱八條」可以說基本上都已兌現了，因此讓中國這一高市盈率的證券市場走出了兩年的大牛市。但只有一個例外，即「朱八條」中的一條「降低印花稅」至今沒有出台。

如果我們要問：「朱八條」最受益者為誰？那實在是問出了中國股市的關鍵問題，即所謂「三公」——公開、公平、公正的問題。能夠接近決策層或有各種「尋租」渠道的機構大戶，在信號彈還未升起之前，就紛紛搶進，終於釀成「５．１９」軋空加逼空的爆發性行情。

我對股市風雲歷來是個不知不覺者（連後知後覺也說不上），對股指的上上下下，漲漲跌跌也歷來是「花開花落兩由之」。面對天天狂飆的股指，按耐不住的是我老婆，於是打電話給我一個作股票的「股仙」朋友。經指點在５月２６日，不問高低滿倉搶進「大唐電信（６０００９８）」，我老婆由於資金被我「剝奪」，只能買５００股。結果一路持有，待到第二年「春暖花開」——年過後開市連續三個漲停板，悉數拋出，獲利５０％。此後受利之惑，在股市又滾了一年多，全為券商打工，分利未獲，直到「七七事變」之第二天，發現苗頭不對（這回倒有點後知後覺，原因下述），斬倉出局，只留下若干「老廟（６００６５５）」，准備抗戰到底了。而我老婆歷來不承認我是「國寶」，所以死捂至今，不但「５．１９」的獲利全部抹去，而且還深套其中，所以才有「辛辛苦苦兩三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之說。由此推斷，大多數小股民的命運大致如此罷！

股市的「三公」原則盡管重要，但不是我想說和我要說的問題。這一問題世人皆知，而且有口皆碑。你想要入市，那你就已經有了機構大戶賺１元，你賺１分的「三不公」心理准備。從理論上說，只要是市場行為，就絕對沒有「三公」——水至清則無魚也。交易費用決定著買賣行為。小股民的交易費用是明擺著的，因而也就決定了其永遠「三公」的地位。而大資金呢？就是出於其最基本的安全性考慮也不可能是「三公」的。

我在「七七事變」中的後知後覺，不是因為股市的「三不公」，而是因為警覺到，與股市有關的「三不公」已使社會性的「三公」問題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

在「七七事變」後，我看到聽到許多股民的苦衷，當然我除了深表同情外，是無力回天的。但大家是否想過，在中國還有更多的無錢買賣股票的人。人們常說，股民為股市、為上市公司作出了多少多少的貢獻和犧牲。然而作股票者還有資金可以「搏」一下，在貢獻於犧牲於股市和上市公司的同時，還有獲利的可能，更不用說投資股票是一種理智的選擇行為了。但大家是否想過，在中國還有更多的人既無權作選擇（因無錢），又在沒有任何回報的情況下貢獻於犧牲於股市和上市公司。

公司發行股票上市「圈錢」，偽造報表配股「騙錢」，只要不像英國歷史上的「圈地」那樣強行執行或導致「羊吃人」的結局，以及符合法律「名目」的「騙錢」都只是一個「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問題。但是到了以國有股減持的方式「公然」向股民「搶錢」，而且直接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公民的權益時，社會性的「公平」和「公正」的問題就醒目地彰顯天下了。

什麼是國有股？按照憲法，國有資產的每一分錢，都為全民所有。我們常將國有企業稱之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就是這個意思。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叢生，國有資產每天都在以九位數的速率流失，這樣大致就可以算出，三十年的時間就會流失一萬億元的國有資產。它們是怎樣流失的，我們不知道，因為是「黑箱操作」，政府缺乏公信力，媒體沒有公開性，所以人們特別恨腐敗也就不足為奇了。以權謀私從來不是什麼新奇的事。但現在卻要明目張膽地以法律條規的方式腐敗了。我不得不驚奇是誰想出了這麼一個喪盡天良的腐敗名目！

讓我們來看看，什麼是國有資產。國有資產在學者們那裡可以搞出很多普通人永遠也無法搞清楚的「界說」和「定義」。但有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它是自中國實行公有制以來，全國人民（也即憲法意義上的全體公民）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財富。積累相對於消費而言，公有制即是以全民的低收入低消費，從而達到高積累的目的。也正是在這樣的制度下，人們才能相應地在醫療、教育、住房、終身就業、退休養老等方面得到福利性的補償。

年紀大一些的人，當會記得自己年輕時，所拿的低工資。學徒工是１８元，滿師後３６元，然後幾十年一貫制，其中略有調整，最後是「４３元萬歲」（這是上海地區為例，全國各地情況不同，但上海已是高收入的「八類地區」了）。我自己在「文革」前所拿過的最高工資是３４元，那時我已有七年的工齡。再以我父母為例，他們自解放以來（１９４９年），直到去世，就從沒長過工資，我父親還在國家困難時期（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割讓了一級工資。如果你是過來人，那麼請你想想，你的辛勤勞作，或你的一生貢獻，只值那麼一點點的錢麼？那麼錢都到哪裡去了呢？錢被國家以公有的名義積累起來了。在七十年代後期，我們國家的積累率已達國民收入的４０％，這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難怪華國鋒在當時能夠提出目標宏偉的「洋躍進」計劃。

如此高的積累率，集中體現了「大鍋飯」、「鐵飯碗」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它靠的不是欺詐，不是打「白條」，不是剝奪，不是腐敗，也不是當今人們熟知的財政來源主要渠道的各種稅收。當時人們盡管天天喊「共產黨萬歲」，但是共產黨卻不收老百姓一分錢的稅，人們抱怨的只是共產黨的會多。而國民黨政府在統治期間，據說在四川某地，其稅收已預收到了１９９３年。所以當時的民謠說「共產黨會多，國民黨稅多」，所以當時真正「萬稅」的是國民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正是靠著勒緊褲腰帶的全民的默默奉獻和犧牲，中國才有了「兩彈一星」，才有了那麼一點可以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家底，以及可以進行改革開放的資本。

好吧，根據「三個代表」的思想，讓我們代表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問一問：幾十年來，勞動人民所創造的高積累的財富，現今都到哪裡去了呢？對這樣一個問題，有常識理性的人都能回答，即除了流失的外，全部積累在國有資產中了。對上市企業而言，其國有股（或曰公股）也就是全體人民財富的一部分。

由此可見，關於國有股的減持，一個多麼復雜且利益攸關的問題啊！怎麼能說減就減了呢？怎麼能說以什麼方式減就以什麼方式減了呢？這是老百姓幾十年的血汗錢啊！歸根到底，我們要問的是：減持是否得到全民的授權？！

我平時也看些股評文章，關心手中股票的漲跌起落，也從投資者的利益出發，考慮過公股流通的各種可能性。但現今看來，這都是狹隘的觀念。公股流通對股民或許是利好，或許是利空，其結果取決於國家政策。但以前我至少很少考慮，公股流通本身，就是在剝奪全民的財富，所以謂之曰「搶錢」也！

人們常常以蘇聯、東歐的改革，將國有資產折股，無償分給全民為例，說中國的改革應該如何如何。不管蘇東改革的結果如何，這一做法本身是公正和公平的。因為國有資產這塊「大蛋糕」是由全民做大的，應有他們的一份，至少他們對怎樣分「蛋糕」應有發言權。

不經人民同意，不與人民商量，就分「蛋糕」，就無異於「搶」了。我這樣說，只要看看誰在減持中獲利，誰在減持中得利，就可以明白了。

以現在實施的減持試點看，於股民而言，每發行一個新股，就是增加了一項１０％的「社保」稅，即國家通過減持公股，從股市拿走１０％的錢用於「社保基金」。於股民而言，由於是市場行為，你有權作出買賣的決定。但對那些不是投資者的老百姓來說，他們儲蓄在國家那裡的財富就白白流失了。有人會說，「社保基金」不還是用於民嗎？這話如果是在人民有監督權的國度裡，我還信七成，但中國的腐敗那麼厲害，誰知道這些錢又有多少流進貪官的腰包。再說，管理層為給股市打氣，承諾「社保基金」可以入市，中國市場規則不全，比如在股市沒有作空機制，大資金也會輸錢。這樣一來國有資產又流失了。

更重要的是，如此減持，在中國有大部分的公民，無法分到「蛋糕」。這部分人就是中國的農民。也就是說，這部分占中國人口８０％的公民，無法享用「社保基金」的福利。這顯然是非常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我們都知道「剪刀差」這一說法，它在實質上，就是用剝奪和掠奪農業資源的方法，來加速國家的工業化。蘇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因此，在我們現在所享用的物質文明中，農民兄弟作出的貢獻和犧牲，要遠遠超過「工人老大哥」。國有資產無疑也有他們應得的部分。

由此可見，所謂國企改革，決不是一個什麼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或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等簡單的轉軌問題，在它的背後隱含著一個事關每個人利益的「三公」問題。當股市政策涉及這一雷區的時候，必然引起一系列的爆炸，於是盧溝橋一聲炮響，「七七事變」發生了。套牢的股民也許有「八年抗戰」的心理准備，但那些無援、無助，也無錢的老百姓，卻在天天盼望國企改革的成功，以便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可以部分拿回他們以前儲蓄在國庫中的治病的錢、養老的錢和保命的錢！

想想中國的事情也挺有趣。１９９５年徐根寶創造了「搶逼圍」，結果使申花足球隊榮登「雙冠王」的寶座。自有股市試點以來，在各屆證監會的「集體智慧」下，也發明了一種「圈騙搶」炒股戰略，結果使市盈率最高的中國股市，在世界股市一片「無邊落木蕭蕭下」的逆境下，榮登了「千禧年」發展之最的稱號。「以德治國」的社會公德無法約束這種行為，法治在「法不責眾」的重負下也疲軟不堪，於是只能用腳投票了——惹不起，還躲不起嗎？

２００１．８．３

(轉自隧道)(//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

中國股市的「七七事變」

李新華

中國股市的「七七事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