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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6日訊】 接連幾天的審訊都是在關我的那間小屋裡進行。一天審數次。每次都由牆角一台攝像機錄下全過程。開始的審訊者是一位從哈密跟過來的警官，完全是用對待“階級敵人”的方式，因此我和他的對抗逐步升級。隨後他消失了，再未出現。換上了楊科長登場。楊對我解釋因為那警官態度不好被換掉。但我後來明白態度不好也許就是為了演白臉，因為我發現他們總是既有演紅臉的，也有演白臉的，那似乎是規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過初始我還不懂這種手法，換上溫文有禮的楊科長，讓我感覺像是遇到了一個知心朋友──這就是設置白臉的作用。楊科長不是一本正經地坐在桌後審訊，而是跟我面對面地促膝聊天（雖然我們的膝離得挺遠，但卻給我那感覺）；負責記錄的任警官面目慈祥，笑容可掬；還有開車的祁師傅對我問寒問暖，關照我的生活；女警官小李還動輒叫我一聲“王老師”。可是沒有多久，我就意識到這種方式比哈密那位警官的簡單粗暴更難對付。對白臉你可以幹脆不理他，你能被激發出那種鬥志。可現在人家笑盈盈的圍著你聊天，說的是為了你早一點自由，把問題了解清楚，你總不能不理吧。而隻要你開口說話，他們就會引導你不斷往下說。比如你接觸過甲，他們會問和甲是怎麼認識的？如果是通過乙，就會問乙是什麼樣的人，人在哪裡，做什麼工作，然後又會接著問和乙是怎麼認識的？通過丙，又開始問丙……這樣的“談話”很快就對我形成極大的壓力。雖然我不說對別人不利的話，但即使隻說出別人名字也會讓我產生出賣的感覺。
除非什麼話都不說，就像張春橋對付審訊那樣。然而張春橋有那種意志，是因為知道無論怎樣都不可能改變他的下場。我可不是，我是千方百計想把自己解釋清楚。我推翻了原來說的為寫書收集資料，告訴他們我是來做關於新疆問題的課題，復印文件隻是為了課題，不是要危害國家安全，恰恰相反，目的是要維護國家安全。然而對方一句話就能讓我啞口無言：法律不考慮動機，一個好人殺了壞人照樣是犯法。不管你的動機是什麼，你的行為已經觸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規定已經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們也可以幫助你解脫──結果怎麼樣，完全取決於你的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你產生了對方能夠幫助你解脫的期望，就不可能有勇氣對審訊不回答，頂多是不做對他人不利的回答。
如果把審訊視為一場鬥智鬥勇，被審的人是處於絕對劣勢的。審訊者是一個龐大的組織體系，有專業知識，有分工合作，掌控著一切信息和資源。而被審的人一切渠道都被封鎖，孤獨無助，任人宰割。對我來講，壓力最大的時候不是審訊過程中，雖然那時腦筋轉動激烈，事後會感到筋疲力盡。但比起審訊之間的間歇，至少不那麼緊張。那時除了看守者，其他人全到另外的房間（那房間裡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沒搞清，隻是聽出人來人往）。那時清楚地知道一群專業屠夫就離我咫尺的地方，在那裡合伙算計著如何對我宰割，他們分析前面的審訊情況，尋找其中的破綻，商量對付的策略，擬定下一輪審訊內容，而我卻無法知道他們到底要怎麼做，要達到什麼目的。那時會拼命地猜測，卻是絞盡腦汁也沒有可憑借的信息。那種大腦陷入盲目空轉的滋味非常難受，就像被蒙著眼睛等待不知何時將從何處下手的刀割一樣。我逐漸開始產生頂不住的感覺，我怎麼能對付得了他們？！他們的職業就是整人，而且他們是一個機關！機關──那是何等形象和準確的一個詞！
我逐漸發現，他們的審訊手法很有講究，絕不是把所有想知道的問題一下統統擺出，而是分出步驟與層次，有時還會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讓你搞不清他們的最終目的在哪。你覺得每次問的是些小問題，回答起來不會對自己和別人有傷害。但是分開看無足輕重的小問題，合起來可能就會成為一個圈套，讓你不知不覺就已經鑽進套中。而當你最終明白的時候，已經無法解脫，因為你已經在每份審訊記錄上簽下了“屬實”的字樣，在每一頁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們最後把不同的審問記錄組裝在一起，你才會大吃一驚地發現，你承認的東西已經可以解釋成為罪行。
盡管我已經告訴了他們我來新疆的目的是做研究，但能夠感覺他們並不相信或是不想相信。按照他們的思路，我應該是多年一直在盜竊國家秘密，炮制著作，再換取金錢。我這回來新疆也是做同樣的事。甚至進一步，何必非得通過寫書把秘密轉化成金錢，直接竊取秘密進行出售豈不更簡單？明鏡出版社一直是他們眼中的重點，在他們眼中是敵對勢力與異議分子的陣地。既然明鏡出版社是從出版《黃禍》起家，我和明鏡的關系又是那樣密切，那麼明鏡出版的大量涉及黨政軍內幕的出版物中有我提供的情報，在審訊者看來就是再合理不過的邏輯，甚至我就是為他們在國內刺探秘密代理人和傳遞情報的樞紐？
審訊一度集中在我與明鏡的財務關系，明顯地是想從中發現我靠“出賣情報”得到的收入。這使我想到會陷入一個卡夫卡式的城堡，越來越說不清。我有一個賬號，由朋友與我共同署名並幫我管理。我倒沒有多少錢，但按規矩銀行每月都寄一份帳單。可是在來新疆前兩個月，屬於朋友的一筆數額不小的錢被錯打進我的賬號，隨後馬上又被調走。那以後，銀行不再把每月帳單給我而是給朋友，因此從我堆在抽屜裡的帳單上，能看到一筆錢在我來新疆前打進，卻看不到那錢又被原封不動地調走。安全機構對此能有什麼解釋呢？那隻能是出賣情報的收入，或是給我來新疆刺探情報的經費。而要我辨白，卻成了糊塗帳。我說真實情況，會被認為是小兒科水平的編造，能為我作証的因素都在境外，既難以得到，他們也不會相信。
除了我的收入，他們對我的花銷也感興趣，而我一被問起這方面的內容，更是亂七八糟，因為我從不理財，這方面的記憶力出奇地差，說起來前後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就特別像是有鬼。在他們看，得需要很大花費才能支持我的生活方式。譬如經常去難到達的地方旅行，自己開車去西藏等。包括這次來新疆，竟然買了一輛新車（好在這一點容易查清）。如果對此解釋不清，至少有“財產來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經是罪名，何況對我，意義遠不在經濟，而是可以由此証明我是通過出賣情報換取高額收入的間諜！
他們真會相信我是間諜嗎？我覺得不應該。我哪有一點間諜的模樣呢？就從我毫無防范地讓他們監視，從未採取過任何“反偵查”手段，就應該能說明我不是搞“秘密活動”的材料了。世上有這樣的間諜嗎？我力圖打動他們，別往那種將會置我於死地的方向引導案情。我努力和他們溝通，希望能夠打消他們這種懷疑。
我逐漸發現，問題其實不在於他們個人認為我是什麼，而在於他們的部門（或上司）需要我是什麼。中國年輕一代的情治人員基本已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對社會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聽你談論民主也會點頭附和。但你如果認為因此他們就會放你一馬，那就大錯特錯了。相比之下，他們這一點可能還不如上一輩。老輩情治人員有意識形態，面對“階級敵人”仇恨滿腔，可一旦真了解到對方是好人，有時還真可能提供一些幫助。年輕一代則完全是技術化的，原則不再是意識形態，是個人利益，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在於是非對錯，而在於能否完成任務、立功受獎。表面接觸，他們會比老一代溫和得多，容易溝通，總是把自己擺在“吃這碗飯”的位置，說些有人情味的話，告訴你不是他願意這樣做，是職業所迫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夠“配合”他完成工作，別砸他的飯碗。然而你一旦被這種話打動，去“配合”他們的“飯碗”，結果就一定遭殃。因為他們的“飯碗”是沒有底的，怎麼裝都不會滿。那些提升、加薪、獎金等有關他們個人的所有切身利益，取決的不是能不能為你解脫冤情，而是能不能板上釘釘地把你定為罪犯──不管事實上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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