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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5日訊】 由於“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所以中共建黨八十年來﹐“鬥爭”成了它的主線。所謂“兩條戰線”的鬥爭﹕對外是“兩條道路”的鬥爭﹐也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對象開始是北洋軍閥﹐但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對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也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形形式式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對象就是黨內那些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其實就在一九二一年建黨以前﹐中共這些建黨創始人就已經同人家“鬥爭”了﹐例如同胡適關於問題和主義的爭論﹑同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的爭論。
同國民黨的鬥爭是“敵我矛盾”無疑﹐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應該是人民內部矛盾﹐因為目標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涉及方針方法上的不同而已。但是鬥爭一樣殘酷無比﹐結局差不多同“敵我矛盾”差不多。同古今中外的“成王敗寇”一樣﹐勝利者就是正確路線﹐其他非左即右﹐並奉送由當權者制定的各式帽子。
中共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後來遷到嘉興南湖召開的﹐但是與會的中共領導人後來全忘記具體的日期﹐只能以七月一日作為黨的成立日期。以後經海外學者的考據﹐確定是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也認同是這個日子﹐但是也只能將錯就錯﹐繼續沿用七月一日那個假日期。中共後來的“假大空”也可能連生日都是假的有關。
就是在這個“一大”﹐中共就開展了黨內鬥爭﹐批判了劉仁靜左的關門主義觀點和李漢俊右的合法主義觀點。劉仁靜後來被指為“托洛斯基分子”。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廣州召開“三大”時﹐又同兩種“傾向”作鬥爭﹐一個是以總書記陳獨秀為代表的投降主義傾向﹐一個是張國燾為代表的關門主義傾向。到了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以後﹐黨內的這些鬥爭就不是“觀點”或“傾向”的問題﹐而是貨真價實的“路線鬥爭”了。
縱觀中共八十年來的黨內“路線鬥爭”﹐主要有以下幾次的“機會主義”路線﹕
一﹐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中共建黨後就面臨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陳獨秀認為當時的革命任務既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就必然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則是資產階級掌權以後開展議會鬥爭的事。他這個觀點其實符合中共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但是對急於求成的人來說﹐則是“右傾”了。因此後來被扣上“兩次革命論”。由於他堅持這個觀點﹐後來罪名越來越大﹐從機會主義發展到“投降主義”﹐再“取消主義”。又由於他拒絕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作檢討﹐並且認為革命的失敗同國際的錯誤指導有關﹐從而捲進蘇聯共產黨內的派別鬥爭而成為“托洛斯基陳獨秀匪幫”。但是國民黨也沒有饒過他﹐一九三二年將他逮捕關了五年。一九四二年在窮困潦倒下陳獨秀病逝於四川江津。
其實說陳獨秀“投降”是冤枉的。蔣介石一九二七年的清黨不是因為陳獨秀的“右”﹐而是因為中共黨員混入國民黨內部而須清黨。國共合作時共產國際曾下令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陳獨秀是反對的﹐因為共產黨要旗幟鮮明。這種“跨黨”當然也引來國民黨的猜忌﹐因為誰也不會願意在自己黨內有他黨的人混在裡面從事不可告人的活動﹐這才引來蔣介石的清黨。陳獨秀的反對當然是書生氣十足。共產黨的勝利﹐“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重要的一環就是打入對方內部進行策反。不要說“敵強我弱”﹐就是現在無產階級專政了﹐“民主黨派”中的領導人有好些也是地下的共產黨員。
而毛澤東後來為了要在理論上反對陳獨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之說﹐便加上一個“新”字而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迴避了“資產階級”的字眼而成為“無產階級領導”了。而在黨內精英被國民黨屠殺和中共落草之後﹐領導人的成分中有理想的知識分子比例越來越小而代之以農村和城市痞子。他們好勇鬥狠﹑詭計多端﹑不擇手段﹐促進了“革命”的勝利。但是他們的劣根性也帶來中共建政後的一系列問題。例如在根據地裡的肅反擴大化帶來建政後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而打擊一大片﹔以及“大躍進”﹑“人民公社”浮誇風帶來的災難。這些歪風邪氣至今還生根在中共內部﹐成為中共的毒瘤。這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代價。
二﹐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右派的蔣介石在上海清黨﹐七月十五日左派的汪精衛在武漢“分共”﹐八月一日中共組織南昌暴動﹐誕生“中國工農紅軍”。八月七日中共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將革命失敗的所有責任推在陳獨秀頭上﹐並撤換了他的總書記職務﹐由一直批評陳獨秀“右”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瞿到處發動武裝暴動﹐無奈國共力量懸殊﹐都失敗了﹐於是又背上“左傾盲動主義”的罪名﹐在第二年的春天就被斯大林制止。
瞿秋白後來在黨內繼續受到打擊。一九三四年紅軍“長征”時﹐明明知道他是文弱書生﹐而且身體多病﹐但就是把他留在江西蘇區於敵後“堅持鬥爭”﹐顯然要借國民黨的刀來殺人。果然不久他就被國民黨逮捕﹐這位中共的才子在獄中寫下<多餘的話>﹐敘述他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同中共之間“歷史的誤會”。但是國民黨沒有饒過他而把他處死(一九三五年)﹐共產黨也沒有放過他﹐文革期間被挖墳鞭屍。
三﹐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由於陳獨秀﹑瞿秋白兩個知識分子非右即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遂看中工人成分的向忠發擔任總書記﹐但他不但是個草包﹐而且由黨出經費養了一個妓女﹐就如時下順口溜中所說的“吃喝嫖賭全報銷”﹐不理政事﹐而其他領導人有些還在莫斯科﹐於是實權落在擔任宣傳部長的李立三手裡。當時紅軍在根據地有些發展﹐李立三便衝昏了頭腦﹐認為革命高潮到來了﹐於是在上海調動紅軍進攻大城市﹐如長沙﹑武漢等﹐還組織城市和農村暴動﹐結果當然是連吃敗仗。一九三0年九月﹐周恩來和瞿秋白從莫斯科回來﹐奉命停止了立三路線。李立三去莫斯科檢查錯誤﹐後來被關在監獄裡﹐到一九四五年才放出來。“解放”初期從事工會工作﹐又被批為“工團主義”。文革期間李立三被殘酷批鬥﹐於一九六七年自殺身亡。
四﹐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瞿秋白對李立三的處理被共產國際認為是“調和主義”﹐於是共產國際培養中國學生的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兩個得意學生王明和博古在政治上攛上來了。在米夫親臨操縱下﹐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會﹐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員並且掌握了實際權力。由於不久發生大逮捕事件﹐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後雖然跪地求饒仍被槍決﹐王明便到莫斯科出任駐共產國際代表避風險﹐而國內的負責工作交給年僅二十四歲的博古﹐他當時是共青團中央的書記﹐而王明則在莫斯科遙控。
王明路線對立三路線越批越左﹐不但政治上連資產階級一起打倒﹐在城市更加孤立﹐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遷到江西的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軍事上因為共產國際派了一個顧問李德(德國人)﹐推行正規戰的路線而在戰爭中遭到重大損失。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因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被迫放棄中央蘇區而“長征”。由於長征途中連打敗仗﹐遂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遵義會議﹐撤了博古同李德的職務﹐由張聞天總負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此時﹐共產國際號召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由王明出面﹐在莫斯科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要求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極左路線基本結束。
所謂“基本”結束﹐就是說後面還有餘波。中共在陝北站住腳以後﹐毛澤東借“整風”為名開展黨內鬥爭。徹底清算王明為首的“國際派”﹐連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的張聞天也被下放﹐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時廢總書記一職而改設主席職﹐由毛出任黨主席。張聞天在一九五九年被毛拉進彭德懷反黨集團再挨整﹐文革期間再被批鬥逼供﹐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病逝。博古一九四六年飛機失事身亡。王明在一九五六年去蘇聯治病再沒有回來至一九七四年病逝。
抗戰期間王明從蘇聯回中國﹐主持中共長江局﹐同國民黨軍政要員杯觥交錯﹐被毛澤東指為“右傾機會主義”。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被國民黨指為“違紀”打垮﹐中共歸咎於當時新四軍負責人項英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同王明掛上鉤﹐予以清算。項英在皖南事變中被自己的副官打死。王明的由左變右﹐成了中共黨史中機會主義路線的典型。
五﹐羅章龍分裂主義路線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六屆四中全會是個“擴大”會議﹐米夫找了一批不是中央委員的“國際派”參加會議﹐米夫在推出候選人名單時也宣佈選舉時這些被“擴大”進來的與會者也有投票權﹐結果候選人自然全部選上。這就是中共的“民主”。此舉在黨內引起強烈反彈。帶頭造反的是毛澤東的老朋友羅章龍。他是毛澤東新民學會的成員﹐是中共最早期的黨員之一﹐此時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他也反對立三路線﹐並且提出一份領導人名單﹐無奈米夫看不上他﹐選舉方式又被修改﹐他一氣之下帶了一批人另立中央。然而別人可以搞非組織活動進行變相政變﹐他要搞可不行﹐因為米夫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而中共是兒子黨﹐所以羅章龍在一月二十七日就被開除出黨﹐罪名是“分裂黨中央”。羅章龍後來從事教學生涯﹐“解放”後擔任政協委員和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顧問﹐九十年代以高壽善終。
但是那時更可怕的是﹐由於有人告密﹐一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國民黨當局逮捕了當時還在上海活動的中共要員三十多人﹐包括十名省委書記﹐他們多數是羅章龍的支持者﹐其中二十四人在二月七日被槍斃。羅章龍的中共中央經內外打擊很快就垮臺。一直有人懷疑是王明向國民黨告密借刀殺人﹐但是一直沒有拿到證據。其後紅四方面軍負責人張國燾的西路軍被國民黨殲滅﹐陝北根據地開創者劉志丹東征時犧牲子彈是從背後打來的﹐也一直有人懷疑是毛澤東在借刀殺人﹐但是也還缺乏進一步的根據。
六﹐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
張國燾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一大時被選為組織委員(部長)﹐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大革命失敗後主持鄂豫皖根據地﹐僅次於江西中央蘇區。中央紅軍“長征”後﹐張國燾的四方面軍也長征﹐兩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由於中央紅軍只有一萬多人﹐裝備不佳﹑人員疲憊﹐而四方面軍越打越勇﹐人數發展到七萬多人﹐裝備也比較良好。於是雙方產生矛盾﹐毛澤東認為張國燾要吃掉他而連夜出走﹐張國燾則圖另立中央。但是最後大家還是到了陝北。
一九三六年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命令四方面軍的兩個軍西渡黃河打通國際路線﹐後來又要他們在甘肅建立根據地﹐加上指揮錯誤﹐次年就戰敗瓦解﹐剩下幾百人從新疆經蘇聯﹑蒙古回到陝北。當時留在陝北沒有參與指揮的張國燾被毛澤東強加“分裂”罪名﹐要他為失敗負責﹐並且開展激烈的批鬥﹐當時還留在陝北的四方面軍將領許世友等企圖逃亡被捕判刑。張國燾在事件告一段落後於一九三八年逃離陝北投向國民黨﹐一九七九年在加拿大病逝。
七﹐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
這是中共建政後第一場黨內大的“路線”鬥爭。高崗也是陝北根據地創始人。中共建政後擔任國家副主席﹑計委主任等職﹐但據說想取代周恩來的總理地位而拉幫結派﹔饒漱石當時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一九五四年七屆四中全會上被揭露批判後高崗自殺身亡。次年被高饒被開除黨籍。饒漱石於一九七五年病逝。
有消息說﹐高崗的野心是被毛澤東慫恿出來的﹐是毛要利用他對付劉少奇和周恩來﹐後來打開看情況不對﹐沒有把握﹐便出賣了高崗。在揭批會上﹐毛澤東居然“放假”而交給劉少奇主持。
八﹐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彭德懷當時是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黃克誠是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張聞天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周小舟是候補中央委員﹑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他們因為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些意見而被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的八屆八中全會上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黨集團”。文革當中他們再次被清算﹑批鬥﹐彭德懷於一九七四年因殘酷迫害病逝﹔黃克誠僥倖活到一九八六年病逝﹔周小舟於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後被迫害而自殺身亡。
九﹐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毛澤東為奪回因為“三面紅旗”失敗而失去的權力而給劉少奇加的罪名﹐並以“反修﹑防修”為名在一九六六年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揪出“中國赫魯曉夫。當時劉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毛澤東於該年八月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炮打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作為“叛徒﹑內奸﹑工賊”而被永遠開除黨籍。在摧殘之下劉少奇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病逝。
十﹐林彪反革命集團
毛澤東在利用林彪在軍隊的支持奪回權力之後﹐深恐林彪坐大﹐於是在確定林彪是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黨章規定的唯一接班人後﹐又不給他當國家主席而逼他攤牌。林彪在四面楚歌下被逼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匆忙出逃﹐摔死在蒙古沙漠。於是中共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挖出林彪餘黨。一九八0年對他們的重要人物進行“公審”判刑。
十一﹐江青反革命集團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中共元老發動武裝政變﹐逮捕了以毛澤東“愛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成員﹐後來被稱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罪名是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一九七七年十月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江青被永遠開除黨籍。一九八0年中共“公審”江青反革命集團﹐次年江青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執行。一九九二年江青自殺身亡。
十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
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雖然說不搞政治運動了﹐但是黨內鬥爭仍然不斷。由於熱衷改革並且對學生運動採取同情態度﹐一九八七年一月黨內高層生活會議上中共元老對總書記胡耀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展鬥爭﹐逼迫他辭職。在憂憤之下﹐胡於一九八九年病逝。
胡耀邦病逝引發學潮﹐要求政治改革和反腐敗。由於總書記趙紫陽不願對學生進行鎮壓﹐也不願參與戒嚴﹐並且提出辭職﹐所以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以“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罪名撤銷他的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等黨內所有職務﹐並且軟禁到現在。
由這些“機會主義路線”頭子的悲慘下場﹐說明他們也需要人權的保障﹐江澤民應該為他將來可能成為錯誤路線的頭子而在現在就提供人權的保障。
在中共歷史上﹐反右多過反左﹐反右最終往往被“平反”﹐如彭德懷﹑劉少奇﹔而反左又往往是當右來反而越反越左﹐如瞿秋白﹑李立三﹑林彪等﹐表明中共骨子裡面的左。實際上毛澤東這個左的根子就沒有被好好批判過﹐所以中共總是寧左勿右﹐從而左氣衝天。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正是左的政治路線在組織路線上的反映。中共至今仍然拒絕政治上的任何改革﹐也是左的表現﹐但是歷史必將對此做出應有的懲罰。
－－原載《爭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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