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7日訊】 文化革命中自殺的人太多了，幾乎每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能根據自己的親見親聞講出幾件自殺的事例。然而，直到文革後三十五年的今天，我們卻還沒有一個文革期間全國自殺人數的粗略統計，更不用說比較準確的數位了。也許，我們已經永遠不可能獲得這一資料，中共當局長期壓制對文革的調查研究，再一次造成有意識的遺忘，三十年的光陰足以使許許多多平凡人的故事湮沒無聞。

文革期間，有很多人自殺。這本來不足爲奇(!)，因爲在共產黨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很多人自殺，譬如在土改中有很多地主自殺，在鎮反中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自殺，在三反五反中有很多資本家自殺，在反右中有很多知識份子自殺。文革的與衆不同之處在于，在文革中，除了有很多地主、反革命或歷史反革命、資本家、知識份子自殺之外，還有很多共產黨的幹部，包括一些位高權重的老革命、老幹部自殺，還有很多共產黨的知識份子以及追隨共產黨並曾經得到共產黨賞識重用的知識份子自殺(固然，在先前的政治運動裏也發生過共產黨幹部或黨內知識份子自殺的事例，但爲數較少，通常也不被外人所知)。

在寫於一九八六年的《羅總長蒙難紀實》一文裏，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講到:

“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我和許多讀者一起讀到了蘇叔陽爲紀念老舍先生逝世而寫的劇本《太平湖》。當我試著以同樣的方法去設想當年父親在作出同樣的舉動的心情時，我發現這裏面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我不知道這是父親和老舍先生之間的區別，還是事實和作者想象之間的區別。

過去我們把這種行爲稱爲:‘自絕于党、自絕於人民’。現在，我們當然不再使用這種概念了。但是，它是不是就是‘以死抗爭’、‘以死來喚醒’，是不是讓‘人們看見我的屍首，必會仔細地想象……這是爲什麽?這些個問題悶在人們的肚裏，總有一天會吐出來，會響起一個悶雷，那時候，就會要你的好看’。還有:‘象我這麽個人，不能白死。我得死個轟轟烈烈，得死出個響動來。’(《太平湖》中的老舍先生語)作爲後來者，當然不妨這樣去看待老舍先生和其他在那個黑暗年代親手結束自己生命的社會精英的死。但是假老舍先生之口說出這些話來，總讓人覺得有些不妥。甚至還會從意想不到的角度去沖淡這種死亡的真正殘酷性。”

羅點點說得不錯，蘇叔陽假老舍之口講出的那番話是不真實的，是不符合老舍自殺時的心理狀態的。老舍自殺並不是想造成一種“響動”，並不是以死抗爭，以死來喚醒民衆。老舍是作家，是多産作家，他以文字作爲自己的生存方式，如果他真要以自殺這種最後的行爲向世人傳達某種資訊，他不會不留下遺書。老舍是有時間、有機會寫遺書的，因爲在當時，老舍還沒有被關進牛棚或監獄。據說，在8月24日那天出門的時候，老捨身上是帶著紙和筆的，有人看到他在湖邊呆呆地坐了很久。然而，我們知道，老舍沒有留下任何隻言片語。老舍自殺絲毫也不“轟轟烈烈”，老舍是悄悄地、默默地離開人間的，直到他的屍體浮出太平湖面，人們才知道他的自殺。

如果說老舍由於沒有留下遺書因而我們很難瞭解他自殺時的心理狀態，那麽，另一位著名的知識份子倒是在自殺前寫下了遺書，從而爲我們今天的研究與思考提供了珍貴的證詞。我這裏指的是鄧拓。鄧拓既是一位著名的知識份子，又是一名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文化革命以批判吳焓的劇本《海瑞罷官》爲序曲，隨即轉入對“三家村”的口誅筆伐，作爲“三家村”之首的鄧拓頓時成了全國上下第一號批鬥目標。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鄧拓在家中自縊身亡，臨死前留下兩封遺書，一封是寫給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寫給妻子丁一嵐。

在寫給北京市委的遺書中，鄧拓寫道:

……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 只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接下來，鄧拓用了不少篇幅，認真分析自己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時的背景與不足，竭力表白自己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例如，他解釋道，《說大話的故事》原是聽到當時有些農村又有買賣婚姻和謊報産量的現象，不是反對大躍進，攻擊總路線，《一個雞蛋的家當》原是有感於當時有些社隊又在搞投機買賣和剝削行爲而寫的批評，不是“要糾集牛鬼蛇神起來推翻我們的黨”。鄧拓說: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一百七十一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麽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

在這封長長的遺書的最後部分，鄧拓寫道:

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党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党，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囯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正如李洪林指出的那樣:“曾經寫出‘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鄧拓，應該不是軟弱之輩。再從他在《燕山夜話》中表現的清醒頭腦和深刻見解看，他也決不會愚忠到如此地步，居然至死不悟。然而在遺書中他竟充滿激情地高呼‘萬歲’，實在使人感到悲哀。”(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p191，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然而，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是，鄧拓的最後表現甚至連古代的愚忠都不如。所謂愚忠，是指對昏君暴君仍然堅持忠誠。但是我們必須懂得，忠誠並不等於順從，忠誠並不是無異議地支援君主的任何行爲。恰恰相反，忠誠意味著對君主的過失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所謂“文死諫”，“諫”是指給君主提意見，規勸君主改正錯誤。“死諫”的意思是:寧可冒著激怒君主，被君主殺頭的危險也要堅持提意見，也要堅持批評君主的錯誤。如果君主震怒，忠臣絕不只是一味地表明自己的清白，反復申述自己決無反叛之意或背離之心，更重要的，是他絕不放棄自己的批評意見。在這裏，忠臣絕不否認他和君主之間存在著原則性的意見分歧，他始終堅持認爲自己的批評意見是正確的，始終堅持認爲君主的某些主張或行爲是錯誤的。

不妨以歷史上著名的忠臣海瑞爲例。海瑞給嘉靖皇帝上疏，奏疏中指出，皇帝是一個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舉凡官吏貪污、役重稅多、宮廷的無限浪費和各地的盜匪滋熾，皇帝本人都應該直接負責。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畢竟不會說話，長生也不可求致，這些迷信統統不過是“系風捕影”。奏疏中最刺激的一句話是“蓋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就是說普天下的官員百姓，很久以來就認爲你是不正確的了。海瑞知道自己的批評可能招致皇帝的震怒和嚴厲的懲罰，他甚至叫家人爲自己準備好了棺材。

這才叫忠臣。忠臣的意思和現在人們說的“忠誠的反對派”有幾分類似。忠臣意味著在恪守君臣分際，也就是承認君主權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堅持給君主提出批評意見。問題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聽不進你的逆耳忠言，反而還要對你打擊迫害，你爲什麽還要承認他的權力，還要對他繼續效忠呢?所以，後人常常把這種忠誠稱爲“愚忠”。

根據上述對忠誠的解釋以及由此引出的對愚忠的說明，我們不能不指出，象鄧拓在遺書中所表達的思想其實還算不上愚忠。假如說在寫《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的時候，鄧拓確實是在冒著一定的風險用曲折隱晦的方式批評毛澤東，規勸毛澤東的話，那麽，當他遭到黨中央的批判，遭到毛澤東批判的時候，他已經完全放棄了他的批評立場。鄧拓不但否認他是“反革命”，而且還否認他和毛澤東之間存在意見分歧。鄧拓在遺書裏竭力縮小、以至於根本否認自己持有某種不同政見，竭力否認自己和黨中央和毛主席有任何不一致。遇到實在無法否認這種分歧的地方，鄧拓就承認是自己的認識不足，是自己有缺點有錯誤，而不是理直氣壯地指出黨的錯誤、領袖的錯誤，因此他表達的不是忠誠，而是順從，是無異議的順從。鄧拓當然是受迫害而死的，但是，我們很難說他是爲了堅持真理而死的。他堅持了哪一條真理呢?他不是把自己原來提出過的真理幾乎都放棄、都否認了嗎?這才是最可悲哀的啊!

正是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共産極權制度和傳統的專制制度的重大區別。在傳統的專制制度下，爲臣者還多少有一點批評君主和發表異議的言論空間。在傳統的專制制度下，反對君主的錯誤不等於反對君主，相反，它可能還是忠於君主的表現。這個原則君主也是承認的。因爲君主並非真理的化身，君主並非因其正確才成爲君主的，君主權力的合法性是來自天意，來自血統，或者乾脆來自打天下坐天下，不是來自絕對正確，君主並不等於正確路線代表。因此，批評君主的過錯並不等於否認君主權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於對君主的權力構成直接的挑戰或威脅，皇帝錯了也還是皇帝，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評，這就爲批評君主留下一定的空間。我把古代的忠臣比作現代的“忠誠的反對派”，理由即在於此。只不過在古代，臣子批評君主並未確定爲一種權利，因此是沒有保障的。

共産極權專制卻不同。在共産極權制度下，最高領袖的權力據說是來自于領袖的偉大正確，來自於他是真理的化身或曰正確路線的代表。因此，最高領袖就成爲不可批評，因爲對領袖的任何嚴肅的批評，都意味著對其權力合法性的挑戰。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提意見。彭德懷在主觀上是否有奪權的動機姑置不論，但從毛澤東的角度，毛澤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權力遭到威脅。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彭德懷是對的，我毛澤東是錯的，那憑什麽還該由我毛澤東，而不該輪到你彭德懷來當領袖呢?皇帝認錯了還是皇帝，領袖一認錯就多半當不成領袖了。在中共黨史上，領袖一認錯就下臺，從陳獨秀、王明，直到華國鋒，概莫能外。正因爲共産極權專制把權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確路線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能承認有任何別人比自己更正確，不能容忍任何批評反對的聲音。一個人只要進入了這種體制、這套系統，或遲或早就會發現，在其中，個人再也無法堅持獨立的聲音——除非與之決裂。由於鄧拓未能否定制度，結果只有否定自己。鄧拓自殺是深刻的悲劇，但這裏的悲，是悲慘，而非悲壯。讀鄧拓的遺書，你不能不痛感這麽優秀的一個人竟然死得如此窩囊。

我否定了鄧拓自殺具有真正的抗爭意義，決不是否定鄧拓的高尚品格與卓越才華。我只是要揭示出鄧拓自殺的全部殘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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