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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6日訊】馬東在澳大利亞苦讀計算机的時候，馮鞏就說：“你呀，早晚是干我們這行的。”

　　馬東有個鼎鼎大名的爸爸———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季先生。本來以為子承父業，馬東也能說一口好相聲；他卻說，我爸爸連一句詞儿都沒教我。原來，馬老先生在演藝圈摸爬滾打几十年，對個中酸甜苦辣了解得太多太深，他不希望儿子步他的后塵。可“儿大不由爺”，馬東最后還是違背父親意愿，踏入文藝圈，倒是應了老爸徒弟馮鞏的預言。

　　馬東到《挑戰主持人》當主持，可沒沾老爸的光。是導演想讓主持人和挑戰者、嘉賓互動，才選了這個能說會道的男主持。馬東主持第一期的時候，觀眾還挺不買賬。理由很簡單：長得不怎么樣嘛。可几期看下來，觀眾對形象的抱怨几乎沒有了。馬東自嘲：“看慣了，丑都不覺得了。”可熟悉馬東的人知道，是他的閱歷、學識征服了觀眾。

　　馬東在澳大利亞漂泊8年

　　1986年，馬東高中畢業。媽媽的一個朋友說可以幫他出國留學，征求父親馬季的意見，馬季順口說：“出去看看也好。”沒想到朋友當了真，很快辦好了一切手續。馬季這時倒有些猶豫了，他對儿子說：“你自己決定吧。”

　　18歲的馬東想出去闖一闖，特別痛快地說了聲：“去！”

　　家里為馬東出國，几乎傾家蕩產才湊足3万元人民幣。兌換成1万澳元，其中5000澳元作學費，5000澳元作生活費。馬東從此沒問家里拿過一分錢。洗盤子、端盤子、油漆工、清洁工都干過。可這些賺錢都不多，馬東在考上澳大利亞一所大學的計算机系后，發現了一個收入不錯的行當。在澳大利亞有一种很小的皮作坊，他們把袋鼠睾丸的皮子揉軟，做成女士的小手提袋。這种工作當地人都不屑去做，當然薪水比較高。從此，每個假期，馬東都是在那個酸臭的作坊中度過的。

　　和每個遠渡重洋的人一樣，語言是個大關口，何況馬東高中學的是日語。他每天連睡覺都開著電視，號稱培養語感。另外一個辦法，就是租經典電影錄像帶，每部電影看上十廿遍。馬東說：“現在我還能背不少台詞。”還有個辦法是請房東———一位大學教授每天講解2個小時英文，作為交換，馬東負責給他17歲的弟弟講除法。他的學生可沒有馬東那么用功，根本不覺得不懂除法有什么不妥。上課5分鐘，准問：“課結束了嗎？”

　　馬東在澳大利亞早拿到了綠卡，畢業后還有了一份IT業不錯的工作，每天的薪水和父親每月的薪水一樣多。可馬東并不快樂。他說：“我從來就不喜歡計算机，我的夢在藝術里。”1994年，他決定回國。父親馬季雖然十分吃惊，可是沒有阻攔。

　　1995年馬東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拿下了第二個學位，從此踏入文藝圈。

　　1999年年初，馬東接手湖南衛視談話類節目《有話好說》，這個節目收視率很快躍升為湖南衛視第三。父親一反以往，對儿子的節目很關心，期期必看，然后打電話告訴他“最直接的感覺”，毫不客气。馬東說：“記得做第一期節目前，爸爸給我講出鏡感，講站相，講為什么要提气，甚至具體地告訴我手應該放哪儿。我長得很像父親，父親胖，我也胖。但父親仍然不忘囑咐我，經常出鏡一定要控制飲食。”最近，因為某些原因，《有話好說》停播了，馬東立刻被央視挖走。

　　听馬東講馬家趣事

　　“棗核啊，這么小”

　　我出生在1968年12月25日。這一天，對西方人來說是個喜慶的日子，對我來說卻不怎么妙。我出生前，父親就成了“反革命”，正挨批斗。為了怀孕的媽媽有人照顧，姥姥提前將她叫回了哈爾濱老家。我兩個月大時，媽媽不放心挨整的爸爸，決定回北京。為了讓幼小的我能抗住火車上30個小時的嚴寒，媽媽里里外外給我裹了不知多少層。那天爸爸被特批半天假，從火車站把我們接到家里。他急切地想見到自己的儿子，襁褓剝開一層又一層，一直剝了十几層才見到只有六七斤重的我。看到儿子那么小，身處逆境的爸爸仍不改往日的幽默，說了句：“棗核啊，這么小？”

　　“逮著了嗎？”

　　我爸爸團里有個小伙，特別毛糙，他每到之處，不是撞這就是碰那。有一次他們几個人到我們家玩，那個小伙子突然站起來要去廚房干什么。他剛進去，屋里的人就听到廚房里一陣稀里嘩啦的聲音。甭說，肯定是盤碗都砸了。大家有些緊張地看著我爸爸，怕他生气。誰知他慢悠悠地朝廚房喊了一句：“逮著了嗎？”(指老鼠)大家全笑了。

　　“我說怎么舊了”

　　前几天父親買了部新車，我回家的時候就發現了。剛巧他在和客人談話，我沒言語，自己悄悄上了車先兜了一圈。我回來時，客人剛走，父親拉著我說：“知道嗎我買新車了。走，看看我買的新車去。”我說：“我知道。”“你知道我這新車性能有多好？”他有些得意地望著我。“知道，”我故意淡淡地說，“剛才我已經試過了。”“噢，”他煞有介事地圍著車轉了半圈，回頭說：“我說我這車怎么就舊了。”(申江服務導報)(//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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