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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裡，我給家人講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獄是暫時的，很快我還得回去，讓他們先有一個思想準備。海外媒體的消息很快，不知道他們的消息來源是什麼，我剛剛到家就開始報道我已經被釋放。在分析我被釋放的原因時，普遍把原因歸為我母親給江澤民寫了信。

回家後知道，我母親的確為我的事給江澤民寫了信。按道理，這是他們之間的私事，本不應該由我來講。但至今凡有提到我的地方，往往都把這一條捎上，有人因此認為我是有恃無恐。所以，我需要對此稍做解釋。海外媒體說我父親是江澤民的老上級，其實是捕風捉影。我父親與江五十年代都在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工作，但當時一汽有六萬職工，如今都可以說與江是同事。我們兩家當時就沒有什麼來往，江離開一汽後更無任何聯系。倒是我的義父在一汽工作時與江關系稍近，後來彼此也見過一兩面。我被捕之後，是我義父給江寫信，同時捎帶轉去了我母親的信。但是他們的信都沒有得到回音，至今也沒有証明起過作用。我在新疆牢房裡從沒想過這種關系能幫什麼忙，更不要說在以往寫書時指望受到他的保護。對於我要宣布保証書作廢，家人都表示支持，但他們還是建議先寫一封給江的信更好。萬一我這次出來有那種作用，說不定還能因此避免再回監獄。一個星期很快過去，當我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完，兩封信──一封給江，一封給新疆安全廳K處長──也都寫出了草稿。第一封信口氣比較緩和，描述了事情經過，表明了我寧可重回監獄，也不會去搞“秘密工作”，也表達了當然更希望能夠不回監獄。一位朋友像編輯一樣審查一番，從中刪掉了有“刺激性”的文字。按理說我應該在這裡附上兩封信的原文。我曾把所有關於新疆入獄的文件放進電腦一個專門子目錄內，包括出獄後趁保留記憶時默寫的監規、給新疆安全廳寫的保証書等。我把那子目錄設置為隱藏狀態。可是準備寫這篇東西的時候，卻發現隱藏的子目錄仍在，並且可以顯現出來，目錄裡面卻是一片空白，一個文件都沒有了。我一直沒有想通這是怎麼回事。有人說黑客可以趁聯網之機侵入別人電腦，把電腦中的文件取走和刪除。然而誰又會是那黑客呢？時間太久了，已經很難記得起我在兩封信中的具體言詞。現在能夠記住的，隻有當時在新疆牢房牆上看到的一首詩。那是不知何時的犯人用維吾爾語寫下的（因此才能夠留下）。E給我翻譯出意思，深深打動了我。我在給新疆安全廳的信裡，用漢語把它寫出──
朋友說我這樣做會死我聽了便笑起來
審判者說我會因此被打進地獄
我說那我就去習慣地獄的生活

給江的信先發了兩天，等到該發給新疆安全廳的信時，家人和朋友都勸我不要發了，有給江的信就可以，已經可以表明我對所寫保証書的廢棄，何必再去惹安全部門。也許我不再惹他們，他們也不再來抓
我，這事就可以這麼了結了。我當然希望事情能夠就這樣了結，誰也不願意再進監獄，可是萬一江收不到我的信呢？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給他寫信。或者他即使收到卻沒有理睬呢？如果在那樣的情況下，我沒有寄出給新疆安全廳的信，就等於沒有收回我所寫的保証書，那保証書因而就不再是假的，而成了真的。這種結果是我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在這一點上，必須做到非常明確，不能有半點含糊，因此不管可能帶來什麼結局，我都必須把給新疆安全廳的信發出去。隻有發到那裡的信才會被放進我在新疆的案卷，和那份保証書放在一起，它們之間才構成一個完整狀態，才能對我這段歷史做出一個明確交待。 我直奔郵局，用掛號寄出了那封信。我當時行色匆匆，其實是怕我自己被家人和朋友說服。我問郵局的職員，回答是信要一個星期寄到，我想再加上他們的研究時間，應該還有十天左右。於是我開始做準備，收拾好回監獄需要用的物品，買了不需要鞋帶的鞋和不需要腰帶的褲子──監獄不允許有任何帶子，買了適於勞動而且耐臟的衣服，準備了英語教材等。監獄裡睡覺不允許關燈，我特地翻出飛機上用的眼罩，免得每天用毛巾遮眼才能睡覺。我把那些物品裝好一個包，可以隨時提起就走。剩下的就是等待了。我還不加節制地吃東西，為回監獄積累寶貴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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