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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8日訊】毛派憑藉「共產主義道統」和「弱勢群體代表」這兩方面的資源，向江澤民發起了最露骨的挑戰。這是因為江的「三個代表」的理論如果成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而寫入黨章和憲法，毛派將失去生存條件，故而決心背水一戰。
毛派的雙重資源
大陸的極左思潮也就是「毛派」，在鄧小平的「南巡」後曾經陷入極為孤立的窘境，但是，隨著腐敗日益猖獗、兩極分化急遽發展和廣大弱勢群體的利益嚴重受損，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在民間日益流行，從而使毛派的處境得到了很大的改觀。他們雖然失去了決策權，卻擁有充當弱勢群體代言人的道義優勢，加上中共道統和現行體制給予他們的天然合法性，致使他們批評當政者的言論越來越大膽。毛派的主要言論陣地《真理的追求》、《當代中國》和《中流》，曾經陷入過幾乎無人問津的淒慘地步，而現在卻重新獲得國內外輿論界的關注。
在大陸現行的制度下，毛派具有正規制度上和民間道義上的雙重資源：首先，他們擁有最具合法性的制度資源，即中共的「道統」——正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其次，他們最大的民間道義資源是鮮明的民粹主義立場，高舉代表廣大的弱勢群體向權貴階層討還公道的大旗。所以他們才能一邊享受著特權待遇，把持三個靠財政撥款的專門刊物公開批評現行當政者，而且不斷利用座談會等方式、特別是利用「萬言書」的方式屢屢向江核心發難而又毫無不安全感之憂，起碼不會像自由知識界那樣被封刊封口，更不會遭到異己人士被監視被判刑的厄運。
「三個代表」使毛派面臨生存危機
從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和朱鎔基就任總理後推動國企改革的深化，左派們便在自己掌控的言論陣地上，不斷地不點名地批判江、朱的改革決策。特別是二○○一年的半年多時間內，《真理的追求》把批判的矛頭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一是反對私營企業主入黨和私有化，二是譴責腐敗和兩極分化，三是指責江核心對美國的妥協和軟弱。在他們看來，如果不用鐵腕遏制這三種傾向，那麼就將改變中共的道統和根本性質，導致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終崩潰或大的社會動亂，導致西方反共反華勢力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成功。這種不點名的批判，終於因江澤民的「七一講話」而忍無可忍，變成了點名的公開挑戰——直接向中共中央上書反對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進而要求以違反中共組織程序和黨內紀律來給江澤民以組織上的處罰。
毛派之所以不計後果，如此大膽地發難，是因為他們真的感到了生存危機。種種跡象表明，「七一講話」對「三個代表」的定位，不同於以往的輿論造勢，而是進入了組織動員的運作方式，顯然是為了將其作為十六大的主題和寫進黨章，而做輿論上特別是組織上的準備。八月六日，官方對全國教育系統提出「三進」的要求，即「三個代表」要「進入教材，進入課堂，最終進入學生的頭腦」。這就是為不遠的將來進入黨章和憲法做準備。
江澤民和江學說的弱勢地位
江學說與毛思想、鄧理論在尋求制度合法性上的最大不同在於：毛、鄧都是政治強人，其理論的政績支撐皆是開創了一個時代，是歷史地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全國各界自覺認同，成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而進入黨章和憲法的，二者都是先征服了人心而後成為「道統」。而江澤民則是後強人時代的黨魁，他的「三個代表」從一開始提出就引起極大的爭論。除了現行秩序的最大受益集團的支援之外，黨內毛派堅決反對，持不同政見者及自由知識界或反對或輕衊，最廣大的弱勢群體（城市職工和農民）因為是改革的最大受損者，也決不會擁護代表富人的理論。所以，江澤民在無法獲得足夠社會支援的情況下，只能利用當下的壟斷權力的便利，強行進行輿論上的造勢和組織上的動員，為自己在十六大的權力分配上和未來地位上的定位提前做準備。江澤民想確立自己未來地位，走的恰恰是與毛、鄧相反的道路，也就是先確立「新道統」的核心地位，再逐漸尋求征服人心。然而，「三個代表」想在未來成為中共和國家的新道統的概率極低，因為在江主導大陸的核心權力之後，既沒有可以媲美於毛、鄧的政績，其理論也由於浮誇空洞、自相矛盾、面貌模糊而難於服人。
江學說的潛台詞 潘嶽政改報告
不過二○○一年上半年，頗受矚目的潘嶽《政改報告》正好可以作為「七一講話」的潛台詞與之相對照。此報告是六四之後，中共高層智囊團對決策者最大膽的政改奏摺。
它圍繞著「三個代表」這一核心，為中共提供新的合法性論證。它以西方現代政黨政治為參照，否定之鋒芒直指中共的「道統」——從暴力革命到無產階級專政、從階級基礎到階級鬥爭。因為是內部傳閱的報告，所以它對「三個代表」做了更為大膽、明確、激進的論證，故而遭到始亂終棄的命運。但是，我以為，此報告對「三個代表」的闡述，仍可視為江澤民的「七一講話」的潛台詞：只講「三個代表」而不提「四項基本原則」，理直氣壯地要求代表富人和各類精英，而且反覆提到先進生產力的人格化就是富人和其他精英，其主要構成因素是知識份子和企業家，倡導的是典型的威權體制下精英治國的路數。其經驗依託，顯然是亞洲一些國家政治現代化提供的成功示範。
在我看來，這篇《政改報告》最具有現代政黨政治氣息的部分，是對執政黨和政府的不同角色的區分：與中共執政後的其他文獻相比，此報告沒有「偉大光榮正確」的陳腐說辭，沒有中共天然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狂妄姿態，而是第一次以大膽的自我反省精神，從執政黨和政府的不同定位的角度，論證了兩者不同的代表性，能夠代表全體國民的是政府而非政黨。承認一個現代政黨不可能代表全體人民，就是執政黨也不能，這無疑具有些許現代政黨的謙卑。儘管報告的最後部分按照江澤民歷次政改講話的調子，明確提出「五不原則」：不搞多黨制，不搞三權分立，不搞新聞自由，不搞軍隊國家化，不搞全民直選，但是「五不」在此報告裡更像是一種不得已的門面，並沒有拿出具有說服力的理由。如若能夠被高層接受並作為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的主題，如若能寫進黨章並取代「四項基本原則」，那麼沉寂多年的漸進政改就將從中共的性質和執政方式的轉變開始。
但是，此報告潛藏著致命的缺陷：一是完全站在中共特權利益集團的立場上，急欲為中共的執政地位提供新的法理基礎，為改革的最大受益階層的強盜式暴富提供合法性論證，把中共政權轉變為權貴俱樂部。二是過重的精英主義情結，即政治精英依靠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來推動政改，只允許特權集團搞民主（中共的黨內民主），而不允許平民搞民主（全民直選），雖有趙紫陽時代的「新權威主義」之痕跡，卻無趙時代的自由民主的未來取向。三是更多注重於理論論證而疏於現實應對，更像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的意識形態號召，而不是政綱性的可操作奏摺，迴避了嚴峻的現實挑戰。
毛派的背水一戰
但是，不管潘嶽的《政改報告》有多大缺陷，如果「三個代表」被寫進黨章進而寫進憲法，類似潘嶽《政改報告》的潛台詞就將名正言順地被端上台面，成為難以遏制的輿論主流和執政方針，也將加快私有化進程和中共向社會民主黨的轉變；就將從根本上動搖毛派所賴以生存的中共道統和制度依托，進而使他們在十六大的權力分配中徹底出局。對於他們來說，這種權力資源上的嚴重受損，是遠比物質財富受損更為嚴重。因為沒有了道統優勢和制度依託，毛派也就失去了特權，進而失去謀求更大既得利益的資本。所以，毛派必須在十六大之前進行孤注一擲的反抗，才會如此大膽地拿出所有看家本領向江核心挑戰。
首先，毛派從中共政權的思想道統和制度法統上，指責「三個代表」允許資本家入黨，是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背叛，是想變無產階級政黨為資產階級政黨。
其次，毛派舉起反腐敗、防止兩極分化的社會公正的道義旗幟，指責「三個代表」是為腐敗泛濫提供合法性支撐。
第三，毛派自稱是堅定地維護國家利益和政權安全的民族主義者，指責「三個代表」完全迎合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口味，是對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出賣，是對政權安全的嚴重威脅。
第四，毛派以反對個人崇拜為武器，強調黨的集體領導，拿出《黨章》第四條禁止搞個人崇拜的規定。
毛派玩弄組織程式
第五，毛派第一次運用黨法——《黨章》——的組織程式和黨紀的王牌與江核心進行鬥爭。這是毛派上書中的華彩樂章，從中見出毛派的進步。如果按照上書中例舉的《黨章》第十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的規定追究起來，完全可以致江澤民的政治生命於死地，因為江的上台就是無視黨法、違反黨內組織程式的。
然而，中共歷史上特別是執政後的歷任黨魁，在爭權奪利的惡鬥中，何時遵守過《黨章》所規定的組織程式？不用提毛澤東的無法無天，就是率先講究法制的鄧小平在廢除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權力時，也從來是隨心所欲、無法無天。當時的鄧力群非但不會向老鄧提出這麼尖銳的進言，反而全力推動老鄧不經過合法的黨內組織程式而濫用權力。
由此可見，組織程式、合法性等現代法治的形式主義原則，在毛派的手中不過是權力鬥爭的實用工具而已。即便如此，以此來直接質疑現任黨魁，就等於間接質疑中共歷史上所有無法無天的黨魁，進而質疑中共整個黨內鬥爭史，是為那些非程式性的黨內鬥爭的犧牲者正名，這對今後中共的自我改造仍然具有積極的建設性。一個在組織內部奉行法治的執政黨，一個在黨內遵紀守法的黨魁，在治理國家的時候，不可能無法無天。
看來，在一個專制國家中，對於治理社會來說，弱勢君主還是比政治強人有好處，強人可以不受任何制約地隨心所欲，而弱勢之君起碼要受到政權內部的遊戲規則的某種制約。毛澤東、鄧小平是「誰不聽話，誰就下台」的第二代強人，儘管都是一言九鼎；而江澤民在黨內沒有絕對權力，在社會上沒有威信，故而，至今還擁有黨內道統優勢的毛派，才敢於公開叫板。
──原載《動向》 雜志(//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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