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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1日訊】 美國電影Enemy of the State有兩個中文譯名，一個是直譯的《國家的敵人》，另一個是潤色後的《全民公敵》，兩個譯名共同出現在影碟的封套上。稍微一思量，就知道這兩個譯名包涵著不同的內容。國家的敵人，就是全民公敵嗎？國家，是全民的另一個形式嗎？電影說的是，一部分政府人士，企圖利用國家立法的手段，掌握對公民隱私的侵犯權。電影中的現代通訊技術，不過是故事的花邊修飾，如果去掉這種修飾，把故事挪回到我們身邊的技術階段，那麽，無非就是一個派出所警察欺負街道居民的故事。
派出所警察欺負居民的事，我們熟悉得很。否定派出所，就意味否定公安局，否定公安局，就是否定國家機器，否定國家機器，就是……嘿嘿，你可能就要走向反政府的可怕立場了。僅僅反政府也許還不夠可怕，最可怕的是，如果你反政府 ，說明你也是在反對國家；反對國家，就是對民族的背叛；背叛民族，那麽，你不是全民公敵還能是什麽？ 相信大多數人對這一邏輯是嗤之以鼻的，但是，除了現實中的種種非邏輯性以外，這一邏輯本身又存在什麽不合理的地方呢？簡單地說，就是：
派出所≠公安局≠政府≠國家≠民族
親戚中對我的成長影響極大的一位前輩，曾經是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後來成爲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十幾年前，我們常常一起探討時事。他告誡我，要愛國，要愛社會主義。我問，愛國就是愛社會主義麽？他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你不愛社會主義，談什麽愛中國呢？你愛美國好了。我就問：您年輕時反對國民黨政府，那可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啊，可是今天我們都說你們那是愛國主義學生運動，這怎麽解釋呢？他說，那不同，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不配代表中國。我對他的回答是很滿意的，因爲他說出了這樣一個道理：民族利益高於政府（政黨）利益，如果後者侵犯了前者，其合法性自動喪失。
那時我還年輕，考慮問題淺嘗輒止。後來，隨著現實中巨大的愴痛的降臨，我又想問一個問題了：誰來爲民族利益作界定呢？也就是說，誰擁有對民族利益的解釋權呢？街道上百姓的聲音，不可能高過電視和擴音器的影響。最瞭解民族情況的，也就是最直接地掌握著全社會資訊資源的，當然是政府，因而，政府成了解釋者。根據自私原則，政府的解釋會有利於政府，所以，國民黨政府不贊成北平的學生們提出的時事分析，也就是說，政府有另外一種解釋。只不過，國民黨政府的解釋，並不能說服參與了遊行示威的年輕人。顯然，擁有解釋權的一方，後來被否定了。那麽，是否可以認爲，這個重要的解釋權，不應當交給政府？那麽，交給誰呢？這個問題，我已經沒有機會同我永遠懷念的那位老人交談了，他自己也是帶著深深的迷惑離開人世的。
很小就背熟了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長大後才知道，這句話前面還有一句：“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原來，他把國家和天下分開了。國家，就是李唐趙宋朱明滿清這樣的王朝，是朝廷；天下，則是朝廷所宣佈“溥天之下”如何如何的土地及其居民。如果套用今天的話，那麽顧炎武所說的國家，大概相當於今天的政府和國家概念，天下則相當於今天的國家與民族概念，現代的國家概念要加以分割才能完成這種對應。顧炎武主張的是，作爲社會成員，必須對全社會的福祉予以關注，但這一關注並不等同於對政府和國家的忠誠。他的忠誠是獻給最高利益的。
現在我們又回到前面的疑問上了：什麽是最高利益？誰來界定、解釋甚至代表最高利益？根據今天的憲法，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的象徵，是不是可以說，人民代表大會可以代表最高利益呢？然而，包括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在內的那些被歷史否定了的政權，也都有過類似或接近的組織形式，它們對最高利益的代表權都被歷史否定了。同一道理，在我看來，西方民主議會制的國家，其議會組織，也不能代表最高利益。
傳統中國是所謂“君權神授”，統治的合法性來自上天，只要打著天的旗號，說什麽“奉天承運”，就抓住了最高利益的解釋權。雖然改朝換代從來都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但成功者是“替天行道”，暴力行爲也是天意的一種體現而已。從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基本價值已經由舶來品支撐起來，天意換成了民意。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都強調“人民”，都把革命的源泉和最終目標指向“人民”。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把權力合法性的來源說成是人民。這裏的人民與古代的上天，幾乎是同義詞，但是又有著本質的不同。這一變化，預示著中國邁出了傳統，正在走向西方國家所代表的現代。
人民是合法性的源泉，當然也就是最高利益的體現者。可是，人民在哪里？其意志如何表達出來？中華民國時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都做了一些努力來證明，其政權組織形式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人民是個集合概念，是各個個體人的集合，個體人之間有利益衝突，因此人民的意志就是各種衝突的折衷。在折衷的過程中，壓倒性的、對一部分個體人的侵犯，經常是不可避免的。專政的出現，大概就是基於這一理解。於是，即使在理論上，人民概念也會最終走向自己的反面。現實的教訓是如此沈痛，我們就不必要細講了。
那麽，有什麽辦法，即使是在理論上，讓我們走出困境，把最高利益體現在我們的社會組織與社會行爲中呢？讓我們把人民的概念換成人的概念，把虛幻的集合換成現實中的任何一個個體。
最高利益是人。人是一切社會組織及其行爲的最終目標。我們說的人，就是顧炎武說的“匹夫”，是構成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人是一切社會權力的起點，也是一切社會權力的終點。就是如下公式：
人→政府→國家→人
一切立法和政府行爲，都是以服務於人的需求爲目標的。人決定政府的組成，人決定立法，人監督政府行爲，最後，人高於國家。我說的是具體的人，是生活中非常具體的每一個社會成員，不是抽象的人民。所謂的人權與民主，就是實踐以上公式的很重要的一個途徑。這一點，不需要過多囉嗦。
我想引申的是“人高於國家”這句話。國家與國家之間，存在著現實利益的衝突，這涉及主權概念。國家內部，地區與地區、人群與人群之間，也存在利益衝突，這涉及人權概念。僅僅依靠民主體制（所謂的多數原則），也許是不能保證人權的。在日益一體化的當今世界，人的價值、人的權利的普遍承認與保障，是人類進步的基本特徵。傳統主權觀念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面臨置疑的。既然人是一切權力的起點和最終目標，主權又怎麽能夠高於人權呢？
我還想到我們生活中經常使用的“愛國主義”這個辭彙。這是主權觀念來到中國以後，爲了讓普通民衆加強主權意識，才出現的一個觀念。愛國主義不同于傳統的“忠君”觀念，它強調社會成員對國家主權的敏感和尊重，對於民族凝聚、民衆覺醒和社會進步，無疑是起過重要作用的。但是，在“人高於國家”的觀念面前，“愛國主義”就落伍了，除了被人利用，實在沒有積極價值了。今天或許應當有“愛人主義”。但是“主義”這個詞，100年來，給用得太濫了，仔細回想，很難讓人對它産生溫暖的依戀。還是沒有主義更好。
——轉子《世紀沙龍》(//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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