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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5日訊】 爲什麽現在提出轉型的問題？是因爲現在中國的局勢發展面臨新的轉折，中國反對運動有了新的機遇。在中共“十六大”到“十七大”的幾年間，中共領導層會出現代際交替，內部動蕩在所難免。在社會環境上、經濟改革的空間日益縮小，使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日益凸現，而社會矛盾的進一步積聚更增添了促變因素。從外部環境上看，ＷＴＯ的加入對中國社會結構的衝擊，其波及的範圍與力度不可低估。綜合考量各方面因素，未來五到十年，中國面臨著變局的可能。中國的反對力量、中國的民主運動有必要抓緊時間爲因應可能出現的變局作準備。這樣的準備工作，首先要求中國民運進行自我反省，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轉型。
這樣的轉型應當至少從兩個層面上進行：第一，中國民運應當從小圈子走出來，與各階層力量進行廣泛接觸，尤其是要與社會主流群體，如工人、農民的利益密切結合；第二，中國民運的政治訴求應當從人道、人權的內容，深入到更具建設性、可行性的議案上，使政治訴求明確化、具體化。中國民運的轉型需要自我反省，也需要借助各種經驗，尤其是臺灣民主運動的經驗。關於第一個轉型可資借鑒的經驗，是另一篇文章的內容，本文將集中在第二個轉型問題上，在這方面，臺灣黨外運動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大學》雜誌的歷史很值得回顧。
《大學》雜誌正式創刊，是在一九六八年元月。早期的《大學》，定位在文化啓蒙的角度，稿件內容主要是一些思想、藝術類主張的介紹與評論，並未觸及到時政。一九七零年下半年，臺灣失去了聯合國席位，在全島引發政治熱情，政治革新的呼聲日趨高漲，此時，一批憂國憂民的青年學者，如丘宏達、楊國樞、陳鼓應、羅傳地、張紹文、陳少廷等覺得“應該出來關心國事發表意見”，於是集體加入《大學》雜誌。一九七一年元月，《大學》改組，丘宏達任名譽社長，陳少廷任社長，編委有九人，由楊國樞任召集人，而社務委員多達五、六十人，幾乎囊括了當時社會上較爲活躍的知識精英。
改組成功後的第一期《大學》雜誌（總卅七期，一九七一年元月號）上，言論開始大幅度地轉爲對現實政治的關切。在這一期上，劉福增、陳鼓應、張紹文聯名發表《給蔣經國先生的信》，提出三點建議：一，多接觸想講真心話的人；二，提供一個說話的場所；三，若有青年人被列入“安全紅錄”而影響到他的工作和出國時，請給予申辯解釋的機會。同期雜誌上，還有張俊宏的《消除現代化的三個障礙》，陳少廷的《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等。一九七一年四月號的《大學》雜誌，爲呼應一九七零年底的“保釣運動”，發表有九十三名學者、中小企業家等共同署名的《我們對保釣魚臺問題的看法》，五月號的雜誌更發行“保釣專號”。
改組後的《大學》，一上來就確立了雜誌的風格、取向和立場，即，第一，直接面對現實政治，發揮知識份子議政功能；第二，重視雜誌對知識份子群體的整合功能，通過發表聯名信集結力量，並以群體形像發言；第三，將政治理念明確化，具體化，使之上升爲政治訴求；第四，積極與其他社會力量尋求結盟，比如聯合關心國事的中小企業家等，這樣的定位，使《大學》雜誌逐漸成爲知識份子介入政治的言論渠道和聚合中心，也使《大學》開始在臺灣當時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九七一年七月號《大學》雜誌發表張俊宏、張紹文、許信良、包奕洪聯名執筆的長文《臺灣社會力分析》，分別就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知識青年、勞工、財閥、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者、公務員等階層的性格加以深入分析，引起朝野關注，一個月後，《大學》雜誌舉辦“臺灣社會力分析座談會”，邀請楊懋春、李登輝、吳聰賢、王作榮等學術界與財經界政府官員參加，試圖在朝野雙方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
一九七一年十月號《大學》雜誌推出《國是諍言》，由楊國樞、張俊宏、高准、陳鼓應、許信良、包奕洪、丘宏達、呂俊甫、吳大中、金神保、孫震、陳少廷、張尚德、張紹文、蘇俊雄等十五人聯名署名發表，分別以人權、經濟、司法、立法、監察等方面，對國體、政體與法統等問題深入探討。緊接著，在一九七二年元月號《大學》雜誌上，由王文興、呂俊甫、吳大中、林抱石、許信良、楊國樞、詹長青、張俊宏等人聯名發表《國是九論》，提出基本人權保障、人事制度改革、生存外交、經濟發展、農業與農民、社會福利、教育革新、地方自治、青年問題等九個領域的幾十條具體政策主張，如案件偵查中得選用辯護人，由律師公會組織人權小組，由企業家出任外交官，強化農會之間的合作運銷、提供適於農民就醫的場所，社會福利基金須專款專用，給予地方縣市議會財政自主權等等，這篇國是建言是臺灣知識份子反對派的一大手筆，已經具有政治綱領的性質，其內容極具可行性與可操作性，因此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一系列的國是建言推動下，五月二十九日，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隨即提出十項政治革新，這不能不被看作是對在野的民間力量的呼應。
《大學》雜誌的言論不僅對當局的決策産生影響，也推動了民間，尤其是大學校園中民主改革討論的開展，台大的《大學新聞》及《法言》，都曾發表文章呼應《大學》雜誌有關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主張。一九七二年間，從台大到其他大學，都出現“向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的呼聲，並導致了一九七二年底台大哲學系事件的發生。
一九七三年後，由於政治情勢的逆轉和知識份子集團的內部分歧，《大學》雜誌逐漸走了下坡路，終於在一九七四年停刊。雖然《大學》雜誌沒有長時期地輝煌，但它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即集結與整合了知識份子反對派的力量，推動了社會民主改革的風氣，展現了建設性的反對派立場。當年參與《大學》雜誌的知識份子，在其後三十年的臺灣政治轉型中，都扮演了積極角色，這在某種程度上講，也與這段《大學》雜誌時期的歷史有關。
今天我們回顧臺灣民主運動發展史上《大學》雜誌的經驗，是希望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能以從中有所啓發與收穫，那就是，中國的政治反對派必須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做全面的分析與思考，提出面向公衆的正面的建設性的主張或替代方案。只有經過這樣的轉型，中國的民主力量才能算是正式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
──原載《北京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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