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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5日訊】 八九民運被鎮壓已經十二年了。今年社會輿論的焦點完全放在《「六四」真相》的編者張良和批評者蕭何之間的論戰，只是延續了後八九民運的宮廷政治鬥爭的主流論述，沒有甚麼新意。要鑒往知來，我們必須回顧八九民運產生的政治經濟背景和介入的目的，遭遇的問題和困難，對比當前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才可以發揮檢討八九民運的意義。推動中國的社會和民主發展，面對中國的專制官僚和全球化力量結合的威脅。

不斷打壓異見人士

在八九民運發生前一年，八八年的夏天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改革派推動的經濟改革，已經進入困境，價格雙軌制造成的通貨膨脹，官倒貪污腐敗，就業工資制度改革造成的下崗開始嚴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經濟改革造成的社會分化擴大。不安情緒擴散，對專制的政治體制已經提出挑戰。

其實，對改革的發展，改革派內部也產生分化，不但有現在主流輿論所認同的政治改革系，認為以民主體制來調解市場化產生的矛盾。同時，也有新權威主義系，提倡學習拉美，以專制的威權體制來鎮壓社會對市場化的不滿，全力推動市場改革，搞甚麼一次到位。

所以，將鎮壓八九民運簡單歸為保守派和改革派之爭，淡化了改革派內部的新權威主義的力量。其實，另一種說法認為「六四」，其實是改革派的新權威主義系和保守派結盟，借機鎮壓和消滅所有反對市場和私有化改革的聲音。從鎮壓八九民運到現在，官方不斷打壓各類異議人士，公開反對當前改革路線的聲音少得可憐，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這種說法。

當前，中國的社會矛盾的廣度和深度，比八八年和八九年更為嚴峻和尖銳。為了轉移市場化和私有化所產生的矛盾，中國一方面大量發行國債，擴大內需，企圖將矛盾轉移到下幾代人去解決。另一方面，專制官僚不顧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利用全球化和跨國企業的洋鍾馗，來強迫他們改變生產模式，加入全球的商品化生產，成為中國專制官僚提升國力的工具。

在城鎮，下崗工人已經成為歷史名詞，從企業的下崗福利變為向勞動局申領為期兩年的失業保險金：兩年後，只有倚賴民政部門的低保救濟。企業改制和全球化競爭將帶來更多的就業問題，全美自由貿易協議將加劇中國轉移失業工人的困難，城鎮的貧富差距和失業問題將帶來更尖銳的矛盾。

農民在市場化競爭和政府減少補貼的情況中生活已經艱難，要面對強迫的入世衝擊，更難上加難。朱鎔基曾經誇下海口，減少農民負擔的農村的稅費改革已經停頓。原來發現地方鄉鎮財政欠債纍纍，減少收入後根本無法維持，更遑論要完成自中央和上級政府不斷增加的財政苛索，農村的幹群矛盾已經達到一觸即發的地步。

老百姓處境更嚴峻

面對中國在八十年代末的發展危機，八九民運只是各種不同的力量在匆匆忙忙中的結合，希望透過群眾運動對專制官僚施加壓力，使之健康發展。有些奇怪觀點把失敗歸咎於學生和民間運動，沒有健全的組織和策略，沒有見好就收，沒有和改革派結盟，使改革派受挫。可是，這些觀點沒有指出，民間社會的發育不良，正是中國的官僚專制一直壓制的惡果，現在也不例外。

可是和現在相比，八九民運前探討中國發展的各種團體社會組織比現在更加百花齊放，論政的開放和異議聲音比現在更為活躍。表面上，現在中國政府對民間社團的控制比較寬鬆，國內和國外企業家可以隨便組織企業家協會。可是，異議人士、工人和農民要組織論政團體、工會和農會，政府卻處處動輒以危害國家安全為藉口，加重懲治。民間社會的發育更為艱巨。

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官僚專制和全球化專制的結合，對中國老百姓的民生和民主的威脅，比八十年代末的發展危機更為嚴峻。老百姓的組織更為薄弱，恐怕社會經濟危機一旦爆發，老百姓更處於不利的地位。

原載《苹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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