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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1日訊】 事後想起，我感到奇怪。似乎在新疆被捕前的一段時間，我的所有關於自身安全的感覺都關閉了。以前可不是那樣，往往通過直覺我就能意識到危險，而且可以在事後得到証實。照理說此次到新疆沒有理由放鬆警惕。一年前我剛出版了《天葬》，同時對外公開了《黃禍》作者的身份，可想已經被記帳。1999年又是國內政治轉為進一步強硬的當口，我來新疆的前兩個月，剛有數人因為籌組民主黨被判重刑。可是我為什麼沒有一點警惕之心呢？

事後想起臨到新疆前我在北京與兩個外國人的談話，不禁有點羞愧。我那時對他們這樣解釋中國的政治──今日中共已經比過去聰明，雖然他們在打擊底層造反者時依然強硬，但卻可以容忍持不同意見甚至充當反對派的知識精英，因為從農民轉變為知識官僚的共產黨已經懂得，與他們不那麼一致的頭腦能夠產生更多思想資源，是可以為他們所用的。我說那話的時候，暗中是在為自己屬於知識精英以及能為當權者所用而沾沾自喜的，似乎隻要把自己與底層造反者劃分開，就可以被恩賜表達不同意見的特權。我想我對安全的敏感在新疆之所以失靈，可能就是由這種膚淺認識造成的。我後來所遭遇的一切，都應該被看作是對這樣一種特權心理的諷刺與警醒。

我雖然從未把自己當作權勢集團的人，但卻自以為我的研究對高層有可能產生影響，也願意有那樣的效果。因此當J暗示我可能有“欽差”身份時，我並沒有特地向他說明不是。可想而知，帶著那樣一種自我感覺，難道我還能注意身後有沒有盯梢，旁邊有沒有密探，電話有沒有竊聽嗎？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詳細記錄，每天整理採訪談話，所有的文字、錄音磁帶、聯絡地址都攤在旅館房間裡，絲毫沒去想在我每次離開時監視者就會大搖大擺地進去盡情查看。

一直到我離開烏魯木齊，什麼事都沒有。後來我明白，那是安全部門的工作習慣。隻要你在他們掌控之下，他們就不會著急抓你，會監視你到最後一刻，為的是看還能不能發現更多的線索。新疆如同一個口袋，向東的出路隻有兩條──或者說隻有一條，因為從若羌翻越阿爾金山的路遠在千裡之外，且偏僻荒涼。幾乎所有出入新疆的汽車都走烏魯木齊到蘭州的公路。在新疆甘肅交界處的星星峽，新疆方面設了一個關卡，對新疆安全廳來講，那就應該是我最終不能逾越的界線。

開車穿越天山，聽著喜多郎的“西域”。A在旁邊座位上沉睡。我喜歡在孤獨中欣賞窗外的雪山戈壁。一輛日本產的越野吉普車超過我，逐漸又被我超過，絲毫沒有引起我的注意。後來我知道，那車裡坐的就是正在跟蹤我，並且準備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們就像貓捉老鼠之前那樣，正在玩味著我這個沒有知覺的獵物。

快到吐魯番，那輛日本吉普車快速超車先進了城。在烏魯木齊跟友人電話告別時，我說的還是要在吐魯番過夜。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吐魯番住過一段，很想故地重遊憶一下舊。我在電話裡詢問了吐魯番賓館的情況，因此監聽了電話的警方不僅知道我將住吐魯番，還知道會住哪家賓館。他們急速超過我，大概是去我將入住的旅館安排監控。然而他們沒想到，吐魯番讓我太感失望，長久懷念的異域小城盪然無存，變成了一個平庸俗陋的醜八怪。為了不敗壞回憶，我甚至不要再多看它一眼，車都沒停，一踩油門就永別了吐魯番。後來聽說，準備抓我的人等不到我的蹤影，可讓他們著實忙亂了一陣。

傍晚時我們到達哈密，在城邊找了家旅館住下。吃完飯A留在房間看電視，我去逛黑夜的哈密城。在迷宮般的小巷中我轉了又轉，兩三個小時才回到旅館。A仍然躺在床上看電視，不過說剛剛來了一幫警察，說我們的車有問題，把車開到交通大隊扣下了，讓明天去聽候處理。我出去看了看，車的確不在，知道不是A捉弄我。我和A討論會是什麼問題。那車是我到了銀川後A才買的。當時若等待辦完一切手續，上好牌照，至少得十天。我們都不想等那麼長時間，就打主意利用新車的“移動証”。所謂“移動証”是供新車從購車地開到用車地的証明，我們當時把用車地寫成烏魯木齊，那樣不辦牌照也可以上路。然而來的時候可以蒙混，現在又反著往回走，當然就成了問題。如果交通警追究這一點，隻好認倒霉。但也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煩，沒什麼了不起，可以解決。

後來在監獄裡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能產生警覺，有沒有機會逃走？我可以雇輛出租車到星星峽，也就200公裡，用不了三小時。在到達關卡前下車，趁著夜色從戈壁灘上繞過關卡，步行30公裡到甘肅的馬蓮井，從那裡搭車去內蒙或是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得多。當然那純粹是一種精神遊戲，既然我當時絲毫警覺都沒有產生，也就沒有了後悔的理由。何況還有A的車被扣，我肯定不會留下他單獨面對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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