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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30日訊】當我想明白了是否被定罪不在於有罪與否，而在於需要與否，就真地開始陷入恐懼。我想起早有人提醒過的話：你這樣的人當局不動則已，動就要置你死地。那麼今天是不是就到了我的死地呢？

80年代曾輾轉聽說我上過一個名單，那是準備借”清除精神污染”和”打擊刑事犯罪”雙重之機搞掉的一批人。那批人被認定可能在未來具有威脅。接受一旦異議人士形成知名度就不好處理的教訓，深謀遠慮的做法是及早把他們鏟除在萌芽，用刑事罪名投進監獄，消磨掉他們的青春和銳氣，會為將來減少許多不穩定因素。據說那名單後來隨”清除精神污染”的夭折而擱置。我雖一直不敢確信存在過那樣的名單，但對一個專制集團而言，至少是個有”創意”的思路。如果我真在80年代被投進監獄，後來就不會有《黃禍》和《天葬》問世。現在，他們是不是正要亡羊補牢呢？

我無法判斷可能被判幾年刑。審訊者說按法律規定我犯的罪應判5到10年，如果數罪並罰，可能更多。面對突然近在眼前的刑期，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多麼脆弱。我這從來無拘無束的人，對失去自由的生活根本不能想象。一想到將有那麼多年在監獄度過就感到恐懼，那恐懼在漫漫長夜深入骨髓，隨之而來的各種想象也異常活躍，具體而細微。其中想的最多的是70多歲的母親將怎樣奔波於北京和新疆來”探視”。那種想象讓我痛苦萬分。

更大的恐懼接踵而來。楊科長在一個陽光明媚（我隻能在從不允許打開的窗簾上看到光影）的上午突然轉移了話題，不再問那些隻跟我有關的事情，他的問題是：談談跟你來往的各界人士吧。

什麼叫各界？！我驚悸地問。外表的激烈其實正出於內心恐懼。我一直怕被問到這樣的問題。

楊科長不急不躁，微笑著解釋他的”各界”：比如說學術界啦、文化界啦，還有新聞界什麼的。

我回答：我認識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沒有學術界，沒有文化界，也沒有新聞界！

楊科長遺憾地搖頭，這種貌似強硬的謊話在他眼裡隻是虛弱，如果我真地強硬，回答的聲音不需要那麼尖銳，應該很平穩，隻說一句就夠了──我不想談，也不會跟你談。

在整個審訊過程中，我一直盼著讓我躲過這樣的問題。我知道不少這樣的情況：一個人在受審時連累了別人，在他獲得自由後（甚至還在服刑時），就沒有人再提起他曾經受過的苦難，而隻記住他的”出賣”，並且會無休止地流傳下去。從被抓那一刻我就擔心抓我是要扯出一個竊取和出賣情報的網絡。我一直盼著審訊隻跟我自己有關，不要牽扯別人，理智上卻又知道不可能，因此始終對此提心吊膽。

一個被切斷一切資訊來源的人對處境的判斷很容易變成幻想。那幻想能利用的材料隻有以往的經驗。80年代那份傳說中的名單在我頭腦裡成了模式，深想下去，越來越認為今天也有如法炮製的可能。隻要把我搞成竊取情報的間諜，就可以通過指控為我提供過情報的罪名，在我交往過的人中隨意挑選整肅對象。因為什麼是情報，他們可以隨便說。中國什麼都能成為情報，即便是閒聊天也可以”泄密”。而定這種罪名，前提是從我這得到指控所需要的証據。隻要我承認了誰給我講過什麼，讓我看過什麼，一起做過什麼，審訊記錄上有了我的簽字和手印，就可以將其定為我的同謀，斷送掉他的前程。

我當時真正相信他們會那樣做而且正在那樣做。即使後來被釋放，我也認為那種相信有合理成分，因為那是出自對專制權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那不信任是共產黨用其血腥歷史造就的。對共產黨和它的機關而言，做出我所懷疑的事情實在尋常無奇。旅居德國的作家龍應台從已經公開的當年東德公安部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對付一位元物理學家的計劃。那位名叫波普的學者被視為”壞分子”。1987年，波普的妻子裊麗可無意中對女友透露了對婚姻的厭倦，負有監視任務的女友馬上匯報給公安部，負責波普的公安部22處處長隨即進行了如下設計：

第一階段：促使裊麗可申請進修以加強她與其夫分手意向……同時進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單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遷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階段：擴大波普婚姻危機，加強女方離婚意願，應設法使裊麗可與第三者（線民?弗o）發生親密關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階段：給波普工作單位主管寫匿名信，使波普成為問題人物。完成日期：與前同。

第四階段：在《青年》報上發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兒一篇文章，讚美其”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以之為榜樣來警告壞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階段：促使波普女兒就讀學校加強對該女政治信仰教育。該女兒最得波普寵愛，影響其女兒應可加深波普無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階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佈不利於他的謠言。完成日期：持續進行。

僅從這段文字中還看不清秘密警察到底要達到什麼目的，也許需要結合有關波普的全部檔案才能知道。不過這段文字足以讓人看到，秘密警察可以把工作做得何等細致，陰謀設想得何等長遠，佈局設計得何等復雜。中國的秘密警察即使沒有德國人的效率，畢竟也養了那麼多人，花著那麼多錢，一年365天都在琢磨這些，在詭計方面中國人不輸世界任何民族，因此從險惡方面估計他們的用心，並非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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