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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8日訊】 一次在旅途中跟一個北京大學生閑聊，他告訴我一件頗耐人尋味的事：他有個 表妹現在在美國上中學，以前在北京時，她的成績全班倒數第三，可去了美國不到一年就名列全 班第一。 最后他得出的結論是：美國人也就在電影跟音樂方面比咱們強一點，但要說到科技 方面根本 就不是中國人的對手。說這話時，他的神情中透著一种說不出的滿足。當時我只是置之一笑 ，但后來越想就越覺得不對勁儿。按理說改革開放了這么多年，國內外的信息比 以前要丰富 真實得多，但為什么還存在著如此偏激無知的思維定勢呢?如果依照那位大學生 的推理，那么中國的科學家就應該在人數和質量方面遠遠高于美國才對，而美國的科學家當 中華裔科學家 也應該占壓倒性优勢。然而事實剛好相反，美國的科技人才從整體上來講無論 是人數還是在質量方面均超過中國，其中美國本土培養的非華裔科學家占了絕大多數。如此 簡單的道理，可為什么他僅僅滿足于別人提供的片面“事實”，而自己卻不會去發現去分析 呢?我左思右想 ，覺得這責任實在應該歸咎于我們的“填鴨式”應試教育。
由于种种原因，我曾在祖國的大江南北上過兩所幼儿園、三所小學、四所中學以及兩所大學 (所以我一直自認為最有資格對中國的教育說三道四)，在這么多不同的學校里，我體會到的卻是一成不變的特色—為了最后的全國統一高考而學習。而這也就是我們教育體制的關鍵症結所在。
中國人對于高考的迷信，無非是覺得它公平—一張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就是認為它合理—國家選拔最优秀的青年上大學，讓他們將來從事最重要的工作。但這儿有兩個問題值得商榷，第一，公平就一定合理嗎?咱們歷來就愛搞一些無聊的“公平競爭”，譬如“楚王好細腰”，譬如“八股取士”，再譬如“纏足比美”，這些都是人人平等的事，問題是合理 嗎?至于高考的分數越高就越优秀的觀點，簡直就是“出身越好越光榮”的現代版。而我所知道的事實是，絕大多數社會精英在校學習時的成績并不是最好的，其中有些人甚至連中學文憑也沒有。原因很簡單，衡量一個人的能力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而學校所能培養和考察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再加上人的主觀能動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環境的改變而不斷地發生 著變化，因此僅僅通過一次考試，相差几分就決定一個人的优劣是十分荒謬和不負責任的。
一九七七年我國恢复了高考，比起在“文革”中憑“出身”上大學的制度，這無疑是一進 步 。但這只不過是用一种比較荒謬的做法取代了另一种極其荒謬的做法，并沒有本質 的區別。現在政府也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今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更向全党全社會 發出了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號召。目前社會上下也正加緊實施《中共中央國 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但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也是相當嚴竣的 ，一方面國家三令五申要搞素質教育，而另一方面升學率仍舊是家長最為看重的指標。在這 种形勢下 ，素質教育也只能是“雷聲大，雨點小”了。
由此可見，推廣素質教育的最大阻力來自高考這道現實的坎儿，而中國的家長和老師們又是這道坎儿的堅強后盾。在“天之驕子”的誘惑面前，什么“親情”、“師道尊嚴”全都變得黯然失色。孩子成績好，什么卻好說；成績差一點儿，便是拳打腳踢；甚至有個別家長將自己的孩子活活地打死還美其名曰“望子成龍”，可見他們根本就不去考慮子女的身心是否真的健康。我曾听一位父親這樣教育自己的儿子：“只要你考上大學，找不到工作也沒關系，我養你一輩子。”崇高的親情變質為俗不可耐的急功進利，真不知道這樣對子女對社會有什么好處。至于“教書育人”的老師在這方面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記得上高三時，我們的班主任在一次班會上就赤裸裸地宣稱：“等考上大學以后，你們就比普通人高上一等了，到那時，你們想干什么都行，談戀愛、看小說、都沒人管，但現在必須得玩儿命學習!”与孔子為師的“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原則比起來，這樣的老師簡直是在誤人子弟。也許有人會說，他們這樣做都是為了學生好，這就讓我想起了滿清時期一位母親這樣安慰她那因纏足而痛苦不堪的女儿：“孩子，忍著點儿，這都是為了將來你能嫁出去啊。”
那么怎樣才能考上大學呢?一位來自湖南農村的大學生告訴我，高三那一年，他們那所寄宿學校不讓高三學生出大門，只准星期天回家一次，整整一年里他們除了背就是寫，他說現在一回想起來說覺得惡心和恐怖。而另一位在報紙上大談成功經驗的“神童”得出的結論就是，要想“金榜題命”就得“死記硬背”，不僅文字題要背，公式例題也要背。在電腦正被普遍使用的今天，摁几下鍵盤就能獲得比記憶准确得多的文字信息；就是以前連數學家都解不出的難題，電腦也能迎刃而解；而我們的學生卻還在這上面浪費寶貴的青春和大量的精力，不能不說是我們教育的悲哀。
有資料顯示，現在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意識在普遍下降，身體則發育不良、羸弱多病，不少人還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在能力結构方面，則過分偏重于理解与記憶，而缺乏獨立思考和創新的能力，愛因斯坦二十六歲就提出了“相對論”，而我們的研究生恐怕還在那儿翻著白眼背英語單詞。可見高考制度帶來的應試教育确實是“万惡之源”。就以全國數一數二的“圣殿”—清華和北大為例，二、三十年代這兩所大學曾經人材輩出，可如今又出了那几個能在世界上“叫得響”的名人呢（當然，如果你一定要把紅衛兵頭子蒯大富和變態殺人狂盧剛也算上的話，那我也沒辦法）？你也許要說，不是有五位華裔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嗎?是的，但令人尷尬的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在新中國接受過一天的教育。
另外，高考制度還是社會上人才結构失衡的“罪魁禍首”。我們知道，一個科學的人才結构應該是“金字塔”形的。而我們的應試教育卻造成了這樣一种現象：在城市里，稍微有點儿資質的學生都去赴高考這座“獨木橋”，只有“什么也學不進的”才去接受中等職業教育。這就使得我國嚴重缺乏一批高素質的中級人材。在農村，那些沒有希望考上大學的學生被逼輟學，大批地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而淪為文盲或半文盲。我在一家大型的包裝企業里干過 ，曾親眼看到了應試教育帶來的這一惡果：我們厂有世界一流的設備、進口的高級油墨和紙張，可就是印不出世界一流的產品，甚至連香港的一些“小作坊”的水平也赶不上，究其根源就是沒有一批相應的高素質的技術工人。車間里的工人來源最多的是農村里只有小學和初中學歷的打工仔，其次就是城里的高中畢業生和其他專業的理工科大學畢業生，這些人根本就不懂印刷技術，多數是現學現用，而最關鍵的技術活儿則是由一幫吊儿郎當的印刷專業的大專技校生所把持，這就難怪得我們的產品會差人一等了。
以上的种种事實表明，我們的教育體制現在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而教育革命的關鍵之關鍵就在于是否有魄力向高考制度開刀，否則，一切形式的改革都將是“扯淡”。中國已經沒有時間可以等了，改革的步子為什么不能再大一些呢?也許有人會說不能太快了，要慢慢來。我想起了在我們的改革開放之初，也有人說太快了，而后來的事實證明，經濟體制 改革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的确，中國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但決不應該是一位小腳老太太 ，而應該是一個健壯的青年。
每當我看到正值花季的少男少女們被繁重的學習壓得面無人色目光呆滯時，每當我听說某個好端端的青年在考場上發瘋在落榜后自殺時，這些在文明國家的人們看來該是多么地匪夷所思啊(就像我們鄙夷某個落后民族的陳規陋習)!而我感到的卻是切膚之痛。一場高考下來，考不上大學的自卑，考上了大學考不上好大學的自卑，考上了好大學考不上好專業的也自卑。我們的教育究竟要培養一批什么樣的“人材”?就這樣的一代青年怎么去迎接新世紀的挑 戰 ，又怎么能創造燦爛美好的明天呢?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家長把高考無望的子女送到國外 去念書，留學生的年齡越來越小。要知道，他們帶走的不僅僅是大量的外匯，也帶走了民族 的基石和自尊心。為什么我們自己不搞教育產業化卻讓它成為別國的支柱性產業呢?我們天 天抱怨經濟疲軟，而放著現成的一個激活經濟的楔机卻視而不見。要知道我們并不是第一個 吃螃蟹的人，有很多的教育模式都可以借鑒。遠的有歐美，近的有日本台灣，如果這些都“ 不符合國情”，我們不是還有四九年以前的教育制度可以參考嗎?誰來敲響中國高考制度 的喪鐘，廢除全國統一高考，給地方和大學更多的教育自主權，給老師和學生更多的教与學 的自由，這必將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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