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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1日訊】 一、中國加入WTO弊大于利
在中國，我是最激烈地批評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批評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學者，當然也就對中國加入WTO的后果深表懮慮。這与中國主流輿論的態度恰好相反。
說中國加入WTO弊大于利可以從兩方面來講，從工業上說，中國企業還遠遠不具備國際競爭力；從農業上說，農業的競爭力更弱。從規模上看，中國前500家企業的年銷售總額与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相當，中國前500家企業的平均銷售額僅為世界500強的2%。中國的若干產品的總產量在名列世界前茅，如鋼材、水泥、煤炭、棉布、化肥、電力，甚至彩電、冰箱、空調、摩托車等家電是如此。但是，中國的龐大的生產量是由眾多企業生產出來的，產業集中度很低，每家企業的規模都不夠大。從生產技術上看，中國企業技術裝備水平較差，生產技術落后，單位產量的能耗較大，并且在產品品种、性能、質量方面都比不上歐美大企業。從可以調動的資金來看，中國企業普遍缺乏雄厚的資金支持，無法在技術改造和市場占有率上有迅速提高；從品牌來看，中國產品普遍缺乏國際知名度，無法做到优質优价，利潤實現能力差。
在這种情況下，如果中國企業与跨國公司平等競爭，其結果必然是中國企業大量破產倒閉，或被跨國公司收購兼并。事實上，中國的飲料工業、啤酒工業、洗滌劑工業、自行車工業、造紙工業、醫藥工業、電梯業、計算机業、民用客机車、裝備工業都已經被跨國公司占領，或者高附加值部分市場被占領，机械工業、汽車工業、石化工業、鋼鐵工業、煤炭工業、農業等也都面臨著進口商品和跨國公司的嚴重威脅，有的甚至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在華的生產組裝車間。与此相應，則是中國企業紛紛破產倒閉，利潤萎縮，裁員和降低工資福利，拖欠銀行貸款。中國銀行體系不良資產比率相當高，腐敗因素造成的不良資產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的呆帳坏來源是市場競爭造成的，特別是由于外資企業擠垮中國企業造成的。
中國農業是競爭力最弱的產業。眾所周知，中國農村人口多達9億，農業勞動力5億左右，戶均擁有耕地僅為0.4公頃左右，与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亞上百万公頃的農場相比，毫無規模經濟效益可言。為了确保如此微小的土地面積能夠有足以維持農民生存的產出，必須要使糧食价格維持在較高的水平。這就使中國農產品特別是小麥、水稻、玉米等主要農產品的价格高于國際市場价格。從1996年起，由于中國增加糧食進口規模，農產品价格不斷下降，至2000年秋，降低至每种一畝小麥要虧損8美元的水平，使農民生活陷入困境。目前，中國農業地區普通農民的年人均收入不到80美元，生活十分艱難。如果加入WTO后履行《中美農業合作協議》，則農民收入還將繼續下降，大量農村土地將被荒蕪，農村人口將大量流入城市，成為城市邊緣人口。
一句話，加入WTO后，中國的GDP總量雖然可能有一時的增長，但是單位GDP的稅收、工資含量將有下降，單位GDP的就業量將繼續減少。更重要的是，中國將失去獨立的工業體系，逐漸成為跨國公司的生產加工基地。中國農業將面臨極大沖擊，農民收入可能大幅減少。中國的金融體系可能被進一步增加的呆帳、坏帳拖垮。中國城市和農村的失業人口將大量增長。同時，在WTO規則下，為了吸引外資，中國將無法提高稅收，從而無法建立一個有足夠支付能力的社會保障體系。
二、中國加入WTO的動力
中國如此急切地加入WTO，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理解。
中國媒體連篇累牘地贊揚WTO，認為加入WTO能加快中國的改革開放步伐，使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煥發活力，能使中國的市場經濟走向規范，能使中國与世界真正接軌。即使一些企業被淘汰，也是中國經濟成長應付出的代价。更多的媒體則希望加入WTO能給消費者帶來質优价廉的進口消費品。然而，直面國際競爭的中國企業界的聲音卻沒有出現在媒體上。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規模還太小，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不是跨國公司。雖然這些小企業也模糊地感覺到國際競爭對他們的威脅，但是他們缺乏信息溝通，更缺乏組織，在政治上沒有發言權。中國大企業仍然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這些企業明确感到跨國公司的壓力，但是企業的領導人們受命于中央政府，對企業的生死存亡不承擔最終責任。
就個人而言，加入WTO后還有可能享受与國際接軌的收入，自然也沒有多少興趣反對。工人和農民本來應該對此表示不同意見，但這兩個群體同樣缺乏信息溝通，同樣缺乏組織，他們甚至不知道WTO是什么。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夠排除這一切阻力推動中國加入WTO 呢？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邏輯和歷史有所了解。人們一般認為，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簡單。改革開放的核心是引進市場邏輯，讓人們的致富愿望和能力來帶動社會發展，同時就意味著讓弱肉強食的規律自發作用。然而改革開放第一階段的主導因素并不是弱肉強食，而是強者主動出讓利益。1985年以前，由于政府放權讓利，給農民提高農產品价格，給工人以獎金和津貼，給地方政府和企業以一定的自主支配權，弱者群體首先得到利益，因此社會生產總量迅速增長，消費品增長更是迅猛，改革開放得到了廣大公眾的普遍擁護。
然而，1985年以后，政府已無利可讓，無權可放。從那時起，弱肉強食開始成為社會的主導性因素。在農村，農民的收入增長趨緩，而農民的負擔卻逐年上升。在城市，國有企業的領導層逐漸以各种方式將越來越多的企業收入据為己有，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相對經濟收入則不斷下降。這又進一步導致國有企業凝聚力的下降，各級干部甚至工人都在借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使國有企業逐漸成為各种力量瓜分的對象，失去活力和競爭力。在國有企業的外部，又有鄉鎮企業從低端、外資企業從高端占領國有企業的市場。這樣，國有企業就漸漸地萎縮了。伴隨著這一過程的，是一個龐大的新富階層的形成，包括城市握有實權的各級干部，國有企業的領導人，農村的基層干部，鄉鎮企業領導人，私營企業主，以及外資企業主等。
當然，必須指出，整個八十年代，外資進入的規模、水平都較低，港澳台資為主，并且國家保護措施較強，外資對中資企業示范作用較大，威脅較小，中資企業工業產品供不應求，產銷兩旺，發展迅速。國有企業的內外部种种問題雖然都已經出現，但尚不嚴重。但到八十年代末，各行各業都出現生產過剩，市場競爭開始激化，加上國際制裁，出口下降，中國發生了第一次經濟危机。其顯著標志是所謂”三角債”。解決危机的辦法本應是通過財政、稅收和貨幣政策，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內需，吸納過剩的生產能力。但是由于這一辦法違背改革開放中新富階層的利益，根本就被排除在政策選擇之外。實際發生的是國內經濟的外向化和泡沫化。
1992年鄧小平講話以后，各級政府大搞”五通一平”、”七通一平”，提供超國民待遇吸引外資。結果，中國掀起了房地產熱、開發區熱，物价迅速上漲，庫存物資全部銷售一空，生產能力由過剩轉為不足。但是，好景不長，大量房地產和開發區無人問津，价格一落千丈，如海南省和廣西北海的房地產价格下降了90%以上。中國國內經濟落入更嚴重的危机。從1996初年底，競爭性行業的物价不斷下降，彩電、冰箱、空調、摩托車等產品的价格下降了50%以上，生產能力嚴重過剩。
支撐九十年代后期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是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的高速增長。外國直接投資集中于兩大領域，一是占領中國市場的高附加值產業，如汽車、醫藥、化工、電子等，一是利用中國廉价勞動力的出口加工業，如玩具、鞋、皮革、服裝等行業。其結果必將是使一個又一個產業落入跨國公司之手，中國喪失自主工業生產能力，同時，則使中國經濟進出口依存度高達46%，成為高度外向型經濟。
在九十年代經濟外向化，國內經濟由泡沫破裂陷入長期通貨緊縮危机的過程中，弱肉強食邏輯得以充分展開，農民、工人的收入長期停?雂?_下降，而各級干部特別中央和富裕地區的干部、在外資企業工作的白領以及部分知識分子的收入則急劇增長，貧富差距甚至超過了美國。這三部分人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力量，而這三部分人又都是受益于外向型經濟，受益于通貨緊縮危机的。在他們看來，如果以內需為主實現自主型增長，則勢必要增加稅收，縮小貧富差距，從而影響他們的收入和消費。而發展外向型經濟使中國經濟徹底加入全球化，則既是改革開放邏輯的必然，又与他們個人的利益一致。
因此，當中國面臨著自主型經濟還是外向型經濟的選擇時，這三股力量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外向型經濟，也就是選擇了加入WTO。這一動力被中國政治術語含蓄地概括為：加入WTO，使改革開放不可逆轉。此話破譯出來就是：加入WTO，使富人的錢包不再受威脅。
三、公眾是怎樣被說服的？
實際上，加入WTO將使中國富人成為跨國公司生產體系中的依附性力量，因此并不符合其長遠利益。對于世界各國大多數人來說，中國不是成為一個自主成長的經濟發動机，而成為靠低工資競爭的國家，也不是件好事。但是這樣一件”雙輸”的事情居然被媒體說成是”雙贏”，而且似乎還振振有詞，的确值得奇怪。
我認為，根本原因是跨國公司及其推崇的新自由主義學說統治著學術界和輿論界。中國的經濟學界几乎一邊倒地信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信奉弗里德曼，政府各級領導人都接受過斯密教條的訓練，他們几乎無條件地相信市場經濟，相信自由貿易。媒體也不例外，記者和編輯都是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斯密教條信奉者，很少有人知道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甚至英國都是靠貿易保護主義發展起來的，他們甚至把貿易保護等同于”閉關鎖國”。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一切都向美國學習。美國倡導新自由主義，中國就流行新自由主義；美國納斯達克股市高漲，中國就准備創辦二板市場；美國電信業放開競爭，中國電信業就急著拆分。這一思維定式對說服公眾支持加入WTO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中國反新自由主義力量的成長
當然，情況也正在起變化。隨著亞洲金融危机的爆發，隨著國內失業人數的增長和農村情況的惡化，隨著國有企業困境的加深，以及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美國經濟學家對資本自由流動和IMF的批評，德國明鏡雜志記者《全球化陷阱：對民主与福利的進攻》出版，中國反新自由主義的學術力量在增強，公眾反對市場化改革的情緒也在增強。
從1999年上半年起，我連續寫文章批評加入WTO政策及相關協議，至2000年上1月出版專著《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國現實選擇》，雖然遇到一些壓力，但更多地卻是來自各方面的支持。目前，中國經濟學界已經出現明顯分裂。主張新自由主義的學者仍然是多數，但他們已經失去了前几年的气焰，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學者雖然是少數，但卻理直气壯，成為一种新的聲音。我深信，新自由主義既然在全世界各地帶來失業，帶來兩極分化，就會在全世界各地遭到民主力量的反對。
原載《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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