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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4日訊】 《南方周末》終於遭到了徹底的整肅。沒有大張旗鼓，沒有興師動衆，有的只是例行公事般的行政決定，一切都在悄無聲中“搞掂”了、擺平了。這種再正常不過的行政決定，讓你軀囊存世，魂靈出殼，名存實亡，生不如死，這就是後極權時代典型的殺人方式。

沒有轟轟烈烈，也談不上窩窩囊囊，《南方周末》途未窮路已末。沒有誰會爲《南方周末》的這種結局感到意外。即使在普通人眼裏，《南方周末》也是一個異數。《南方周末》的存在，自然在測試著中共言論鉗制尺度的寬緊，但是，在今日中國，這種測試越來越沒有必要，因爲中共的言論尺度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由此，《南方周末》再以此種方式存在下去，反倒有了幾分爲中共在言論管制上的“寬容”作著某種點綴的意味。所以，《南方周末》死在此時，可謂死得正是時候，也算死得其所。

《南方周末》那種以“針對具體的社會罪惡”來應合市場賣點的辦報方式，在意識形態已趨淡漠的後極權時代，被技術官僚以行政技術手段名正言順地予以中止。在這種時刻，人們也許才會意識到，那種想以“技術手段”來回避意識形態，以針對具體問題來回避體制性和制度性問題的媒體，其實並不能逃避其所刻意逃避的意識形態及其制度的關照。並且，這種逃避使得逃避的失敗顯得那麽的悲而不壯。

《南方周末》被整肅，沒有、也不會引起他們同行們的兔死狐悲之感。畢竟，《南方周末》的存在，昭示著即使在十分嚴酷的條件下，也還存在另一種辦報方式的可能。只要《南方周末》以這種方式存在一天，這種存在和這種可能就時時刻刻在襯托著他們同行們的畏縮與苟且。在此意義上，《南方周末》以此種方式的存在，正在更改或已經部分更改了媒體成功的標準；《南方周末》同仁們的職業成就感，也正是他們的同行産生職業挫折感的重要原因。

《南方周末》走到末路，徹底終結了中國大陸媒體靠打“擦邊球”來與中共的言論管制機構進行周旋，從而在管制與市場兩方面左右逢源的幻想。儘管自去年換帥以後，《南方周末》的“擦邊球”越打越小心，但還是把球打出了界外。個中原因就在於，你“擦邊球”技術練得精，但管制官僚的管制技術也不差，這些官僚通過逐步縮小球案、或索性撤掉球案的方法，使你的“擦邊球”無從下手。在上月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工作座談會上，廣東以外的省委宣傳部長紛紛指責《南方周末》，斥其“打著‘輿論監督’的旗號，只對外省市實施監督，對眼皮底下的罪惡卻視而不見……”在此情況下，廣東省委宣傳部再也不敢對《南方周末》進行“袒護”，進而痛下殺手。

《南方周末》的末路，又何嘗不是“焦點訪談”的末路呢？這個被稱爲“縣團級以下幹部腐敗標本”的節目，也正受困於各地黨委宣傳部門的抱怨之中。由此，《南方周末》的末路，也正是那些還對中共存有這樣或那樣幻想者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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