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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8日訊】 魯迅的生平，可分爲“呐喊時期”（五四到20年代）、“彷徨時期”（20年代中到30年代初、“僞自由書時期”（上海10年）。毛澤東說：魯迅後期雜文最少片面性。但實際上，魯迅最好的作品在“呐喊時期”，寫出了人性，而他的雜文由於不得不面對多個方向作戰，使其論戰性大於思想性。自從接觸了瞿秋白、馮雪峰等人，他靠近了共產黨，在創造社、太陽社的擠兌下，他讀了馬克思主義。但是，從此就有了麻煩。一方面是同瞿秋白等人的至交，另一方面是對周揚等人“獨得了無產階級委任狀”，“動輒加人以嚇人的罪名”的憎厭和反感，致使其只好面對兩面夾擊“橫著”戰鬥。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與其他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著明顯的不同，他不是冷冰冰地治學，而是在深邃的思慮下掩蓋著奔騰的情感。出於對民衆的關懷和激情（還有同瞿秋白等人的友誼），他成了左派，但出於對党的某些領導的奴隸主派頭的厭惡，他又同中共産生過尖銳的衝突。他對周揚的評價是“奴隸總管”、“文壇皇帝”、“深居簡出的元帥”、“工頭”、“指導家”，指出周揚等人的行徑是“輕易誣陷別人爲內奸，爲反革命，爲託派以至漢奸”；“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依勢定人罪名”（從周揚的角度看，可以說是“冤枉”的，因爲他只指責魯迅“破壞統一戰線”，而沒有別的行動。魯迅恰是從這一點敏銳地看出了以周揚爲代表的“党”問題所在）。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魯迅對所謂的“實際解決”最爲反感，他曾質問徐懋庸道：“什麽是‘實際解決’。殺頭還是充軍？”

由於魯迅的名頭太大，革命的創造社和太陽社在1925～1928年打起了“革命文學”的旗幟，把魯迅作爲攻擊物件。成仿吾把魯迅描述爲封建餘孽、有閑的貴族文學的代表、時代的落伍者和絆腳石。魯迅感歎道：如果成仿吾得勢，他就恐怕要穿著紅馬甲去掃馬路（正是同一個成仿吾，後來在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當院長）。有些人跟著攻擊魯迅，只不過是要表示緊跟創造社。馮雪峰對此不以爲然，在《革命與知識階級》中說：“一大本雜誌有半本是攻擊魯迅的文章，在別的許多地方也大書著創造社的字樣，而這只是爲擡出創造社來。”但正因如此，建國後的運動中，馮雪峰成了“矇騙”周先生，挑撥党和魯迅的關係的罪人。

儘管我們一直把魯迅看作是“黨外的共産主義者”，但在魯迅那裏，人不是按階級劃分的，而是按“幫閒”、“幫忙”、“二醜”、“八哥”或“做戲的虛無黨”等來劃分的。顯然，魯迅並未接受階級分析觀點。我們總是把“賈府裏的焦大，也是不會愛上林妹妹的”，作爲魯迅劃分階級的證據。但通觀魯迅關於《紅樓夢》的論述，並沒有“階級分析”的迹象。

正是魯迅早逝，魯迅思想中的犀利和尖辣被毛澤東所看中，成爲“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毛澤東引得最多（但恰恰是歪曲地誇大了魯迅的尖刻一面而放棄了其人性的一面），而且幾乎是唯一沒有被查禁的現代作家。真正的問題在於，如果魯迅活著，共產黨政權能否接納他或容忍他。解放初，有人曾經詢問道：“如果魯迅活著，新政權將如何安排他？”據說郭沫若的回答是：“這個問題嘛……要看魯迅的表現而定……”（《人間魯迅》，《讀書》1998年第9期）實際上不用看，胡風就是明證。

——轉自《ABC論壇》(//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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