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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5日訊】 〔《爭鳴》編者按〕在中共建黨八十週年之際，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為我們刻劃了陳獨秀這個黨的創建者的卓越人品和悲劇命運。文章評述了陳獨秀從信仰共產主義到揚棄共產主義，到堅信只有民主政治才能給中國找到出路的思想轉變過程，值得中共黨內外人士參考。

陳獨秀先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造者和第一任總書記。在中國近代史上，特別是文化史與政治史，老一代的知識分子中，陳獨秀是叱風雲、名震遐邇的人物。無論是他的友人還是他的敵人，都承認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傑出的思想家與政治家。

離經叛道，卓爾不群
陳獨秀生於一八七九年。一八八四年，獨秀五歲，在祖父的嚴格管教下開始讀書。獨秀思想敏捷，智慧過人，幼年對於古訓，即有離經叛道的傾向。一八九六年，獨秀應考中秀才，他謔稱科舉制度是統治階級「玩猴子」。所以他的祖父斷言獨秀「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

五四前後，陳獨秀提倡新思想時，保守人士詆毀陳獨秀為「陳毒獸」，甚至說陳獨秀主張殺父的。陳獨秀在自傳中說：「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我在廣東時，有一次宴會席上，陳炯明正正經經的問我：『外間說你們組織什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我也正正經經的回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

一九○○年，陳獨秀留學日本，他在東京與蘇曼殊、章士釗同居一室，這同住的三個人，後來都成為中國著名人物。陳獨秀在思想文化政治活動中獨領風騷；蘇曼殊是一位終生為情所困的和尚；章士釗成為一位善於翻雲覆雨的政治不倒翁。蘇曼殊曾贈詩獨秀，詩句有「行雲流水一孤僧」「縱有歡腸已似冰」，表示自己對人生的悲觀。而當時的獨秀，生命像一把火，所以章士釗評論陳獨秀是「不羈之馬，奮力馳去，不峻之山弗上，回頭之草不嚙。」

獨秀年輕時，有過一次成為千萬富翁的機會，而他不屑一顧。陳獨秀是叔父陳衍庶的嗣子。陳衍庶有田產、巨宅和投資上萬TO銀子的生意。一九一三年逝世時，獨秀是這筆巨大遺產唯一合法的繼承人。社會上都說陳氏家財萬貫，可是獨秀視家產如敝履，不聞不管。胡適在北大演講中曾提到，有一次，獨秀到北京，他家在北京一間大鋪子的掌柜請「小東人」去看一看。獨秀卻說：「這鋪子不是我的。」

在中共的公開資料中，毛澤東說過「陳獨秀曾經是我的老師」，「我的革命思想最初是受到陳獨秀的影響」，「陳獨秀曾經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等等。但是，有一段重要史實卻不見中共官方黨史引用，毛曾祝陳獨秀萬歲。

五四運動時，陳獨秀被捕。當時毛澤東在湖南辦《湘江評論》，他以自己的名字寫過一篇《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文中說：「陳君之被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此文發表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湘江評論》創刊號。

陳獨秀早期的民主思想
陳獨秀學問淵博，日、英、法文都很有根底，詩詞書法及文字學的造詣皆深，才思敏捷，筆鋒犀利，長於政論，但演說缺乏吸引力。他的性格明朗、剛直，愛憎分明，嫉惡如仇，有棱有角，但固執而缺少親和力。他對於玩權術的人十分討厭，有時脾氣暴躁，有時與人搞得很僵。

甲午之戰中國戰敗後，獨秀立志投身救國。此後是康梁維新、辛亥革命、驅袁世凱、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共產黨的創立，直到北伐戰爭，獨秀或積極參與，或站立潮頭。

二十世紀初，陳獨秀組織愛國團體，屢敗屢起。他的思想也在不斷與時俱進，他從愛國運動進而認識欲救中國必須革新中國政治；欲革新中國政治必先革新中國文化。早在民國以前，他就在安徽辦了一份《安徽白話報》，提倡白話文，並宣傳民主與科學。陳獨秀當時寫道：「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國家』，『國家的權力來自人民』，『行使之權的乃歸全國國民的政府』，所以『國民第一步當爭就是政治參與權，即民主立憲的政治』。」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陳獨秀在章士釗辦的《甲寅雜誌》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認為「愛國者何？愛其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

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文史哲兼容並包，主要作者是當時北方知識分子精英，如胡適、李大釗、高一涵、陶孟和等。陳獨秀在《新青年》「發刊詞」中「敬告青年」，提出青年的六條標準：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敬告青年》一文是陳獨秀發動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貫穿於六項標準中的紅線是科學與民主。

一九一七年，陳獨秀繼胡適後，發表「文學革命論」；一九一八年發表「偶像破壞論」；一九一九年一月，發表《新青年》的《本誌罪案答辯書》等等。當時，陳獨秀的基本思想是傾向民主主義的。

五四前後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由胡適和陳獨秀共同領導。陳獨秀與胡適的人生觀、世界觀不同，他們有時爭論，有時相容，但終生彼此相敬。當時兩人同被稱為中國思想界的大彗星。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思想是民主與科學。陳獨秀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民主和科學）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陳獨秀說：「民主國家，真國家也，國民之公產也。以人民為主人，以執政為公僕者也。」他並提出由人民制定憲法，選舉國會議員，依法治國。

陳獨秀認為，中國要生存於世界，國民必須自由自治，有獨立自主的人格，實行人的解放，一切言行，不聽命於他人，不從屬於他人，國民必須居於國家主人的地位。

在新文化運動中批評儒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時，陳獨秀當時也是反孔的，他在答吳虞一文中說：「竊以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為一尊，以阻礙思想文化之自由發展。況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則正多，尤以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者。……」陳獨秀此說，胡適也表示信服。

陳獨秀與中共的初期活動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陳獨秀發表《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是他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同年十二月一日，陳獨秀發表《『新青年』宣言》，是他開始接近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文章，但不是沒有保留的。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較陳獨秀為早，他在一九一九年十月發表《庶民的勝利》與《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二文，歡呼俄國十月革命。

一九二○年三月，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來華，他在北京訪李大釗，提出要李領導組織中國共產黨。李說：「我的號召力不及陳獨秀。」維丁斯基根據李大釗的建議，五月到上海見了陳獨秀。陳獨秀同意了維丁斯基的建議，他言必信，行必果。一九二○年六月，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研究小組，在陳獨秀領導下在上海成立，當時又稱中共臨時中央，與李大釗在北京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遙相呼應，時稱「南陳北李」。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正式建黨（一大）時，因為陳獨秀在廣州，李大釗在北京，都沒有直接參加。在一大中，陳獨秀眾望所歸，被選為書記，後稱總書記。附帶一說，中共一大的正式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後來中共訂七月一日為黨慶，是因為毛澤東在延安的一句話：「我們從七月一日慶祝一個月」。既屬「毛語」，日後中共也就無人敢改了。

陳獨秀於九月間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陳與當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雙方話不投機，發生嚴重爭執。陳獨秀說中國革命要按自己的國情摸索。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陳獨秀認為，他不能接受這一觀點：凡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都要遵守，凡是共產國際的命令都要執行。陳獨秀是中共的創建者，也是中共「反對兩個凡是」的第一人。同年十月，陳獨秀在上海被捕，出獄後知道是馬林以巨款賄賂租界當局而獲釋。陳獨秀素重感情，從此改善了與馬林的關係。

一九二二年三月，馬林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陳獨秀加以反對。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一個小團體，領導不了中國革命，不如鑽進國民黨，打國民黨的旗幟，才能有作用。陳獨秀認為，他不反對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但必須光明正大，建立黨對黨的「黨外合作」；如果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又在國民黨內發展自己的組織，這是很危險的。七月間，中共舉行二大，馬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認為中共對上級（共產國際）的指示，除了服從以外，沒有別的選擇，陳獨秀在此壓力下終於屈服。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通過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但是陳獨秀認為，形勢既然如此，中國只有走「二次革命」的道路，第一階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第二階段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中共三大的宣言中說：「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宣言為陳獨秀起草，他用心良苦，認為國共既然實行「黨內合作」，共產黨人必須坦誠說出自己奮鬥的目標。後來中共認為，陳獨秀這一觀點是「右傾機會主義」。

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
十月革命以後，列寧認為，俄國共產黨政權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下是不能單獨存在的。在歐洲連續發動德國和匈牙利的暴動，不久以失敗告終。因此，俄共的東方政策，如何利用中國革命以擺脫俄共的孤立，遂成為俄共領導人爭論的重心。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寧逝世，俄共（包括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兩條路線鬥爭白熱化。當時俄共有兩個中國問題的核心，一個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另一個是斯（大林）、布（哈林）聯盟。托季聯盟主張中國共產黨要旗幟鮮明，不斷革命。斯布聯盟主張，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一定要拖住國民黨一起幹，打國民黨的旗幟，爭取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奪取國民黨的群眾。例如當時的毛澤東與國民黨領袖之一汪精衛密切合作，汪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毛為副部長並一度代理部長。中共當時對國共合作是明一套、暗一套，明的一套是對國民黨笑臉相迎，陳獨秀以黨的領袖的身份，不能不擔任這個「賣笑政策」的主角。當時，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演講中說：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必須像榨檸檬一樣，把它榨乾，然後丟掉。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執行了斯大林路線。

但是，共產黨暗的一套，如分化國民黨為左中右三派，工會農會的極左行動，黃埔軍校及軍隊中的秘密小組等等，也引起了國民黨的警覺。一九二六年五月，國民黨中央通過整黨案，蔣介石公開表明，國民黨內不能容許有小黨派的活動。一九二七年三月，共產國際命令周恩來、羅亦農等在上海組織暴動，企圖奪取中國這個最大都市，結果失敗。繼之國民黨在上海、廣州清黨。當時汪精衛在武漢與南京的蔣介石對抗，共產國際又嚴令陳獨秀與汪精衛合作反蔣。在這同時，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接到不同指示，要中共廣泛展開農民運動，準備農民起義，指示中又說，汪精衛是革命的，羅易就把這份文件給汪看了。汪精衛這時才明白共產黨的「兩手策略」，於是決定分共。

中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陳獨秀對國民黨的「賣笑」已經不能再發生作用，斯大林對中共的指導路線也證明破產。陳獨秀執行的是斯大林的政策，因此他成了斯大林的替罪羊。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共五大，七月，共產國際下令改組中共中央。八月，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直正式宣佈，解除陳獨秀的職務，並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共產國際要陳獨秀悔過，陳答以「所謂悔過，過從何來，如何悔之？現在應該悔過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我。」陳獨秀又拍著桌子大罵：「我們應該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乾的小猴兒（指國際代表）牽著鼻子走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一再要求陳獨秀去俄。他知道此行必然挨鬥，堅決拒絕參加六大。他說：「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的大會，應在中國，怎麼要到莫斯科去呢？」他又說：「我堅決不去，中國的問題，中國的同志最了解……他們要我去蘇聯，並非真的讓我去研究討論中國問題，而是要我承擔罪責。」

一九二九年七月，中蘇為中東鐵路事件發生衝突。中共中央發表宣言，提出「武裝保衛蘇聯」、「擁護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的口號。陳獨秀致函中共中央，反對上述口號。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開除陳獨秀和他的支持者。十二月十日，陳獨秀發表《告全黨同志書》，他承認中共的領導的確有很多錯誤，他個人要負主要的責任。而事實上每一個錯誤都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

陳獨秀等被開除後，組織「無產者社」，發行《無產者》雜誌，刊載托洛茨基文章。一九二九年底，中國四個托派組織召開大會，成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陳獨秀被推為總書記。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捕。

陳獨秀一生五次被捕，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等共四次，這一回是第五次被捕。正如他自己說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他的若干著作是在監獄中寫的。這次在獄中致力中國文字學的研究。

陳獨秀晚年的民主思想
陳獨秀第五次被捕後，一九三三年十月受審訊，章士釗以律師身份為陳辯護。章士釗在辯護詞中說，陳一向主張議會政治，是民主的急先鋒。陳在國共合作期間對國民黨有功，認真實行三民主義，他的托派活動與國民黨的反共目標一致。章士釗宣讀辯詞後，陳獨秀拍案而起，憤怒指出：「章律師之辯護，全係個人之意見。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並將章的答辯詞中的「誤信共產主義」改為「堅信共產主義」。陳獨秀當時既為中共所排斥，又在國民黨法庭上正氣凜然，令人尊敬。

從一九三二年起，陳獨秀在監獄住了五年。一九三五年劉海粟從歐洲回國，到監獄去探視，見陳的獨立牢房堆滿了書，陳在獄中潛心做學問，劉說：「你偉大」。陳獨秀提筆給劉海粟寫了一副對聯：

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

這副對聯表達了當時陳獨秀心情泰然，豪氣未消。後來，抗戰發生，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時，鐵窗五年，讀書萬卷，使陳獨秀的思想更成熟，更昇華，更進步了。他揚棄了共產主義，認為只有施行民主政治，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陳獨秀出獄後，說自己不再屬於任何黨派，他的思想獨立，也不代表任何人。由於他的學術地位依然受人敬重，他的密友羅漢與葉劍英有過接觸。葉代表中共提出，如陳獨秀接受三個條件可以恢復組織關係，三條件為：一，公開聲明脫離托派組織；二，擁護黨的路線；三，以行動表示誠意。陳認為不能接受。其後，康生、徐冰、章漢夫相繼發表斥罵「托派漢奸陳獨秀」的文章。陳獨秀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給新華日報的信》中說：「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讓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如此嗎？」（此信《新華日報》未刊出，同月二十七日在《掃蕩報》上發表。）中共給陳獨秀扣上「漢奸」帽子，當時激怒了很多被認為是中共朋友的著名學者如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等發表公開聲明，指責中共對陳獨秀的誹謗，「此事殊出常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週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諸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加諸異己……」沈鈞儒也表示不滿。

陳獨秀在抗戰期間的主要言論，包括擁護抗戰，贊成各黨派合作，支持全民動員和政府改革，反對任何形式的專政；在國際問題上，他認為英美法的民主代表人類的希望。

陳獨秀說：「『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陳獨秀說：「民主主義是……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無產階級……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是反對黨派之自由。」（一九四○年十一月，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

陳獨秀說：「我只注重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陳獨秀給陳其昌的信）

陳獨秀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觀點是：「若勝利屬於英美法，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陳獨秀給西流等的信）。陳獨秀認為，「人類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的格別烏（秘密警察）政治。」

陳獨秀還有一個重要見解，他反對斯大林，但是，他不同意「把蘇聯的一切罪惡都歸罪於斯大林」，因為「是獨裁制度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他說托洛茨基直至「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時」，才有所覺悟，「然而太晚了」。（一九四○年十二月，陳獨秀給西流的信。）

胡適在《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一書「序言」中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想想。」

中國知識分子的榜樣
陳獨秀的一生，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史，他從康梁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共的創立、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分裂，到最後回到民主主義。他的不斷探索與尋求真理的精神，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榜樣。

陳獨秀所走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生坎坷。他個人的基本氣質是愛好自由，傾向民主。五四以後，他在思想上一度迷失方向，他的長期冷靜的思考，從蘇聯與中共的實際經驗中理解，民主主義是世界政治的主流，唯有民主能解決中國和世界的根本問題。陳獨秀晚年形成了以民主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就陳獨秀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功業而言，他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政治家，而不是政客。胡適說，陳獨秀是一個終生的反對派。我更感到，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絕代巨人」。

對「愛國」的卓越見解
末了，我引用一段陳獨秀論愛國的文章作為本文的結束。陳獨秀說：「愛國大部分是感情的產物，理性不過佔一小部份，有時不合乎理性。」「惡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我們愛的國家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作犧牲的國家」（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每周評論》，原題為《我們究竟應不應當愛國》，陳獨秀用的筆名是「隻眼」）。

偉哉，此為八十年前，中國一代思想巨人陳獨秀對愛國之卓見也！此所以陳獨秀成為中共歷史上的「絕代巨人」也。

陳獨秀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病逝四川江津，享年六十三歲。他長期貧病交迫，堅拒國共兩黨顯赫人士的餽贈。蔣介石送錢，他退了；周恩來說，如果陳獨秀接受兩個條件，一不對外講話，二不發表文章，中共可以把他的生活和醫療包起來，陳獨秀當然也拒絕了。崢崢風骨，令人肅然起敬。

巨人已逝近六十年矣，長留風範與哀思在人間。

《爭鳴》編後議：一個啟示

在世界上一切政黨當中，最善於自相殘殺的，當屬共產黨。在共產黨當中，殺得最兇的是蘇共和中共。不過蘇共主要是斯大林時代，而中國則貫徹始終。從黨的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起，黨內鬥爭的犧牲者不可勝數。在這種鬥爭中，是沒有好人的立足之地的。

從陳獨秀波瀾起伏的一生，從他的思想轉變的過程，從中共對待陳獨秀和評價陳獨秀民主主義思想的態度和觀點，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專制主義和蘇共利己主義、沙文主義的本質，看到共產黨人、中國人應該怎樣選擇自己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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