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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7日訊】 我們到底怎麽了？這是長久以來橫梗在我心頭的一個問題。最近聽聞的一件事，促使我將這個問題提出來。據報載，一位帶團到法國招商的中國內地市長，在乘坐法航班機回國的時候，因爲在飛機上驕橫無禮，一個人佔用五六個行李艙，別的乘客想挪動一下，或者幫他摞起來，他都不許，且出言不遜，結果被法航的工作人員趕下飛機。（《廣州日報》2001年5月10日。）
以我作爲一個中國人的經驗，我堅信這樣的人和事絕非”個別”。果然，沒過多久，我們就讀到了這樣的”新聞鏈結”。山西某市的市長，一定要在某個時間到歐洲玩，國內的旅行社只好安排他加入到20人的旅行團，而沒有單獨接待他。這位市長滿肚子不高興，只好在團裏處處表現得和別人不一樣，以顯示他不是一般的遊客，老是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說好今天去”東”，他要去”西”；說好5點出發，他非6點走不可，讓滿車的人爲等他一人耽擱半小時……（《廣州日報》2001年5月27日。）
我首先聲明：我絲毫不認爲這些市長丟了中國人的臉–至少，我沒有被他丟臉。我與他們雖然都是中國人，但我跟他們其實沒有任何關係。我對這件事的關注主要在如下幾點：爲什麽中國盛産這樣的人？爲什麽這樣的人在中國總是得勢、如魚得水？–不是有這樣一句話嗎：”當官不壞，提拔不快。”
說是盛産，是因爲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這樣蠻不講理的領導。我從前在一所中專學校工作，那所學校的校長有幾個”特異功能”是被人們經常提及的：1、他在三樓說的話，到一樓可以立即否認；2、在路上有老師跟他說話–一般是求他辦事，他可以腳不停步、目不斜視，挺著大肚子一邊打官腔一邊繼續走他的路–這幅景象是不是很象我們在早期電影裏經常看到的乞丐與顯貴？3、在他的上級面前，這個年過半百、已經有了孫子的人經常痛哭流涕，在需要的時候往往撲通跪倒在地……
是什麽導致了這樣的人？是什麽導致這樣的人成爲我們這個社會的主導力量？
我想從最根本的地方說起。每一個人活著的最大目的是延續自己的生命，並不斷提升生命品質。爲此，他必須從事很多活動以滿足生命的需求。這構成生命的權利。人之不同於動物的地方在於人對此有清晰的自覺意識，這種自覺使人們認識到：”我”有這樣的權利，別人同樣有這樣的權利。基於生命的權利，所有的人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可以任何理由侵犯他人的權利。這構成生命的尊嚴。人的生命就體現爲權利與尊嚴，這是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除非生命不存在，”權利之誕生，與人類之誕生略同。”（梁啓超：《新民說·論權利思想》）
但是中國的情況有些特殊。這特殊當然不是中國人認爲人都應該踐踏自己的生命，不要重視生命，而是：不知爲什麽，我們的祖先相信人的生命之延續完全得益于聖人的努力。關於此點，最經典的表述是孟子的一段話：”當堯之時，天下尤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之，聖人之憂民如此。”（《孟子·滕文公章句上》）韓愈總結道：”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韓愈：《原道》）就是說，聖人拯救民衆，民衆也必須要靠聖人來拯救，否則，只有滅亡一途。
聖人代表道德至善，這形成了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傳統：道德至善成爲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據，”非聖人莫之能王”，”天無常親，惟德是輔。”這樣的傳統在實踐中往往體現爲兩個方面：一、獲取”天下”的，必定是”聖人”，代表著道德至善，否則，就難以解釋他的”得天下”；二、既爲”聖人”，就必定要”獨尊”，否則，在邏輯上說不過去；既爲獨尊，必定表現爲普遍性訴求：”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荀子·儒效》）普遍性訴求即爲極權專制。
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對於人的有限性有很深入的揭示，任何意義上的至善都是水中月、鏡中花。這作爲一個事實，與人類的全部歷史同步–儘管對它的認識是後來的事。西方文明將人們對於至善的祈求付諸於一個虛幻的上帝，當一些人企圖將上帝的虛幻顯現爲實在，以上帝的人間代表自詡的時候，立即給人類社會帶來巨災大劫。
但中國的”上帝”從來就是在人間，在金鑾寶殿的龍廷寶座上，在每個中國人的大腦溝回深處。皇帝爲了維持他作爲道德至善代表的聖人的”自身一致性”，他必須要僞善，同時，他還要強迫普天下的民衆將他的僞善當成至善，不可對他的”至善”有任何的懷疑、異議、拒絕、反對、逃避，否則，他即失去其政權的合法性。
他必須要依靠很多人來幫助他維持政權，維持的方式一是僞善，二是強制。如果將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作爲人性的基準，那麽僞善必定因其放棄生命的權利和尊嚴而背離了人性，這樣做的好處是他可以在皇帝那裏獲得權力。強制正是他利用這種權力對他人權利和尊嚴的剝奪、侵犯，非如此不可以讓人們接受、認可那些建基於公然的謊言基礎上的僞善。所以，對於專制極權而言，需要的正是對他人權利和尊嚴的肆意侵犯，並且在程度上”永無止境”，任何對於人性的同情和體認均在剿滅之列，因爲人性映照的必定是道德至善的虛幻。從前司馬遷爲李陵辯護而受宮刑，李贄鼓吹”童心”而慘遭身死，至於因爲說真話和諸如”小資產階級情調”引致的傷痛，在我們中間那些活著的人身上至今還沒有撫平。
因此，這樣的政治只會青睞那些對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沒有什麽持守的傢夥，他們可以輕易地放棄自己的權利和尊嚴，同時肆無忌憚地剝奪他人的這些東西。由於這種不道德收益的巨大誘惑，歷朝歷代，這樣做的人總是趨之若騖。魯迅曾經把那些”無特操”、”沒有一定的行事準則”的人叫流氓，現在我們終於看到，這些流氓總是集中在這種自我標榜道德至善、並以道德至善作爲其政治合法性依據的體制中，他們依附於其上爲虎作倀，魚肉民衆。如果現在有人指出作爲這種體制的政治合法性依據的道德至善的虛幻性，最先跳出來反對的肯定是那兩位市長，或者象他們那樣的人。
梁漱溟在他的《中國文化要義》中說，中國之不免於專制，並非其本意，而是因爲”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終古爲一不落實的文化。”我以爲這實在是不確切的。中國之所以有這樣的現實，正在於我們有那樣的理想，那種堅信其有並期盼它在人間出現的作爲道德至善代表的人格的理想。 2001/6/5
──轉自《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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