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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1日訊】

對話人：嚴歌苓，王蕤

地點：嚴歌苓加州寓所

時間：2001年6月22日

上海人嚴歌苓，50年代出生，是海內外知名女作家，獲得海外九項文學大獎和兩項電影獎。出版過《少女小漁》、《雄性的草地》等7部作品集。

北京人王蕤，70年代出生，16歲開始在《人民文學》發表小說，出版過《從北京到加州》、《哈佛情人》等5部作品，少年時代曾為中學生寫專欄、做節目主持人。

嚴歌苓和王蕤雖然屬于兩代人，但有很多相似之處：她們都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嚴歌苓是上海老一輩作家，王蕤的父親是北京的資深編輯与教授；她們都在美國受教育，嚴歌苓畢業于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文學系，王蕤畢業于伯克利加州大學新聞系；今年五六月間，兩人在美國又前后出版小說，得到美國媒體和出版界的關注。嚴歌苓推出的是她的《扶桑》英譯本，王蕤推出的是她的第一部用英文寫的小說。今年7月，她們都被邀請在美國一年一度的舊金山圖書節上講演。最近嚴歌苓在為王蕤即將出版的新書《俗不可耐》寫序。

“我熱愛中文”

嚴：我來美國的時候已經30歲了，在中國時已經出版了作品集，作品也已經有了一定風格，比如刻雹幽默。到了美國后，我的語言受到西方文學的沖擊，讀了很多英文原著。我的中文脫离了母語語境，成了一种新的中文，我父親說有時有些洋涇中文的感覺。我是上海人，長在四川，在北京也生活過。四川話的幽默和生動對我都很有影響。我一直沒有選擇英文是因為中文更自如一些。

王：我是21歲出國的，從小父母讓我背唐詩宋詞，我中文底子挺好。我喜歡的中文是街頭語言，有些粗俗但又活靈活現的，比如王朔的語言。來到美國后，語境成了英文語境，我就一頭扎進了英文里。我們這一代很早就學英文，在美國，我很快夢里也都是英語對話了。所以我后來用英文寫作好像就很自然了。我在美國當翻譯，所以我對兩邊的語言都很關注。我還希望接著寫中文，因為畢竟是母語，而且中文特別丰富。我搬回亞洲就是希望能多接受國內鮮活的語言。我熱愛中文。不過在掌握了英語之后，也使我的中文變化了。以前我的中文像日本音樂，有裝飾音，現在的中文更加本質。

“海外寫作使我更加注重內心的感覺”

王：我到了美國以后，什么書都讀，什么課都上，我特別喜歡希腊羅馬神話和榮格的集體無意識。我在融入西方文化時比較順利。周圍人都說我很美國化，從待人接物到思維方式等。在海外看中國會有一种很冷靜的感覺，對中國的浮躁、變化以及光榮与夢想都感覺很敏銳，有种旁觀者清的感覺。這個對寫作，我覺得特別有好處。

嚴：在海外創作使我本人更加注重內心的感覺，人變得非常敏感。以前在主流社會和母語社會中對一些問題渾然不覺，想當然，而在美國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很在意，變得自我意識很強。我上學的時候，是班上惟一的外國人。我的高度敏感使得自己的頭腦變得特別活躍，看樹，看天空，都有种荒誕感和另類感。經常會有意識流，人變得非常复雜。表面上平靜，內心像個瘋子，總有种疼痛的自我感覺。因為如此，更走向自己的內心，對內心的關注更加丰富。另外，我的父親是畫家，我的思維是非常形象的，腦子里總有很多影像在不斷閃現。

“孤獨使我得到能量”

嚴：我們寫作方式不同可能和年齡有關。你還年輕，荷爾蒙比較旺盛，不一定适合將自己關起來。我天生不合群，孤獨使我得到能量，和人在一起消耗我的能量。我創作這么多年，寫作是一种職業和一种常規。但我也有交流。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和朋友們侃大山。有時，坐在公共汽車或者咖啡店里，听人們聊天。听到美國人和中國人一樣有婆媳問題，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花了很多時間听周圍的人扯閑話。他們為我的故事提供了很多細節。另外，我也花時間做研究。《扶桑》一書我從1992年做研究，1995年開始動筆。

王：我是學新聞的。我是個很好奇的人。我去了很多國家，很多地方，有時在美國鄉下和養豬的農民睡在一起，有時在精神病院里跟精神病人聊天，有時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在路上》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我自己這几年也一直在路上。在行走中，我的視野不斷開闊，思維不斷變幻，這种生活帶給了我很多靈感。我可以在家創作一個月，但多了不行。我想，我可能成為不了職業作家。我把自己關久了，會煩的。我更喜歡的職業是記者，聆听別人。

“對我們這一代人不能一概而論”

嚴：你們這一代人更個人化、自我化、世界化。我們是被集體制造出來的一代人。我們常常有當社會代言人的負擔。但你們這代人中尤其是國內的一些人，比較浮躁……

王：我們這一代人愛追逐時髦、時尚。很不幸，我也有這方面的特點。不過我覺得，對我們這一代人不能一概而論。比如說，很多人是出國了的，很多是留在國內的。有很多是踏踏實實的，也有很多是窮凶極惡地追逐名利。我們這一代人其實是很多元化的。我非常尊重上一代人的作家，像嚴歌苓、畢淑敏、池莉、馬麗華、余華、蘇童、王朔等。我喜歡上代人那种深厚和气勢，這在我看來是真正的時髦。長篇累牘地寫一個名牌皮包在我看來，是土气。我承認，我們這代人是更加國際化了，有机會去很多國家，很多地方，眼界比較寬，這個對寫作肯定是會有好處的。更主要的，我想是一种創作時的心靈自由度。

“我不希望有太多的讀者”

嚴：我不希望有太多的讀者。能讀懂我的作品的有質量的知識分子是我最在乎的。一個這樣的讀者比100個看了看不明白的讀者更讓我珍惜。我為了藝術的追求，放棄了太多。我的父親曾經說過我，歌苓，你的東西好是好，就是對形而上的追求太多了，越來越抽象，大眾會越來越難接受，我擔心你有一天會理性地干掉。我最近寫了一個比較寫實主義的作品，馬上反響很好。我的感覺是，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大眾口味都差不多。但在追求藝術的時候，就要犧牲掉一些東西。當然這在收入上會成為一种損失。但我不想做瓊瑤或者DanielSteel，我的作品是藝術不是娛樂。

王：我不想定義自己的讀者群。我的作品風格經常變化。比如我喜歡知識分子的探討，但是也喜歡街頭語言和生活。我不希望活在別人的期望值里。我想寫出的東西是給全人類的，不同的民族之間共通的東西其實很多。

（轉自搜狐, 本文由王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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