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vsmo.com)
【大紀元6月5日訊】 六:鄧小平發出政治體制改革號令
1、民主環境+“強權”內核+自由企業(6月6日)
下午到北大,見到同鄉、國際政治系教師楊鳳春。他向我提了不少問題。探討中,我形成了對我國未來政治經濟結構的一般看法。
我的想法是,要把現在已經顛倒的情況理順。我們目前的政治狀況是,專制或極權的外殼,相當無能或軟弱的權利核心。自己做不了決定,幹不成事情,社會上的人也做不了決定,幹不成事情。到中辦來這段時間,我看到,不用說做出使中國改觀的重大決定,就是討論問題、講話或寫文件,連稍微有力的措辭都不敢用,用所謂“準確”的尖刀,閹割掉了許多有用的想法和讓人提神的表達方式。這種管不住自己的官員,又要管死全社會思想的做法不改變,現代化無望。先進國家在高速公路上行駛,我們依然在岔道上徘徊。
我提倡要有堅強的權力核心,有能力把重大決策推行到底。這種“強權”的鋒芒主要指向反對現代化的人們,尤其是指向幹部隊伍內部的保守派和腐敗分子。
同時,要有更加民主的外殼和社會環境,要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學生可以遊行,甚至可以利用這些爲推行現代化服務。
要建立強權內核,就要想盡一切辦法把中華民族的精英輸送到權力機構中來,使衰敗的官場大換血。這個過程已經開始,有些地方在搞第二條用人渠道,還可以搞越來越多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鳳春問我,用什麽辦法限制新的權力,我說主要是兩條,一是輿論,二是自由企業。沒有自由企業,設計再好的政治結構都會變壞,要說制約機制,這是對權力的最根本的制約。只要有了自由企業,我們就不愁沒有民主的未來。
2、清理政治改革歷史頭緒(6月9日)
今天上午,進玉召集我、福今和小薑開會,要整理一個材料,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政治方面所做的事情和改革理出一個頭緒來,編一個大事記之類的東西。準備儘快送給啓立同志。下午,我到中央文獻研究室要來十二大以來的重要文獻目錄,開始閱讀。
3、耀邦囑咐要重視組織宣傳工作(6月10日)
我告訴過進玉,中央組織部要在洛陽召開“第三梯隊討論會”。他當時表示這是重要資訊,要派人去參加。最近耀邦囑咐,要特別注意抓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
今天早上進玉找我,說家寶已同意派人去,讓我一人與會。
4、端陽之思(6月11日)
今天端陽,在北方,是一點氣氛也沒有的。不知道是因爲北方缺少河流,還是缺乏對屈大夫的懷念,龍舟競賽很少有。偶爾也有粽子,但都在商店裏出售,吃起來,全然沒有蘆葉的芬芳和濃郁的端陽情調。
在故鄉,端陽這一天很是讓人激動。一早起來,就把散發著清苦香氣的艾蒿插在門楣上。之後,合家圍坐在一起,用新鮮的蘆葉或竹葉裹粽子。歡聲笑語到處蕩漾。恪守老規矩的家庭,午飯或晚飯時是要喝雄黃酒的。據說,喝了這種酒,可以消災弭難,小孩子一年裏肚子不痛。我總是爭著喝。至於它會把誰變成蛇,那不是我關心的。
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龍舟競賽。江中彩龍飛渡,岸上人山人海,萬人空巷。記得1965年端陽,我們正在上課,忽聽得江上鑼鼓喧天,江邊人聲如潮。孩子們一個個抓耳撓腮,如坐針氈。最後連一本正經的老師也按捺不住,宣佈放假半天,去看龍船比賽。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看過龍船比賽了。我們村的一條巨大的黑龍船在文革中被砍成劈柴,供值班的民兵夜間燃燒取暖。
今年的端陽,故鄉想必非常熱鬧吧。我上高中時回憶小時龍舟競賽盛況,曾寫過一首小詩,其中兩句是:“老婦簪艾葉掃目,小兒追船粽敲胸”。好多年過去了,對故鄉的那一點感覺依然脈脈的,象門前的江水,時寬時窄,忽近忽遠。
5、文獻與地盤(6月12日)
(1)耀邦政治上“不成熟”一例
繼續閱讀黨的文獻,尋找政治改革線索。看到一些有趣的材料。1982年,中央雄心勃勃地要對臃腫的官僚機構進行外科手術。爲了顯示決心,小平同志給大家鼓氣:“現在一些外國人也在議論,說我們搞這件事看起來要失敗。我不相信搞不成。”這是他一月在中央政治局會上說的。
不久,趙紫陽在五屆人大常委第22次會議上作關於機構改革的報告,他說,“國外有些幸災樂禍的人評論說,中國正在進行一場‘毫無希望’的改革。這種預言只能以徹底破産告終。”口徑和小平一致,而且口氣更堅決,對國外輿論的駁斥更用力。
三年過去了,1985年,耀邦卻承認機構改革完全失敗,機構越減越多,人員增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這一定是事實,但耀邦和事實和外國輿論站在了一邊,卻沒有和小平、紫陽站在一邊。他用事實說明小平和紫陽說了大話,別人可能注意不到,那兩個當事人不會忽略這一點。耀邦就是這樣一個人,敢說真話,但在政治上得罪人,得罪那些他必須依靠的人。
(2)永久的“暫行”
收錄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彙編》一書中的不少文件,都是些“暫行”文件,比如“暫行規定”或“暫行條例”,有“國營工廠廠長工作暫行條例”,還有“國營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暫行條例”等。
說是“暫行”,好幾年過去了,既沒有被取消,也沒有變成“常行”條例。這個“暫”表示多長時間?恐怕找不到答案。可能要永久地“暫行”下去。
是這些條例完全符合實際情況,不用修改,就自動地由“暫行”變成常規條例了嗎?不清楚。更有可能是,這些條例根本就沒有多少人注意過,也從來沒有什麽人認真執行過,它是否暫行,對生活本身不起實質性影響。也有可能“暫行條例”公佈以後,大家忘記了,只有歷史家偶爾能想起來。主張起草條例的人忙別的去了。起草者也許是臨時湊起來的一個班子,現在回各自單位去了。有時我想,我們有些領導人把開會、起草文件本身當做工作。會開了,文件公佈了,工作就做完了。至於開會或文件要達到什麽效果,效果怎樣,就不去管它了。
(3)“文件爭奪”與“地盤爭奪”
經常聽到下邊有些領導幹部唱一些不和諧的音調。是他們有意與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唱反調嗎?也許不是。他們試圖從黨的重要文件中領會精神,但是他們錯了,越是重要文獻越不能讓你領會精神。重要文獻的起草往往是兵家必爭之地。象走私集團過海關,人人都想夾帶點私貨。所以,重要文獻又是最不起作用、最曖昧不清,也是矛盾最多的文獻。下邊不能靠這些文件領會精神,上邊也不能靠這些文件實施領導。
今年第一季度的幾個書記處會議紀要,所有談到思想文化問題的段落,都聲色俱厲地批判自由化,還要抵制精神污染,那顯然是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私貨。
所以,聰明的領導者,不把希望寄託在“文件爭奪戰”上,而把主要力量花在人才爭奪和實際地盤爭奪上。最近,好幾撥人輪番到上海,胡啓立兩度到上海,陳雲、胡喬木也到了上海。朱厚澤也去了。據說耀邦說,“你們都去上海,我也要去。”去上海幹什麽?私下做工作。從毛澤東時代到現在,上海一直是高層政治家必爭之地。往下面跑,是貫徹自己政策意圖、澄清文件上不清楚地方、實行私下的“面對面領導”的好方式。
6、保守派與胡趙在組織、宣傳戰線火拼
(1)盤點保守派陣營的四大據點(6月14日)
又是十分緊張的一天。下午4時完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改革材料的摘編任務。
進玉找我研究我明天去洛陽開“第三梯隊討論會”要注意的問題。兆國現在分管組織工作,昨天還找我們辦公室人員商量組織工作的改革問題。進玉提出十二個字:“明確方針,熟悉幹部,推進改革”。中組部副部長曹志也提出了幾條,一是老幹部老辦法,新幹部新辦法,老幹部讓位,一切待遇不變,新幹部的職務與待遇相聯繫。如何讓不稱職的新幹部讓位,還缺乏招數;二是所有幹部一到60歲自動退休,一個月內接到通知就離職,未接到的繼續工作,不和本人打招呼或商量;三是減少列席黨的常委會的人數,等等。
進玉讓我多注意與上述問題有關的情況,如有可能,回來向兆國當面彙報一次。他再三叮囑,儘量不要發言,必須發言時,說話要注意,要滴水不漏,既談得熱烈,又不露真貨。對中組部的工作不要議論。現在兆國分管,要特別小心。不然,資訊一反饋回來,就會降低我在政治上的信任度。
我還和他談到誠德前天告訴我的一些情況。李彥(當時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今注)企圖攔阻在《宣傳動態》上刊登湖北對啓立講話的熱烈反應,盧之超頂住朱厚澤,不讓理論局《理論工作簡報》刊登耀邦、紫陽與薄一波談農村整黨問題的講話。進玉說,如確實,可整材料。
他還說,大氣候他們動不了。前幾天,發行《陳雲文選》,書記處研究室搞了一篇介紹,與當前改革氣氛相左,上邊小平同志都知道了。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還提到《光明日報》不大像話,經常在一版刊登鄧力群的一些毫無意義的講話,而把小平、紫陽、耀邦等人的講話放到第四版,或放在一版不顯眼的地方,或者乾脆不登。進玉說,一個光明日報、一個紅旗、一個中央黨校,一個書記處研究室,早就想調整了,一直動不了。這一次兆國分管組織,有了條件,擔仍有困難。
(2)心裏煩悶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心裏有點煩悶。我對自己走過的路有點莫名其妙。本想成爲一個詩人,走岔了路,去搞理論。剛剛有點眉目,又跑來當“太監”。踮著腳尖走路,卷著舌頭說話。真個是抖抖嗦嗦,戰戰兢兢。這種活法,甚不自在,皺皺巴巴,拘拘束束,象一件塞在枕頭底下的髒襯衣。
心裏不痛快,就拿出自己寫過的詩翻翻。讀著讀著,覺得我的真正價值唯有詩的形式才能體現。寫詩是一件樂事。又翻翻盧梭的《漫步遐想錄》,他的孤寂和憂鬱象傳染病一樣感染了我。
7、車上遐想(6月15日)
斷斷續續地補寫完前些天的日記,昏昏沈沈地在床上躺了一回兒,匆匆忙忙地告別妻子和熟睡中的孩子,上路了,乘坐121次列車,赴洛陽開會。列車于19點27分發車。
車一開動,清涼的風灌滿了整個車廂。找到我的臥鋪坐下,才發現我剛洗過的白襯衣必須脫下,才能坐得舒服。鋪上的簟子已失去了本色,有一層可刮去的黑膩膩的東西。枕巾也象抹布一樣滿是皺褶,並有一種洗不掉的髒漬。
窗外的風景讓人愉快。兩邊的樹木連綿不斷地閃過,田野裏有忙著收割麥子的農夫,有割倒的麥穗,有收割過的泛著淡黃色的麥田。這種日子麥地特有的清香隨風飄來,讓你神情恍惚,開始回想與田野有關聯的種種溫馨的往事--(省略號)
天邊薄薄的雲開始著色,東邊的比西邊的更鮮亮。桔紅色的,象少女浴後迎晚風弋起的裙裾。樹木流逝,田莊旋轉,遙遠的天空懸挂不動。愈是眼前的東西愈容易消逝,那些遙遠的星辰永遠在你的頭頂閃爍。
我忽然對眼前的一切感到陌生,對我身邊的某些屬性開始産生疑問。我爲什麽此時一定要在這兒,在這列火車上?我本來也可以在另外一個地方,比如在北京,在江南故鄉,或者和諸多同學一樣,在紐約或舊金山--我可以在這裏,也可以在那裏,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那麽多的人都曾經存在過,而今不存在了--而現在,我在這列火車上,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沒有我存在過的標誌,也沒有需要我繼續存在的迹象。我存在或不存在於這列賓士的火車沒有絲毫影響。
我覺得自己是這等渺小,這等無足輕重,只是一個匆匆忙忙的過客,從一個特定的站上了車,到另一個站下車,列車照常賓士而去,而我們自己則永遠地墮入忘川,沒有人再需要你,或者沒有人需要過你,沒有人想起你。你的奮鬥,你的憂鬱,你的思想,你的一切,都不過是傍晚時分小樹林裏一片樹葉在晚風中的一次輕輕顫動--
晚霞漸漸暗淡下來,血一樣的夕陽最後露一下臉便沒入雲層之中。氣氛淒涼而悲壯。也許,人的存在並不表現爲外在的屬性,而取決於當事人的內心感受。人活著,需要得到各種心理上的體驗。這種心理需要也是極其多樣化的,歡樂、悲傷、憂鬱、等待、渴望、沮喪、失望、幸福、痛苦--如果少了一樣,人的心靈就不夠豐富。我們應儘量少地關注是否存在過,而應全身心地體驗那些感受過的東西。
人如果總是想到末日,我們就不可能熱愛身邊的生活,我們對周圍的一切就會喪失興味,生活便變成了湊合其事和死刑的緩期執行。“不管結局如何,我們要一往無前地生活,”一位哲人說過,“規劃未來,要如同我們永遠不會離開人間一樣,確立宏圖大願;爲人處事,完成今天的工作,要想到我們明天就要壽終正寢,給人們留下美好的記憶,幹出臨死前最後一件漂亮的事情。”
列車駛過一座小橋,隆隆之聲猶如雷鳴。我聽見了時間毫不猶疑地向前疾行的腳步聲。唯有在行進中,我們才能感到時間的力量。我把自己安然地平放在車鋪上,翻了幾頁盧梭的書,眼看著田野漸漸躲藏到夜色的輕紗後面,一種從未有過的幸福感撫慰著我的眼睛,一直到一陣急促的刹車聲把我驚醒:車到鄭州了。
8、兩顆政壇新星(6月17日)
(1)看好張煒的政治前途
今天是參加洛陽會議的第二天。中午和同學張煒聊了近兩個小時。這傢夥已當上天津開放區主任和黨委書記了。他的地形極爲有利,胡啓立和李瑞環都在著力培養他。現在需要躲開人們的注意,暗自成長。他成熟多了,學會了寬忍那些暗害過他的人,學會了唱低調。未來政壇的祭主?
張煒對現在某些領導的素質産生疑慮,他擔心這些人沒有能力領導這場艱巨複雜的改革。他說,他可以舉出無數事例說明,中央和國務院如何爲開發區建設帶來困難,如何出爾反爾,贊成過的又反對,反對過的又贊成。他不屑於談論這些,該幹什麽幹什麽。就是這樣的舞臺,要唱出好戲。一些檢查組來查,他交代下面,有錯要承認,但事情一過,該怎麽幹,就怎麽幹,不理那一套。我贊成他有這種堅定性。
一個領導人能有的主動性很小,時常被這股那股社會潮流夾帶著跑,但自己心裏要明白,什麽是我不想幹而又不得不幹的,什麽是我應該幹而一時幹不了的,但一遇機會就幹。好比電影散場時,被人夾帶著往前走,不由自主,隨大流而去。但要記住自己的家在什麽地方,一旦能自主行動時,就要堅定地回家。
(2)唐若昕的行而後知
晚間與唐若昕聊天。他在深圳蛇口當了幾年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最近要去山東威海市當市委書記。他屬於北京一幫人馬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先是在就業組,後是《走向未來》圈子裏的重要人物,與“農村黨”也有來往。
他特別強調要實際操作。他勸王歧山等“對策派”要向三個方向分化:一部分可繼續搞對策,但不能多,現在已經不是簡單對策可以解決問題了;另一部分要在理論上深化;第三部分要趕快下去實際操作。再不操作,遲早要喪失發言權。他下去以後發現,說的與幹的相差太大,根本不是你想的那回事。當諸葛亮的不能太多。“三個臭皮匠能抵一個諸葛亮,但三個諸葛亮不如一個臭皮匠,”他說。都想當謀士,事情便沒有人幹。只有幹起來,對中國的事情才有透徹的瞭解,才能找到適當的實現自己信念的途徑。
他還說,胃口不能太大。我們原以爲,只要讓我們幹,我們就能立即幹出一番大事業來,這種想法錯了。他說,編未來叢書時,大家躊躇滿志,以爲好書會滾滾而來。後來,出到第三批就沒書可出了。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相當貧乏。有人兩萬字的論文可能寫得十分精彩,但二十萬字的書則寫得一蹋糊塗,枯燥之極,不能卒讀。我們對自己不能估計過高。從歷史上看,我們這一代人至多只能把歷史往前帶出一小段,然後把責任交給下一代人。大跨度的動作不大可能。在下邊做事,大刀闊斧地動班子的人大多失敗,需要精雕細刻。細小的變化有時是深刻的,而大幅度的跳躍則可能墮入陷阱,甚至倒退。
9、無形“恩惠銀行”(6月21日)
今天挂牌討論,有人談到組織系統的腐敗和關係網,說有一個無形的“恩惠銀行”。這個“銀行”我1983年到山東搞整黨試點調查時就發現了,可惜我沒有存點東西進去。這些銀行大部分是大官開的。一個大官一上任,立即有許多人前來立“戶頭”:我把你的兒子從農村遷入城市,他把你的女兒發展入黨,或捎來一些罕見的“王八”或對蝦,如此等等,不要你立即兌現好處,恩惠都存在你的“銀行”裏了,你心中有數。如果我也是一個大官,你也會主動到我這兒立戶頭。等到下一次有事求你時,也就是從你的銀行裏支取恩惠的時候。
這實際上是一種交換,但與一般商品交換有三個不同:第一,它不等價;第二,交換不是一次完成的,延期支付,是它的特點,而且永遠交割不清楚,總有“存款”餘額;第三,雙方交換的東西,大多不是自己所有的,而是憑藉權力把別人的東西或國家的東西變成你的東西。在這種交換中,不限於物質産品,從名譽到貞操,從良心到廉恥,都可以交換。這種交換一般不在公開場合進行,“市場”在寓所。
10、走卒不能久幹(6月26日)
方明要回貴州。要我推薦一個秘書給厚澤,接替他。他既是厚澤的秘書,又是我們辦公室工作人員。我推薦了王誠德。
晚飯後,我們閒聊了幾句。對許多東西,我們有同感。象我們這種人,到書記處辦公室來工作一段,有好處。多受一點約束,能幫助我們更快成熟起來。我還覺得,在中樞工作一段時間,瞭解我國政治機制的運行情況,對我們改革的前景和限度會有大致的認識。在這兒呆過,與沒有在這兒呆過,閱曆是大不一樣的。看不到全局,對自己的言行及後果不作認真的分析,人總是輕飄飄的。
但是,時間呆得過長也不行。呆長了,“邊際效用”會遞減。我們是思想型的人,是傾向於獨立思考和決策的人。在這兒,我們面臨三個矛盾:一是既要我們廣泛獲取資訊,又不能有太多的社會聯繫;二是既要我們更多地獲取別人的思想,自己又不能談思想,思想需要交流,你不談,別人怎會暢所欲言?三是既要我們出新思想,又不能寫理論文章,不能進行學術交流,還沒有時間看書。這是要魚兒離開水,還要在空氣中游得姿態優美。在水裏呆久了,魚兒是想跳一下,跳到空中去,但不很快落回到水裏,還不渴死?
所以,孫方明在這兒“跳”了兩年,要求回貴州,回“水”裏去了。
11、鄧小平聖旨: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行(6月30日)
(1)第5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初涉趙胡矛盾
今天上午,進玉召集我和福今佈置工作。他說,上周六(27日),兆國向他們傳達了小平同志26日的一篇談話。這篇談話是在聽取喬石同志關於端正黨風的彙報之後說的。小平指出,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率下降,有人爲的因素。我們要下放企業權力,他們在那裏辦公司,要收權。這說明,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行。一切改革的成效,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各項改革都要人進行。從現在開始,政治體制改革要抓緊進行,到13大之前,要搞出個東西來。
小平同志今年初以來,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的認識愈來愈深刻。在同朗伊、霍克和帕藩德裏歐三個外國領導人的三次談話中,都強調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6月10日,他召集紫陽等人彙報經濟情況,再一次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認爲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將無法進展。加上這一次,在短短半年時間內,已經5次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一次比一次提得緊迫。
6月初,他沒有提到黨政關係問題,這一次他指出,有同志反映,書記處管得過細了一點。書記處管一切,但怎麽管?要總結一下經驗,不要干擾過多。這說的可能是書記處和國務院的關係,耀邦熱衷於管經濟,紫陽卻覺得被管得過細。這情況顯然是被捅到小平那兒去了。小平這樣講話,表明耀邦的地位下降了。
這一刀直捅心臟。兆國馬上召集會議,研究這個問題。他們認爲,書記處干擾過多,管得過細的情況確實存在,有些書記下去視察,也講了一些超出自己分工範圍的話,比如郝建秀,對自己分管的工青婦興趣不大,就經濟問題發了一些言。我覺得這是在回避問題。如果僅僅是郝建秀說經濟問題,別人可能不會有如此大的反應。
爲了弄明情況,進玉讓我和福今查一下去年黨代會以來的文件:書記處會議紀要、中共中央文件、中辦文件,看有沒有干擾國務院工作或管得過細的情況。
(2)中午,清風撩起柳枝
午後,到中海邊散步,夏日優美的景色異常迷人。我踏著鬆軟的青草,長長的柳枝在肩頭拖過,清風從兩邊吹來,抖動著我的襯衣和頭髮。湖水蕩起長長的波紋,輕輕拍打著湖岸,發出陣陣柔語,仿佛是詩人在低吟潛唱。天空一片瓦藍,一團潔白的雲沿著風吹的方向發散開來,象美女迎風飄起的長髮。
從中海向北海望去,遠方的白塔在麗日下閃閃發光。北京的空氣很少象今天這樣透明潔淨,遙遠的山巒發出幽藍的光。一切都這般明快,寂靜中澎湃著如潮的生機。我真想在草地上坐下來,和什麽人討論點問題,談點詩,散文或音樂;或者一個人獨對湖面,讓思緒任湖水蕩漾,不加引導,不加約束;或者立即進入某個浪漫故事或悲劇角色,讓情感和心靈震撼起來,象受驚的非洲象群,給生活塗上比夏日的陽光更油亮的色彩--
一切都沒有發生,湖水依然有節奏地拍打著湖岸,我默默地走回我的辦公室--
——原載《中國之春》(//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