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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8日訊】 在新世紀之初，中國知識界一批中青年經濟學家和新左派（主要有揚帆、智孝和、左大培、王小東等），把保衛公有制和反對美國霸權稱之爲”世紀末的悲壯–保衛公有制的最後一戰”。雖然他們竭力想與早已聲名狼藉的老左派劃清界線，但是他們的聲音與老左派的輿論喉舌《真理的追求》確實形成了遙相呼應之勢，二者都是向國家統計局課題組推出的長篇調研報告《對國有企業控制力的量化分析》發難，對此報告提出的國家應該從現有的196個行業中的146中退出的分析結論，新老左派尤其感到憤怒。在堅守國家壟斷經濟資源和保衛一黨獨裁的經濟基礎–公有制–這一點上，二者必然要走到一起。
他們都認爲：這篇報告是全面私有化宣言，是爲腐敗式權貴私有化提供國家政策上的合法保護，其根源，一是權貴的既得利益，一是右翼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全盤資本主義化導向。反腐敗、防止兩極分化和國有資産流失，成爲他們保衛公有制的最大藉口。但是，他們恰恰找錯了腐敗的根源：不是以權利平等、産權清晰爲特徵的自由經濟導致了腐敗，而是國家對權力與資源的壟斷才導致了權貴們一夜暴富的特權。不是私有化、而是權力市場化導致了國有資産流失和權勢者的瓜分，公有制的制度性所有者缺位才爲權力市場化提供了最大的可乘之機。在大陸的背景下，保衛公有制恰恰就是保衛壟斷權力的經濟基礎。逐步放棄經濟領域的行政壟斷和行業壟斷，又恰恰是最終消除政治權力的全面壟斷的前提。
同時，他們認爲：由於前蘇聯的解體以及俄羅斯經濟的不景氣，加之其政治體制的民主化（西化），使現在的俄羅斯越來越成爲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喪失了冷戰時期遏制美國霸權的能力。在新世紀的未來世界上，無論從文化的差異和現行社會體制的差異上看，還是從當下的發展速度和未來的發展潛力上講，唯一能夠遏制、進而終結美國霸權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國。在此宏偉的國家主義目標的指引下，他們繼承毛澤東的制度和理論的遺産，抵制權貴私有化和資本主義經濟方式的和平演變，把政治上的強國戰略和經濟上的民主管理以及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列爲國內改革的優先目標。而要達到上述目標，在私有化已經成爲法律之外的普遍事實的前提下，必須把保衛國有資産提升到”世紀決戰”的高度，終止繼續瓦解國有經濟的私有化進程。
他們甚至宣稱：”中國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級大國，被人打敗只不過150年以來的事，最多追溯到300年。即使如此，目前在綜合國力方面，仍舊是除美國以外的，第二流的超級大國。建國50年來的騰飛，民族文化的復興，已經指日可待，憑什麽要在騰飛和瓦解的關鍵時刻，選擇自我瓦解?”這已經不是經濟理論或治國戰略了，而是類似當年義和團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盲目的夜郎自大了。難道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爲藉口的趕超戰略，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還不夠嗎？
可以說，這種民族主義狂熱是六四後大陸知識界的主流立場。人文學界的知識份子也不例外。他們先後經歷了以抗拒西方文化霸權的學術本土化呼籲、後現代主義熱、人文精神失落的討論和東方主義熱等事件，儘管他們之間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在拒絕全球化、抵抗西方霸權和呼喚民族強盛這一點上則具有高度的認同。
百年恥辱的壓抑，凝固成自卑和趕超的雙重情結，在又一次強國機遇中膨脹爲不顧人的基本權利的國家主義和稱霸世界的民族主義野心，而這正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界階層的”精神鴉片”。正是在這種”精神鴉片”的麻醉下，他們才會在40年代讚美”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運動”，在50年代歡呼”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的野蠻掠奪，才會論證”人民公社”式的強制土地國有化的優越性，才會把”大躍進”視爲趕超戰略的前所未有的偉大實踐，才會擁護以犧牲人的權利、生活和生命爲代價發展重工業和核武器的強國之策，才會在文革中參與全民總動員的對人的基本權利、尊嚴和生命的肆無忌憚的踐踏，才會在六四之後高舉國家主義和拒絕西方霸權的民族主義旗幟。
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北約誤炸和臺灣民進黨上臺執政之後，特別是最近的撞機事件導致中美對抗的升級，使由官方所鼓勵的、由知識界所煽動的盲目、激進、情緒化的民族主義，甚至直接訴諸於”亡國滅種”的”生存第一原則”的藉口，獨佔意識形態的制高點和話語霸權，變成壓倒其他不同聲音和價值取向的最強音。這種聲音似乎在知識界變成了對每個人的良心發出的無形的”絕對命令”：救亡就必須強國，強國就必須優先發展經濟，優先發展經濟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保持社會穩定就必須一方面拒絕西方的和平演變，一方面維持和加強現行政治體制。象歷史上一切極端民族主義一樣，只要有一個藉口，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要挾下，政治強權下的暴力鎮壓的升級和不顧國力而盲目提升軍事競爭力的決策，就成爲執政者的必然選擇。似乎真應了百年一個輪回的迴圈，”中體西用”、”師夷制夷”的古訓，在”人權高於主權”的新世紀降臨之時，居然再一次成爲大陸知識界的主流意識。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靠強權和意識形態動員完成的國有化和初步工業化，是不顧人的權利、尊嚴和死活的”屠夫經濟”的話，那麽在當今時代，任何罔顧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的理論，任何爲國有化和強權下的平均分配進行的辯護就是”屠夫經濟學”，它甚至要比那種爲”權貴私有化”和普遍腐敗進行辯護的”禦用經濟學”更違反起碼的人性，其冷血和殘忍，無疑於經濟法西斯。
2001年3月7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信報》(//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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