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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0日訊】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理論之后，坊間大都不以為然；雖然党的喉舌在不斷的吹風，一般人都以為和前一段時間推行的“三講”運動沒什么區別，不過是江澤民推銷自己的一個環節而已。即使是那些党的理論專家也并未領會到其間奧妙，因為人們對政治宣傳已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很難再去領會這些宣傳下面的深意。真正敏感的倒是那些党內的左派，前不久做為新左派干將的吉林省委書記林炎志撰文對党內這种“修正主義”傾向進行了批判，指出共產党如果要把資產階級吸收進來，党的本質將會發生變化。左派們對“三個代表”理論的深層意義有著充分的認識，可以說是中國的“先知先覺者”。

7月1日，江澤民親自對“三個代表”的理論進行了詮釋，表示在目前的時代，并不能簡單的以財產多少來做為意識形態的划分標准，江澤民含糊其詞的提到，要把那些經過考驗的其它階層的精英吸收進來，用比較簡單的話說就是把那些握有財產的“新生的資產階級階級”吸收進党內（在此之前中共聲稱已消滅了資產階級）。

江澤民的講話使世間恍然大悟，共產党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它就要改頭換面、脫胎換骨，“三個代表”為這种轉型提供了理論基礎。

共產党一直自稱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以“工人階級為主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政党，它把自己的統治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而它推行的革命內容就是消滅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剝削階級”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世界。馬克思在《共產党宣言》中已對共產党的性質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出無產階級不能只是簡單的奪取國家机器，而要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在這場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頸上的鎖鏈，而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并還指出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使自己得到最終的解放。共產党成立的目的就是帶領無產階級進行這場“解放全人類的革命”。但隨后風行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很快分化為兩部份：以列宁為代表奉行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政党和以伯恩斯坦為代表的主張漸進改革（議會道路）的社會民主党。在近一百年的實踐中列宁主義式的革命失敗了，而社會党人的“軟性革命”在很大程度獲得了成功（現在歐洲國家大都由左派執政）。

一百年的實踐也表明，所謂階級或階層之間的矛盾并不能依靠“革命”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各階層之間關系主要是一种相互依存的關系而不是斗爭的關系，這种矛盾是可調解的。另外隨著現代文明的進展，社會階層和集團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和消失。

反過來觀察中共的發展過程：至七十年代末期，中共确實在進行一場列宁式的“無產階級革命”；它依靠“無產階級”（中國是農民，俄國是

工人）奪取了政權。在隨后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中，中共不僅剝奪了“剝削階級”的財產（城市的資產階級，農村的地主富農），通過各种方式從肉體上也消滅了這個階級。當中共完成了“所有制”的變革之后（消滅了私有制，完成了以國家為名義的公有制），失去了原有的“革命對象”，也失去了方向。在這個暴力過程中形成的不受任何挑戰的權利集團真正成為了南斯拉夫前共產党領導人德熱拉斯所說的“新階級”。“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失敗（“人民公社”、“大躍進”）使毛澤東感到迷惘和憤怒，他把這种失敗歸罪于党內的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于是他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了党內“資產階級代理人”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化大革命”并不僅僅是一場權利斗爭，而是毛澤東為他失敗的“革命”尋找出路的一种努力（否則很難解釋他為什么支持一場對共產党各級組織的奪權斗爭）。

今天我們看待毛澤東及他的“迷惘的革命”時，可以看到他的悲劇中一個不可變的因素和一個可變的因素；不可變的因素就是他對人性的錯誤認識和對私有制的否定（共產主義革命對人的基點設定為將人變為超人），因此這場革命從整體上看是反人性的。另外革命成功之后，他們不想將權利歸還給社會（去完成恩格思所說：國家和階級的消亡過程）；沒有去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從下至上的普選），因此這場革命失敗了。如果毛澤東在文革后期（“革命委員會”接替共產党各級政權之后，引進民主机制還政于民的話，他的“革命”還有成功的希望。那么后來的戈爾巴喬夫還要向他學習，因此這也是一個可變因素。

毛澤東的革命确實實現了某种程度的平等（各階層的收入從沒有象那個時期那么接近），雖然這是一种“均窮”狀態，但社會地位是接近的（教育和醫療，住房基本是免費，當然農村除外，農民被毛澤東已經出賣）。

鄧小平開始推行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個回歸過程，也就是共產党把通過“革命”壟斷的全部權利部分回歸于社會（主要是經濟領域）。共產党在漫長的壟斷權利的過程中早已成為一個怪胎。成為一個和社會其它階層相對立的特殊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雖然壟斷了國家權利，也壟斷了對于被以國家名義集中的社會財富（國有資產）的支配權利，但他們雖然可以揮霍和浪費這些財富（通過錯誤的決策），但仍然不能把這些財富名正言順的歸于個人名下。

“改革開放”提供了這种机會，鄧小平在提到“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時，并沒有對這“一部分人”加以解釋，并沒有說明准備在壟斷政治權利的共產党集團之外再制造一個与之相應的經濟上的“有產階級”；他還抱有一個朴素的愿望，就是使中國的老百姓過上“小康生活”。

“改革開放”二十年后，從絕對值來看（和毛澤東時代比）中國各階層的生活狀態況得到了一定改善，經濟也得到了相應發展，其中最主要因素是共產党承認和容忍了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在這樣一個環境下，誰能夠成為這個“有產俱樂部”的成員呢？誰又能從把這個龐大的公有財產（名譽上的國有財產）私有化的過程中得到好處呢？非常明顯，參与財富積累過程的人都應有相同的權利（包括一直被排斥的農民），都應持有這些“國有財產”的股票。事實上大多數人被排斥在這個重新分配的過程之外，農民階層不必說，做為城市居民的工人階級也成了再分配過程中犧牲品。長年的低收入使他們沒有積蓄，而原有的社會保證的喪失（公費醫療，免費教育等），以及隨意的裁員，使他們基本生活受到威脅，使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成了真正的“無產者”。与此同時，官僚階層在“高薪養廉”的名義下大幅加薪。握有權利的各級官員則通過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使自己成為或正在成為“有產者”。在這個共產党轉型的“歷史過程中”，江澤民拋出“三個代表”的理論并不奇怪，他必須為這种“轉型”尋找出合法的解釋。馬列主義理論庫顯然已經不夠了，其它的理論又顯然不能現成的拿來使用；他只能用這种含糊其辭的方式來表達。這“先進生產力”已經不是由以往的“無產者”构成，而是由新的有產者（資產者、官僚階層、其它既得利益集團，這些首先富起來的人）构成。

在這個毫無公正可言的財富再分配的過程中，傳統的“無產階級”被徹底拋棄了。當然也許這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為了捍衛自己的切身利益將不得不結束這個曾經聲稱代表他的政党；以及以他的名義（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的專制獨裁制度。中國的民主也許并不需要等待“中產階級”的出現，而最終結束這個制度的恐怕還是這個已經被徹底拋棄了的“無產階級”。2001年7月15日

(轉自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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