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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9日訊】 早在八十年代就有研究者發現，中國婦女的地位并沒有隨著經濟改革的進展而上升，相反，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婦女的地位出現了很不樂觀的劣化趨勢。根据世界上常用的衡量婦女社會地位的七項指標來判斷（即婦女就業率、對待男嬰女嬰的態度、男女青少年入學比例、男女青年就業比例、婦女在國家机构重要領導崗位上的職務比例、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婦女個人財產在社會財富中的比例），中國除了婦女就業率為世界第一（56％）之外，其他六項指標均不理想；若按這些指標綜合衡量，在世界上的160多個國家中，中國婦女的地位排列為132位。這些指標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婦女總體上的實際地位，但若要進一步了解中國婦女的具體狀況，則還需要進行專題研究。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中國婦女目前所面對的社會環境。李小江、唐燦等优秀女學者在婦女問題研究領域里貢獻良多，我作為一位女性，雖然比較關心婦女問題，但以前除了寫過几篇有關女性現狀的學術漫談文章外，一直未深入研究過中國的婦女問題。去年春天應邀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大學訪問，指定的演講題目之一就是中國的婦女問題。我在搜集資料、准備講稿時發現，中國目前存在的婦女問題非常嚴重，但并沒有男性學者參与研究。難到婦女問題的研究應該是女性學者的專利嗎，難道全社會不應該來共同關心中國女性當前面臨的痛苦和困難嗎？希望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能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影響當代中國婦女人生价值取向變化的社會壓力

近几年來，中國的報刊雜志及文學作品反映出一個令人不安的變化，即婦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改變了，由原來要求自我發展變成了從婚姻中尋找出路。這導致中國女性的自我定位發生極大變化。首先，婦女主要依照男性的要求設計自我的定位，如溫柔美麗、善解人意、以男人的生活為自己的生活軸心、以她們所愛的男人的喜怒哀樂為自己的喜怒哀樂等。

其次，自立自強的”女強人”不再被視為女人的成功典型，相反卻在男性作者筆下的小說与電影中成為一种失敗的社會形象，個個都面目可憎、非常可笑。 [1]

第三，婚姻已被社會有意無意間渲染成女人成功的通道，不少女作者公開宣稱，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絕不亞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謂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則通過男人征服世界”。在各种傳媒上連篇累牘地發表的小女人文章，把一些用各种手法（包括不光彩的手法）釣得”金龜婿”的女人描繪為成功的典型。

第四，關于隱私、外遇的報道、文藝作品蔚然成風，銀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對”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譴責轉而成為同情兼隱隱的贊美。有的電視劇干脆將妻子描述成非常討厭、毫無可取的庸俗婦人，而第三者卻靚麗、善解人意，几乎成了將男人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的天使。這不僅僅反映出中國的男性文人將自己的潛意識化為銀幕（或文學）語言，這些故事的走俏還表明社會的廣泛接受度。更令人感慨的是，居然還有無恥文人公開撰文，認為梁曉聲譴責第三者現象是觀念落后、思想陳舊的表現，并聲稱第三者對當代中國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中國女性從追求”半邊天”的地位到”自覺”地回歸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是不少中國婦女在种种她們無法抗衡的社會壓力之下被迫作的選擇。根本原因首先在于，改革前中國政府對婦女實施保護性就業与保護性參政時，并沒有將提高婦女素質作為并行之舉；由于婦女的整體素質低下，使得她們一旦喪?F策性保護后就無法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獲胜。其次，面對轉型期部分權貴的种种傷害女性的丑惡行為，司法系統并未采取真正的保護女性權益、維系兩性平等的措施。例如，對”包二奶”、色情行業等現象，一直未有效地取締。這極大地助長了這些行為者的气勢，构成了婦女不得不低頭就范的制度環境。

壓力之一：失業率高、就業難

改革開放以來，”低工資、高就業”體制成了改革的首要目標，而女職工則首當其沖地受到了傷害。目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失業率中沒有性別比例，只有有關机构的專門調查才披露出一些真相。全國總工會1993年對7個省、10個省屬市的1,230個公有制企業的調查報告難得地說明了女職工的就業困境。被調查的這些企業共有職工92万人，其中女職工占37％以上；失業和下崗女職工達2.3万人，占職工總數的2.5％、失業和下崗職工總數的60％。 [2] 全國總工會1996年底的統計顯示，全部職工中只有39％是女性，但下崗人員中女性卻高達59％、約為560万人，而男性只占41％，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3] 這說明，企業在裁減人員時多裁女職工、少裁男職工，而再就業人員中女性比男性少則表明，下崗女職工的再就業机會少于男性。女職工下崗后在家庭生活中也遇到極大困難。据上海市婦聯統計，約三分之一的的下崗女工明确表示，下崗對夫妻感情、家庭關系很有影響，家人的態度變化包括看不起、冷言冷語、不尊重她們在家中的勞動，還有少數人被丈夫离棄。而北京的一項調查表明，這一比例高達41.6％。 [4]

女性的就業難也同樣嚴重，近几年媒體還不斷報道，連女大學生也有就業難問題。很多企業表面上聲稱公平競爭，實際上卻變相拒招女職工。例如，某汽車制造厂新建一個机械加工分厂，招工考試划定錄用分數時規定，男性錄取分數為260分、女性卻高達320分（滿分為400分）。 [5] 全國政協八屆五次會議曾以書面形式提出了《關于維護”三資”、鄉鎮、集體企業女職工勞動保護權益的提案》。該提案談到，一些外資企業只使用女工的”黃金年齡”段，將招工年齡段控制在16至20歲、合同期一般定為3至5年，期滿即不再与這些女職工續簽合同，以避開女工的婚、孕、產期。已就業的女工也面臨許多問題，其中之一是職業危害嚴重。成都市調查了132家企業，有50％的企業勞動環境存在重度危害，有38家企業的一線職工程度不等地接触到塵毒、噪音、高溫的危害，其中大多數為女工。 [6] 近年來見諸傳媒的職工中毒事故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建省莆田市部分三資企業鞋厂”三苯”毒害7万名女工一事，《中國婦女報》記者陳勇輝寫了”媽祖有淚”、”沉默的羔羊”、”傾斜的天平”等連續報道才使事件曝光。 [7]

壓力之二：工作中的性騷擾

婦女在工作環境中受到的性騷擾對她們也构成極大的壓力。美國聯邦政府的平等就業机會委員會在1980年公布的文件《性別歧視指引》中對性騷擾的定義比較權威：”在下列三种情況下，向對方作出不受歡迎的、与性有關的行動或要求，及其他語言舉動，均會构成性騷擾：1、迫使他人接受有關行為，作為受雇或就學的明顯或隱蔽的要求或條件；2、對方接受有關行為与否，將成為影響個人升遷或學業成績的先決條件；3、有關行為具有以下目的或導致以下后果：a. 不合理地干擾個人工作或學業；b. 制造一個令人不安、不友善或令人反感的工作或學習環境。”這一標准現為國際所公認。

按照此標准衡量，中國現在的性騷擾問題其實已相當嚴重。据不少在企業工作的人士反映，女員工受到性騷擾的現象極其普遍，甚至部分事業單位也如此，筆者就曾了解到數十例此類事例。全國政協的上述提案也談到女職工的人格尊嚴和人身權利受到侵犯。例如，沿海地區的商業机构与企業招聘女員工時大都規定：未婚，23歲（或25歲）以下，身高1.60米以上，相貌靚麗。這些條款毫不掩飾招聘者對女員工性魅力的要求，其實是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在為自己挑選情婦后備隊伍。一些外資企業的厂規厂紀名目繁多，十分苛刻，嚴重侵犯人權。體罰、打罵、搜身、性騷擾等無奇不有。 [8]

性騷擾构成了一种威脅性、敵對的、甚至是侮辱性的工作環境。中國一家權威的婦女研究所的熱線電話接到的性騷擾報告中，被控對象里工作單位的上司占34.4％，同事占21.3％。該研究所分析了大量個案后在報告中指出，性騷擾施行者通常會走如下的三步曲：首先，利用工作之便對受害對象表示賞識和好感，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輕姑娘或單身女性常因此感到激動和鼓舞；第二步是向受害者講述自己的身世如何不幸、婚姻如何不幸福、感情上如何空虛等，以此博取對方的同情与好感；第三步是行動的關鍵，他們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受害者安排一些”特殊”的工作環境，如夜間單獨值班等，然后就提出直接要求，女性如果不從，不是被解雇就是受到周圍輿論的傷害。 [9] 該報告還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受騷擾的女性只好忍气吞聲，不敢聲張。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登記的所有律師事務所的接案統計中，找不到任何有關性騷擾的案例。

中國社會科學院唐燦女士1994年曾專門就此事做過調查，寫過一篇調查報告，文中談到有36.8％的打工妹承認遭遇過性騷擾。唐燦指出，從女性在黑暗中以出賣肉體做交換，到流行在外企白領中”如何博得上司歡心”的”辦公室秘籍”，性騷擾問題現在只是中國女性問題浮出水面的一部分。 [10] 事實上，利用職權來猥褻女性或對异性舉止放肆都屬于犯罪，應該受到懲罰。可以在不同的法律里增加反性騷擾條款，也可以單獨制訂一部《反性騷擾法》。但當時唐燦的這篇文章被香港的報紙轉載，國內的有關部門卻稱此文為”有損社會安定團結”和”國家形象”的”毒草”，唐燦被迫寫了四五份檢查。直到1998年性騷擾問題才被提到國家立法机關的桌面上。這一年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陳癸尊在參加九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時指出，醫生以看病為名對女病人進行性騷擾已成為當前日益突出的一個社會問題。”由于中國人歷來在受到性騷擾后不敢聲張”，因此陳癸尊建議在《醫師法》中增加”利用職務之便對异性進行調戲、性騷擾、侮辱病人行為”的條款。陳癸尊還說，性騷擾的問題不僅發生在醫療過程中，還廣泛地存在于机關、事業單位和企業。据陳癸尊介紹，他的提議當時就得到了許多在場的人大常委的支持与贊同。 [11]

根据筆者在深圳生活多年的了解，廣東各地相當普遍地存在著性騷擾。但与內地有一點小小的不同，即党政事業机關的領導干部畢竟要受點約束，加之在當地滿足性消費相當容易，內地源源不斷南下的年輕女子多如過江之鯽，故而一般情況下領導干部會”兔子不吃窩邊草”，可以讓向其尋租的企業支付性消費。而那些在商場久戰的男人則經常直截了當地、露骨地進行性騷擾。他們在一般情況下往往不上演”痛說革命家史”這一幕就直奔”主題”，有的靚女在被招工的當天就受到嚴重的性騷擾。并且許多男人們常常事先”真誠”地告訴被騷擾方：我的太太很好，我不會离婚。据筆者調查，一些女記者在外出采訪時都受到過一些自以為有錢就可以買到一切的無恥經理們的性騷擾。久處在這种不良社會環境中，部分受騷擾女性會把為上司提供性服務作為自己找工作、升遷的籌碼，少數無恥者干脆在單位里以”准總經理太太”自居，作威作福。

壓力之三：婚姻家庭的脆化

婚姻永遠是成功的男人与靚麗的女人展示自己魅力的舞台，但任何女人都無法抵御青春易逝這一自然現象。即便她年青時艷光照人，三十歲以后天天泡在美容院里，也無法抵御上天給女人的大限，她最后總是要漸漸衰老。而成功的男人只要有金錢的支撐，就可以揮舞著黃金鑄就的矛与盾，馳騁于大千世界，擁有無數美女的芳心，最后總能抱得美人歸，仿佛他能永不衰老、長久青春。這其實是個歷史悠久的現象，几乎可以被視為恒常不變的定理。即便在革命的領地上，金錢的勢力被消滅了，類似的故事也只不過是換個版本而已。在五十年代的中國，男人的資本或在社會階梯上往上攀升的資源不是財富，而是”革命經歷”，那時老革命們成了”白馬王子”；而七十年代初期的”白馬王子”往往是軍隊干部和國營企業職工；如今，多少美麗少女都在夢想自己成為現代的”灰姑娘”，只是那”王子”變成了現代商界的商人而已。每一代的中國婦女都有屬于自己那個時代的不幸故事。唯一不變的是，男人的有效資源（財富与地位）与女人的有效資源（青春美貌）的結合不斷演繹出新的”老故事”，天長地久，代代不衰。

《家庭論》的著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曾總結過婚姻市場的規律：男人在婚姻市場上的資源是財富与地位，女人在婚姻市場上的資源是青春与美貌；男人的資源隨著年齡增加而遞增，女人的資源隨著年齡增加而遞減。根据這一規律，一旦進入中年以后，男女雙方的資源就可能失去平衡，男人往往成了”有效率的尋覓者”，女人則成了婚姻市場中”沒有效率的尋覓者”，擁有更多資源的已婚男性大多開始見异思遷。越來越多的”第三者插足”使婚姻動蕩不定，現在這類事情在中國社會中越來越少受到指責，相反卻漸漸地被視為理所當然而普遍接受。傳統的賢妻良母型女人已不能滿足丈夫的多重需要，現實中經常有”第三者”打上門向妻子宣稱，”你的丈夫愛的是我，不是你，你應該退出”。這表明，中國的社會風气已變得越來越寬容”第三者”，以至于爭奪人家的丈夫已是可以理直气壯、登上大雅之堂的事。　　

西方學者認為，經濟發展狀況与离婚率成反比，經濟萎縮時离婚率下降，經濟繁榮時离婚率上升。中國的情況也證實了這一點，隨著經濟發展的加速离婚率開始上升，而且在先富起來的那批人當中离婚現象也最突出。据報道，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的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其新特點是中年、老年的离婚率高于任何其他年齡段的人，离婚最集中的三個年齡段依次是50歲至54歲、40歲至44歲、60歲以上。在現實社會中，八十年代這三個年齡段的人的經濟地位變動最明顯，使得婚姻關系中男女雙方的”資源”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与高离婚率有直接關系。 [12] 九十年代里夫妻的年齡差距也開始拉大，九十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十歲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個百分點 [13]。這种大男小女的婚配狀況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与原配偶离婚后再婚的婚姻模式。

廣東沿海地區富裕者相對集中，傳統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嚴重挑戰，出現了一夫一妻多個臨時性伙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的一些有錢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稱，人的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結三次婚，30歲、40歲、50歲各娶一個靚女，這樣才能保證人生的完美和婚姻的高質量。筆者曾与几位男性”成功人士”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坦率地承認，每天在外面見到的都是充滿青春活力的靚女，回到家見到已成”黃臉婆”的太太，哪有什么興趣。太太”識做”的 [14] ，這把”太座”的椅子為了孩子給她留著；不”識做”，就只好揮手”拜拜”。如此之為的男人們倒是瀟洒得很，但見新人笑，哪聞舊人哭，只是留下了一群為男人的成功付出過代价的中年怨婦在孤獨地哭泣。從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格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看，為社會負責需從為家庭負責開始，如果一個社會上充斥著連家庭責任感都沒有的男人，又怎能指望他們對國家和社會負責呢？

廣東省婦聯曾做過几次調查，結果發現該省”包二奶”現象相當普遍，整個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養妾者大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企業負責人、個體商人、以及部分干部，少部分”二奶”還受過高等教育。對這一現象的研究始終未納入正式的科研課題，因此沒有全國性的調查數据，但可從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發現，98％以上的貪污腐敗案件的主角都擁有一位甚至數位”情人”，而且這并不妨礙他們同時用公款嫖娼、獲得异性按摩等各种性消費。這一類以謀利或將性服務當作謀生手段而成為男人情婦者可被視為”灰色女性”，因為她們不屬于正常的社會。在近年來沿海地區崛起的新生代女作家的作品中，真實地反映了官場、商場与三陪女等”灰色女性”那种極為混亂的性亂交狀態。如女作家的《野蘭花》、《我的生活与你無關》、《半島狂響》、男作家梅毅的《城市碎片》等，都真實地反映了中國轉型期的性混亂狀態与性道德觀的極度扭曲。

目前深圳還出現了一种另類的男女性關系。一些男人害怕蔓延的性病，也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找情人又怕卷入麻煩極大的感情漩渦，于是就在周邊地區的工厂里找個相貌不錯的打工妹，給其配一個傳呼机，在男人方便時隨時幽會，每次給女方几百元錢。這种既非情人、又非”二奶”、也有別于妓女的專業賣淫的關系，是深圳的男人們在長期積累的性消費經驗的基礎上發明的新模式。据說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一方面她們在自己的生活天地里面臨性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另一方面她們也認為這些男人有錢、”威”得很，能看上她們是她們的幸運 [15]，更重要的是這些男人們給的錢比她們打工掙的辛苦錢要高得多。

當年國學大師辜鴻銘認為，西方社會中女子只在自己年青貌美時得寵有保障，一旦年老色衰就被棄若敝履、以被离棄而告終，因此還是中國的納妾制人道，至少妾還能終身有靠。辜先生如果活到現在，面對這种女人在黃金年齡段為男人提供性服務的”階段性二奶制”，不知該作何感想？

婚姻的實用化与性的商品化

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中价值層面被顛覆得最徹底的就是婚姻与戀愛觀。中國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會壓力使她們沒有安全感，而婦女們選擇自強自立又面臨那么大的風險，于是她們往往將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強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這使得女子擇偶過程中出現了極強的實用主義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為許多婦女的共識。与此同時，女性逐漸喪失了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不僅文化程度不高的婦女可能面臨這种局面，對受過教育的女性來說也可能如此。在婚姻市場上，部分素質不高的富人選擇受過較好教育的女子為妻，僅僅是為了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地位，而受教育程度則成了部分女子讓性商品資本增值的手段。

在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里，不少女性為了讓自己在婚姻市場中穩操胜券，將理想女性构想為入得廚房、進得廳堂。在媒體上甚至還經常出現這樣的”完美女性”意念：”在客廳里象貴婦、在廚房里象仆婦、在臥室里象蕩婦、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貞婦。”這樣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在一家著名衛視的速配節目中，就曾有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在陳述自己的求偶條件時，以上述語言表述自己的”美德”，認為自己同時兼具”完美女性”的四种素質。這樣的塑型其實是中國傳統社會一夫一妻多妾制下男性對妻妾不同要求的文化傳統在新時代條件下的變种。

中國傳統社會里男人對女人有兩套標准，即”娶妻娶德、娶妾娶色”，這充分體現了中國性文化的矛盾性与虛偽性。正如張敏杰在題為”徘徊在傳統与現實之間”的文章中精彩表述的：”一方面人們可以贊美母性的純洁与高尚，另一方面又將美的贊賞對象淪為淫欲的獵物和供人玩樂的商品；一方面人們可以贊嘆女性的柔弱与嬌嫩，另一方面以用無窮無盡的繁瑣而沉重的家務使其變得异常粗糙和丑陋；一方面人們可以稱頌女性創造生命的偉大与神圣，另方面又極力壓抑著創造生命者的創造力的發揮；一方面人們可以規定种种以’禮’對待女性的繁文縟節，另方面又剝奪其起碼的人格尊嚴和權利。”因為這樣一套完全矛盾的標准不可能在一個女人身上得到體現，于是妻与妾的標准就起了一种互補的作用。對妻子的要求是所謂的”仆婦”、”貴婦”，對妾的要求是”蕩婦”，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貞婦”則是對妻和妾的共同要求。中國的男人之所以認同這一標准，是要利用他們的性別优勢對女性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女性認同這一標准，則完全是在各种社會壓力下一种不由自主的退讓。

九十年代在男人們反复訓練下開始成熟的年青一代中國女性，在婚姻的選擇上非常理智。社會上少數富有的或在權勢部門工作的男人成了大家趨之若騖的對象。例如，1999年在中國被爆炒的武漢市千万富翁方忠征婚一事曾成為傳媒的聚焦點。 [16] 在這起典型的財富加美貌的現代”愛情”故事中，中選者還算是幸運的，畢竟這是名正言順的婚姻，比為了錢做”情人”、”二奶”、”三奶”好。這件事牽動的不僅是數千佳麗的心，還非常直截了當地折射出當代部分中國人的愛情觀。那1,500余名參加征婚的佳麗當中，不僅有在校大學生，還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博士生、以及在國外見過些世面的留學人員。

當今的漂亮小姐們并不計較成功男人們的性經歷与婚史。在用鈔票從頭到尾武裝起來的”成功男人”面前，計較那些又有什么用呢？在這种”性戰爭”中，唯一的优胜劣汰標准就是將年老色衰者淘汰出局。在不少現代女子面前，男人只要有錢，就算是”別人的丈夫”也沒什么關系。与已成”黃臉婆”的妻子們競爭，年輕美女們有充分的信心。有几位年青女子用現代股場語言向筆者談過擇偶原則，這些當代的具”中國特色”的”精彩觀念”十分有代表性。她們認為，選婿如選股，事業有成、錢袋飽滿的男子是”績优股”，在婚姻市場上牛气沖天，是”女股民”竟相追捧的對象；這樣的”績优股”多值壯年，雖早已成家、受到”內部人”的控制，但”績优股”穿躍于”花叢”之中，活得瀟瀟洒洒；而”內部人”卻活得很累，因為她們的”控股”地位并不穩定，經常面臨”第三者”的惡意”收購”，不得不与經常更替的”第三者”們進行殊死戰爭。年青女子們并未將做”第三者”視為畏途，她們認為，兩個（或多個）女人比賽性魅力是一場”公平競爭”，”第三者”最好是先做”債券”（第三者），再爭取”債轉股”（由情婦成妻子）。如此”炒股”雖然艱難了一些，但總比”買”一只前途未卜的”原始股”好。更何況，辛辛苦苦將發展前途不明的”原始股”培育成”績优股”，也還得再面臨”第三者”們要求”債權轉股權”、爭奪”控股權”的嚴重威脅，以往同甘共苦的經歷在這种”性戰爭”中未必有用。

受教育本來是提高女性自強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現階段在中國卻出現了一种極具諷刺意義的趨勢，青年女性努力擠進高等教育的窄門，但目標卻未必是自強自立。閔冬潮曾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及天津師范大學做過調查，然后寫了”淺議當代中國大學生的女性觀”一文。他談到，現在敢于參加激烈的社會競爭、大膽追求事業成功的女大學生只是極少數。大多數女生對事業的理解是，找一份好工作并盡職盡責地做好。同時，為數眾多的女大學生們更多地關注女性傳統角色的回歸。她們認為，以往宣傳婦女解放時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競爭中對女性設有保護与照顧机制的條件下才出現的，這种婦女解放是以婚姻家庭的松散和女性風度魅力的喪?馬I重代价的。現在的女大學生們不愿意再付出這种代价，轉而追求一种更為實際的生活道路。這一特點在北京大學這類重點學府中顯得更為明顯。一般來說，這种學校中男生比女生多，素質比女生強，于是形成一种男生占有絕對优勢的競爭環境，給女生造成了較大的心理壓力，有的女生還沒加入競爭就在心理上敗下陣來，開始為自己尋找另外的人生道路。如北大歷史系88級的一些女生一進校門就開始考慮如何把自己培養成家庭主婦，她們以日本婦女為楷模，學習化妝、裁剪、烹調等，而對專業課程并不感興趣。北大的女生部長就宣稱：”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北大的女生培養成為未來的賢妻良母。”北大外語系一位女生說得更為明白：”為丈夫補襪子的妻子，她的价值決不亞于一個女總統！”這些女生之所以形成這樣的价值觀，是校外潛在的社會壓力的結果，也与校內同學之間的社會壓力有直接關系。例如，北京大學百分之八十的男生都表示，他們不能容忍女孩子与他們并駕齊驅。為了得到一個具體的男人的承認，女生們開始如此自我塑型。她們涉世未深，也許并不知道那些犧牲了自己的賢妻良母們在婚姻生活中的困境；如果她們看到深圳等地不少賢妻良母都經歷過”与丈夫共渡艱難、含辛茹苦地相夫教子—放棄尊嚴、忍受已躋身’成功男人’隊伍的丈夫找情人、包二奶、嫖娼—最終在人老珠黃之時被棄”這三部曲，肯定會在選擇這樣的道路時候比較猶豫。

如果說在婚姻市場上性魅力的競爭還只是性商品化的一种間接表現，那么當今在中國繁榮不衰的娼妓業則是性商品化的直接表現。這個問題需要專門研究，本文無法展開，只指出一點，由于男人們嫖娼的要求越來越高，高學歷的坐台女應運而生。筆者曾問過一位自稱某名牌大學畢業的坐台女，為什么選擇這一行？她竟然回答，在這种場合認識成功人士的机會比她在工厂里的机會多。學歷在這一行業中體現”价值”，應算是性商品化潮流中的一种特殊產物。

婦女生存狀態對社會的影響

中國婦女地位的變化絕非無足輕重的小事，它影響到中國社會的現狀和未來。一些專家認為社會安定与否和离婚率高低無關，這是一种想當然的錯誤估計。

首先，婚姻家庭的脆化導致女性犯罪率上升。在這种脆化的婚姻關系中，受傷害者往往是婦女与孩子。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項調查指出，家庭破裂對女性心理的打擊相當嚴重，會促使部分人犯罪。近年來該市法院受理了近兩万件离婚案，近七成被判決离婚。一些迫不得已离婚的婦女采取了極端的報复行動；另一些婦女則陷入婚姻失敗的陰影中不能自拔，又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自暴自棄，被人唆使、擺布，跟隨不法分子犯罪。該報告還指出，近年來女性犯罪以盜竊、吸毒和搶劫為主，其中盜竊案最多，毒品案件則大有赶超勢頭，女性參与詐騙、營黃販黃、拐賣綁架儿童、出售運輸假幣的案件也有增長趨勢，女性利用職務之便經濟犯罪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17]

其次，婚姻家庭問題直接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率攀升。据對婚姻家庭問題日益突出的深圳市200名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調查，家庭結构嚴重殘缺的占39％，家庭暴力現象突出的占44％。 [18] 其他類似調查也證明了同樣的事實。

第三，婦女問題不但關系到一個國家當前近半數的人力資源的素質，還關系到將來人力資源的總體素質。人力資本理論已證明，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最主要方式是提高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其收益率高于物質資本的收益率。据研究，勞動者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所帶來的工資增長率，女性高于男性，這意味著投資女性人力資本的收益率大于投資男性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所以增加對女性的人力資本投資有益于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 [19] 据一項在危地馬拉的調查，由于男性收入中的相當部分用于無效益甚至負效益的消費（抽煙、喝酒、嫖娼等），所以要改善家庭內孩子的營養，其開支往往主要來自母親收入的增加。從女性人力資本的社會效益看，母親的教育水平對后代的發育成長的影響，比家庭結构、家庭規模、收入、民族、父親教育程度等都大。13個非洲國家在1975年至1985年間的數据表明，婦女識字率每提高10％，儿童死亡率就下降10％，而男子識字率的提高對此影響甚微。對25個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和健康調查表明，若其他條件相同，母親甚至只要受1至3年的教育，就足以使儿童死亡率下降6％。 [20]

一句西諺云：”推動搖籃的手是推動世界的手。”拿破侖則說過：”法國的未來在母親們身上。”如果中國當前的社會環境迫使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倒退，并剝奪她們的人格尊嚴，將來受到懲罰的絕對不只是婦女本身。

轉自<<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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