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國家大劇院爭鳴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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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1日訊】 近一年來壓在大陸知識界心中一件最為揮之不去的事就是國家大劇院了。今年6月,49位兩院院士、109位建筑師上書中央,懇切陳述法國人安德魯方案之不當。不少學者及离退干部、政界要人和高級將領也紛紛建言,迫切希望中央改變初衷。從网上看到几乎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网友意見,同樣也都反對建造這個工程和決定采用安氏方案。但与此對應,各家大小媒體,除了8月間趁院士們上書劇院暫時停工之際的”東風”,曾有過一些報道外,現在對此都再少問津。听說,現在連新華社編輯的專供中央領導人參考的”內參”,都一概不得報道這個問題了。人們只得在私下里悲嘆說,沒有辦法了,他們甚至連中央都要封鎖,看來這件事真的扳不回了。

讀到《爭鳴》11月號《國家大劇院的風波》,不免思緒万千,揮筆立此存照,雖不見得就能讓中央領導人讀到,至少也可以令自己心境平靜一些,免得以后面對子孫,為自己的無所作為而羞愧。

安德魯的方案之得以”中標”,是法新社99年8月最早報道的,稱經過一年四個月的設計競賽論證,得到中國最高首肯。但9月16日法國世界報記者愛德曼的文章卻說”安德魯的方案是在一种完全不透明的情況下選出的”。一般中國人對法國的報道當然毫不知情,中國的最早報道可能是遲到2000年1月的中國新聞周刊,稱之為”世紀之蛋”,也說是兩次設計招標胜出的結果。隨之出現了一些包括安氏自己寫的稱贊性文章,也有一些反對意見,后者最早見于報端的可能是3月8日中華讀書報揚波(后來得知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筑藝術研究員蕭默)《一個雞蛋的故事—國家大劇院方案百姓談》。作者用嘲諷的口气,打了一個踢球入籃卻被判決得分的比方,質疑業主委員會,這個与招標要求體現中國文化特色完全唱反調的方案是怎么通過的?它与環境到底是協調的,還是什么”相异的關聯”,還是”根本不協調的”?對業主委員會的操作缺乏透明提出了抗議。

華裔加拿大建筑師、清華大學教授彭培根也在許多場合表達了反對意見。

預定4月1日舉行隆重的開工典禮,事先做了大量宣傳,但在這一天和以后几天,除了生活時報仍稱方案是競標胜出的以外,報紙上卻很少有什么消息。人們在网上發現一位記者寫的題為《今天國家大劇院和大家開了一個愚人節玩笑》的文章,才知道典禮被不加說明臨時取消了。后來得知,是中宣部通知禁止報道的。為什么禁止,也是一頭霧水。

直到4月中下旬,公眾從网上才陸陸續續得到一點信息,知道不少知識人士都不同意這個方案。一位名為殤花怒放的网友無奈地說:”說的再多又有什么辦法,還是睜一眼閉一眼吧!在中國,建筑師的話永遠比不上領導。中國的建筑,是領導們的建筑,是政府的建筑,是”民主”的建筑。”
   
6月,發生了前述上書的事情,7月11日大劇院只得暫停施工。12日人民日報解釋說:”方案雖然已最終确定,但是有專家還是放心不下,提出了諸多不同看法。有關方面決定工程暫停,再次听取不同意見。以使它好上加好。”業主委員會隨即派人分赴各地尋求支持。

媒體趁此机會,發表了一些文章,如中華讀書報7月19日蕭默《再談國家大劇院安氏方案》。大概7月底,彭培根和蕭默在香港鳳凰衛視露面,嚴厲批評安氏方案。彭培根還應邀与支持方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辯論錄像,拿到北戴河請中央觀看。网上也有一些信息,如多維新聞网 7月10日《中外專家激烈反對中國大劇院工程》、新浪网7月11日《傾听不同聲音-國家大劇院暫停施工》,8月11日新浪网發表了彭培根《我們為什么強烈反對國家大劇院方案》。

8月10日,由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主持,開了一個為期5天的評估會,40多人參加,其中建筑界12位,其他各界占多數。會上爭論激烈空前,听說正方有人竟喊出了”保衛党中央”的口號,反方立即應戰,力陳安德魯的方案不能代表党中央,反掉這個方案,才是真正的保衛党中央。8月17日南方周末發表《中外專家舌戰國家大劇院》,同期刊登了彭培根《城市需要民族的靈魂》和安德魯聲稱”我不會’讓’它被修改”的記者訪談,爭論已經白熱化了。

9月以后,多數媒體又冷了下來。网上,因為對手始終不露面,公眾的話也好象也已說完,不再見有什么新帖子。10月初,法國人華新民在巴黎給新浪网發出了《我恨安德魯》的文章,并公布了她与安的電話記錄。

以本人的孤陋寡聞,就知道這些。從各种言論中,我總結知識界反對安氏方案主要有五個理由:

一、文化形象 

國家大劇院在天安門和紫禁城旁邊,北京的中心,地位太重要了,又因其特殊的國家性文化性標志性意義,理應更多體現中國文化特色,与周圍環境高度協調。原來規定的競標規則早就載明了這些原則,為什么恰恰到是聲稱”只得不服從”、”就是要切斷歷史”的安德魯的方案卻被選中了?彭培根說,這個大扁圓球放在這里,尺度太大,太具侵略性。大劇院評委香港建筑師潘祖堯說,”大笨蛋”對中國民族傳統和地方特色大唱反調,對天安門地區只有破坏,沒有建設。如果堅持采用它,是國家的一大悲劇,會成為全世界的笑柄。蕭默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中國的、國家的、體現新世紀中國文化精神的,足以夸示我們子孫后代的作品!

93年10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務院對北京規划的批复也說過,北京城市建設要”體現民族傳統、地方特色、時代精神的有机結合”;97年中共六中全會的《決議》更指出:”文化事業要深深根植于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活動,繼承發揚民族优秀文化优秀成果。”國際建筑師協會几次大會宣言都呼吁發展中國家要注意”區域性文化特色”,擔心這些國家大量抄襲西方,失去自己國家的自我城市風貌。

安德魯以許多著名建筑自辯,說它們當年也遭到了不少反對,現在卻證明是成功的。對此,彭培根認為:埃菲爾鐵塔是建筑材料及體系的革命,安的方案沒有任何創新建材,都是用了几十年的老材料。形式也不新,國外早已過時;悉尼歌劇院面對海闊天空,沒有歷史文化名城或古跡的環境,很适合做一個大型雕塑式的建筑;蓬皮杜中心并非是一個成功作品;貝聿銘的盧浮宮玻璃金字塔尺度很小,与原有環境并不沖突。蕭默也指出:在盧浮宮,貝氏并不缺乏的東方式的謙和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种謙和不僅體現在人際,更體現為對傳統和環境的虛怀若谷;大鐵塔也很注意与環境協調,西邊古典風格的藝術博物館,通過一條穿過鐵塔的大道,与東邊同樣風格的軍事學院正相對應;直到現在,評論家仍批評蓬皮杜中心是一种”波普派烏托邦大雜燴”,指責它全然不顧環境。那些挂滿在立面上的又多又粗的各色管子,只不過是用作”裝飾”的虛假构件而已。

北京大學教授辜正坤直稱安氏方案是”后殖民主義”現象,即西方文化通過各种途徑將其价值觀移植到第三世界國家,削弱以致泯滅非西方民族的民族意識。這种在大型公共建筑上毫不顧及中國傳統審美觀的行為,是一种明顯的”藝術侵權”。

法國世界報記者愛德曼意味深長地提到:”前來巴黎參加教科文主辦的中國文化周的清華大學吳良鏞教授(大劇院評委會主席),把兩個模型送給了法國,一個是中央美術學院,一個是孔子研究院。保羅安德魯需要花時間認真思考一下其中的含意了。”

二、功能和安全。 

安氏方案用一個巨大的半圓穹頂覆蓋四座劇院,座落在一個大水池中,穹頂与劇院之間沒有任何功能上的關系,是完全虛假的,違背了建筑創作形式与內容結合的基本原則。彭培根指出,這是所有錯誤的起源。法國世界報的愛德曼說:”為什么偏要做這么一個容納四個劇場外加雜七雜八功能,建設面積達十多万平方米的巨型海蜇?是出于建筑和功能上的考慮嗎?不是,這是一座獨立的外殼,与里面要建的廳堂沒有結构上的關系,也沒有造型上的關系,人們盡可以在當中任意地蓋一堆房間?”台灣建筑大師王大閎認為,這是一個極少見到的違反常規功能的設計,是一個粗野和拙劣的作品。加拿大建筑師克科蘭在給江澤民的信中說,那种設計”可怕”,”它像什么?像個蛋。那是歐洲人在發展中國家設計的項目,因為他們在本國被看作不能容忍。那一建筑將使中國難堪,請不要建。””它讓我想起了buckminster filler的將整個城市罩在一個大玻璃圓穹頂下的愚蠢主意。(因為要加個蓋子)結果要向下挖6至8層樓,這是全世界建筑界有史以來最荒謬的大笑話。如果這個建筑能建成,那全世界的建筑教科書都可以燒掉了。”

觀眾進場要先向下走,通過水下通道再往上走,然后再往下走;裝布景的卡車,不能直接運到舞台邊,需要另外專修一條開到地下舞台的通道。

穹頂盡管已經高達45米,還是不能滿足后台的要求,只得往下挖20多米到30多米,觀眾廳在地下7到10米深處,万一發生地震,几千人困在水底,那可是相當于几十倍庫爾斯克號上的生命了。水下通道在安全上也有嚴重問題,彭培根說,如果恐怖分子等到散場時在這里引爆炸藥,災情可就太慘重了。北京建筑設計院前總建筑師沈勃認為,其它一切都可以不說,但一定要嚴格審查安全性。

三、浪費与難于維護 

由于加了一個毫無必要的大圓殼,費用大增。舞台台面深在地下7米,基礎深達24.5米,這就必須挖一個很深的大坑,又必須圍繞大坑构筑一道厚度1.5米,深達40米的鋼筋混凝土大牆,這是巨大的浪費。預計整個大劇院的費用將因此超過45億元人民幣,這是全世界最貴的劇院,比美國的林肯中心還貴4倍。

這樣一座劇院,一個座位的造价將高達75万元,按每年演出200場、每場6000個座位全滿、一般建筑10年收回投資計,平均每張票价將高近400元,接近北京現在平均票价80元的5倍。如果按每票平均80元計,那就需要47年才能收回,但這還沒有把日常運營費和演出費計算在內。要算上這些,那可就沒邊了。要知道,在建筑學上,空間就是金錢,大穹頂与四個劇院真正的外界面之間的巨大空間,夏天的降溫和冬天的加熱,還有通風除塵和日夜必需的燈光,要耗掉多少能源?据估計,僅電費一項每月就高達400万元,全年電費就占到票价的一半。所以109位建筑師給中央的上書說:方案”与社會發展要從資源消耗型轉變為資源節約型,以保護環境,走可持續發展戰略背道而馳。”

實際上,日常維護是非常困難的,不要說發生損坏和裂縫不易修理,就是日常的保洁都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大難題。蕭默指出,北京風大沙土多,用不了多久,這個大雞蛋就會變成一個干糞蛋。國際權威雜志《建筑評論》就用了”blob”來形容這個大劇院,翻譯過來就是”糞團”。109位建筑師也指出,冬天為防結凍,池水要放掉,這個大圓殼又將成為一個大皮蛋、大土蛋。大劇院評委會副主席加拿大建筑大師艾瑞克遜在談到這個方案時用了”shroud”(尸衣)這個詞,意指它太像墳墓。

四、操作的不透明性 

公眾對方案決策過程的非規范和不透明性也表示了極大的義憤。院士們的上書就提到”操辦單位違反程序,誤導了中央領導人的決策”。本來,兩輪招標到98年11月就結束了,沒有中選方案。過了兩個月,業主委員會自行操辦,99年5月,安德魯才提出現在這個方案。只因業委會某位負責人偏愛它,才跳過招標評委會、規划局、首規委和首都建筑藝術委員會,甚至也不顧業委會自行組織的”專家組”多數委員的明确反對,也沒有相應的可行性研究和概預算,就在99年6、7月間直接送達中央。8月中旬法新社報道方案已被通過,謊稱它是設計招標競賽中標的作品,國內媒體也都以為是這樣,業委會和安德魯本人則加以默認,而事實真相呢,相信中央和普通中國人并不知道。

所以,不久前,招標評委會主席吳良鏞才不愿再談評選過程。他說,現在在工程剛開工就遭到反對,總比建不下去再反對要好得多。評委香港建筑師潘祖堯說,他參加過兩輪評選,以后就不再找他了。他對業委會最后選定安得魯的這個方案也十分失望。評委張錦秋也說,要說評選,就是一句話,整個操作缺乏透明度。

在遭到廣泛反對以后,業主委員會不得不委托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主持,在今年8月開了一個評估會,建筑界只占少數,其他是舞蹈、戲劇、音樂人界人士,還有技術專家。文藝界人士當然希望多一個舞台,技術人員也認為這是他們大顯身手的机會,這都可以理解,但他們都是建筑學外行,他們的贊成票從建筑學角度看几乎沒有什么權威性。所以与會的北京建筑設計院前院長沈勃老先生認為,這樣得出的結論是不科學的。最后主辦方做的結論性發言更有這樣的話:我個人是贊同安德魯的方案的,搞了這么長的時間,費了很多精力,就這樣吧!沈勃認為這樣的因果關系和如此草率的結論更不可理解。

業委會還搞了另外一些小動作。例如,据華新民披露,一開始就反對安氏方案的張開濟被業委會主席請去与安德魯一起吃飯,當然沒能躲開大劇院的話題。這件事居然被業委會利用了,沒有征得當事人同意,赴宴的照片,再加上一張19年前張、安在巴黎的合影在報紙上發表了,給讀者造成了嚴重的誤導!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不可能把自己保護得非常嚴密,無緣無故,就這樣給別人潑上了一盆臟水。

五、安德魯的狂妄

安德魯是机場建筑專家,但從來沒有設計過劇院,這次被推上國家大劇院”中標”方案設計者的寶座,劣性大發,一再發表侮辱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言論,引起公眾更大憤慨。

中國駐法大使提醒他說要尊重中國文化傳統,他卻說”我就是要切斷歷史!”在99年北京國際建協大會上他還說”要保護一個古老文化,最好的辦法是把它逼到危机的邊緣”。在今年3月美國哈佛舉辦亞洲21世紀現代建筑研討會上,當有人問到他的大穹頂的功用時,他竟說:”北京要下雨嘛!”問到為什么他非要把四個劇院用一個大頂蓋住,他說:”是他們(指中國領導人)要這樣的,他們喜歡這樣。”

5月1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記者對安德魯的訪談,在回答如何看待他的方案与中國建筑傳統的關系時,他似乎是開玩笑地漫無邊際的搪塞說:”一幅北京人的生活場景:人們安逸地生活著,天上鳥儿在飛,在空中划出一條弧線。這場景很傳統,但其實也非常現代。”

面對著那么多中國知識界人士的反對,8月7日安德魯接受南方周末訪談時又聲稱:”我的性格不允許我’讓’它被修改”,”我并不認為我的方案會被舍棄,我根本不考慮這個問題”。安德魯的口气,就好象他所談的不是將要花掉中國人民几十億元的中國的國家大劇院,而是他自己家后院的一座破棚子。
對這些言論,國際權威雜志《建筑評論》社論說,安德魯真正是”無法無天”。

辜正坤气憤的認為,安德魯的新殖民主義情結已經病入膏肓了。他忘記了在16世紀之前,西方人是如何誠惶誠恐地到中國來偷取种种藝術和技術的,他忘了西方人如何荒唐地認定妙不可言的絲綢原來是”從樹上長出來的”。但是中國人從來沒有打算要把當時落后的西方文化”逼到危机的邊緣”。

華新民女士是一位有著四分之一中國血統的法國人,一直熱愛中國,她說:”我一般認識的法國人都對中國非常友好。他們尊重中國文化,尊重中國人,一提到中國總是那么客气,那么向往,讓我心里很受用。我是在中國出生、長大的,前后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我愛那里的每一粒土、每一棵草,那是驅不走赶不走的感情。到了國外,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見到有人輕蔑中國文化,欺負中國人。”她對這座完全無視中國文化和環境的”糞蛋”將在天安門附近出現十分焦慮,打電話向安德魯好言相勸。讓我們听听他們的對話(節錄):

華:既然不愿見面,我就直話直說了,我非常希望您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和北京普通百姓的想法。那個位置不是一般的位置。我說的知識分子也包括很多規划師和建筑師。

安:建筑師?建筑師個個就知道嫉妒!

華:您應該了解一封意見書的內容,這劇院太不符合中國國情。您應該听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我很想平心靜气地跟您談一談。

安:(語气越來越含敵意)我沒有必要听到別人的聲音。我已經跟市長談過了,他喜歡,就可以了。

華:您的這座建筑物破坏了天安門廣場的形象,也破坏了古都風貌。您知不知道有的中國人想問您:如果把這座巨大白色建筑、這個透明的橢圓體放在盧浮宮旁邊,巴黎人會怎么想?

安:民眾怎么想是沒有用的,總是決策者說了算。

華:您明白嗎?您的這座巨型白色物體是如此地逼近紫禁城,您踩進了中國歷史文化的腹地!

安:中國的皇帝也不能老呆在那儿。

我:您說得出這种話是我万想不到的。您應該對中國人民和它的歷史文化有最起碼的尊重。方案的規模應該縮小并放到老城外面去。

安:放到外面還有什么意義?我就認為把它放在現在這個位置上非常合适。您別想改變我!

華:我想我們還是見見面冷靜地談談最好。我希望您能更多地了解北京,還有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

安:沒有什么可說的,我們不用見面。

事后在談到這次通話時,華女士憤怒地說:”他怎么能如此放肆和不恭!他一個几尺高的外國人如何能把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逼到危机的邊緣?他的口气是不是很像一只想把泰山踢倒的蚊子呢?當我把安德魯這句話告訴一位法國好友時,她惊叫了起來:’這個人是誰?他一個小小的法國人竟要去割斷中國的偉大歷史!’”

華女士還提到今年8月2日南華早報發表的安的辯詞,那言語是越來越不像話了。污蔑中國建筑師對他方案的批評是”出于惡意和人性的弱點”,聲言”今天每個人都同意,沒有艾菲爾鐵塔和盧浮宮的金字塔,巴黎就不能稱之為巴黎了”,他的潛台詞就是”沒有我的大劇院北京將來就不能再稱之為北京”了。安德魯還說”不讓一個城市及其居民享有新的紀念碑式的建筑是沒有一個國家做過的事情,除非是處于極度的蕭條時期。”那簡直是在赤裸裸的威脅中國領導層了,意思就是:若不蓋我的水泡泡就算是你們承認自己是窮光蛋!他提到”中國領導人”時也太像是栽贓。

華女士最后說:”他和我認識的絕大多數法國人都不一樣。他讓我想起了八國聯軍,想起了那些官兵揚靴舞劍的細節。”

事情還沒有了結,它到底會怎樣收場呢?

原載《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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