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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7日訊】 進監獄倒是給了我一個在外面不可能有的機會──能見到維族的政治犯並且能進行比較深入的交談。冬季看守所沒有勞動，一天到晚呆在牢房，反正沒事可幹，隻有用聊天打發時間，同時我的”危害國家安全”罪名使得維族政治犯對我比較信任，我們彼此談了很多話。

我原來總是試圖說服少數民族朋友，不應該把他們受的苦難看作是民族壓迫，因為漢族也一樣在受壓迫。中國各民族的苦難根源都在專制制度，改善苦難的處境不是在各民族之間進行兄弟殘殺，而是團結起來去改變社會制度，共同建設新的民族共同體。我對維族獄友說，並沒有因為我是漢族，就改變了我們關在一起的命運（今天我還會舉另一個例子──並沒有因為法輪功是漢人所搞，就避免了被鎮壓和取締）。但我還是同意維族朋友的意見，如果說以前的年代各民族是受到共同迫害，90年代後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則明顯超過了對漢族的壓迫。而且在新疆，漢人往往與政府站在一起，成為對當地民族進行壓迫的同盟。

在這方面，新疆是最突出的。西藏雖然也有民族問題，但因為西藏的漢人比例小（西藏自治區1999年的漢族常住人口的人口比例為2.83％），形不成與當地民族對抗的群體，所以壓迫主要體現為政治壓迫而非民族壓迫。新疆漢人佔總人口比例將近四成，很多人都是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把自己擺在統治民族地位，政府也把漢人當作制約當地民族的力量。不同民族之間所受的信任和待遇明顯不同，因此對當地民族而言就構成民族壓迫。

民族問題從政治壓迫變成民族壓迫，是一種危險的變化。因為如果面對的是政治壓迫，隻要對政治進行改變，壓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團結建設共同的新社會也有可能。而如果少數民族認為他們不僅是受專制權力的政治壓迫，而且是在受整個漢民族的壓迫，政治的改變就不會讓他們認為能解決問題，他們對出路的選擇隻能是民族獨立，與漢族徹底分開，壓迫才能最終解除。這對中國未來的社會轉型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即使中國改變了政治制度，少數民族仍然不要留在中國，反而會借轉型期國家控制力的衰弱加緊獨立，那一方面會在中國縮小民主力量的發言權和生存空間，提供滋生法西斯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土壤，另一方面勢必造成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惡性互動，最終演化出暴力沖突和民族仇殺。

不幸的是，新疆的情況正在向後者發展。為了對其專制統治賦予理由，中共把民族主義當作進行蠱惑煽動的精神工具。其掀起的民族主義浪潮在新疆的確起到了把漢人拉在中共一邊的作用，但同時也在把當地民族推到了敵對的一邊。那種敵對不僅是對中共的敵對，還是對整個漢族的敵對。這就是民族主義的雙刃作用──得到它好處的同時也必然得到它的壞處。而壞處是長遠的，最終會超過眼前得到的好處。我一直奇怪中共的一廂情願，居然可以指望一個”中華民族”的人造概念把五十六個民族統一成一個民族，再以民族主義的鼓動使整個中國按照它的指揮棒一致對外。然而隻要”中華民族”的概念不被其他少數民族認同（那是可以肯定的），被鼓動起來的民族主義就不會隻充當政權的武器，而是每個民族都可以對其為我所用，都可以用民族主義煽動和凝聚自己的人民，並將其作為追求少數民族分離和獨立的根據。
作為一個權力集團，中共在權力運作方面有極高的造詣，可以說中國幾千年的權術文化，被中共繼承和發展到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高度。旁觀中共的權力運作，我眼前常出現那種椅子雜技的表演場面。那表演是把椅子一張接一張架起來，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滾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搖搖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達到了這種令人嘆為觀止的水平，椅子已經架到了不可思議的高度，仍然還能維持平衡。然而平衡不會無限止地維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無限止地繼續架高，總會到一個時刻，所有椅子嘩啦一下垮掉，那時架得越高，垮得就會越狠。對它必將垮掉，我毫不懷疑，唯一不能確定的隻是什麼時間而已。

中共的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窄，很大程度在於人文精神的喪失。中共執政的半個世紀，人文教育被置於無足輕重的位置，人文傳承幾乎被徹底割斷。即使是今天受過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都是單一化的技術型人才，有知識而無心靈，崇拜實力蔑視弱小。他們能夠依仗的隻有權力體系和權謀手段，擅長的唯有行政與強力，動輒掛在嘴邊的加大力度、嚴打、重典等，一時似乎有效，卻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是飲鴆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權力集團無法面對諸如文化、歷史、信仰、哲學那些更為深入廣泛的領域和具有終極性的關懷，解決問題的方法雖然詭詐卻異常單薄，隻能局限於應急救火、平息事件。而民族問題恰恰首先是一個人文方面的問題，必須具有人文的靈魂才能找到正確的解決之道。從這個角度看，今日中國的民族問題日益走入死胡同有一種必然，而且展望未來，也難以指望中共能對此產生突破，因為人文的復興絕非可以召之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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