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潔 : 我的「防艾」道路

高耀洁

更新 2001-06-18 6: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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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8日訊】在一次會診的機會，我遇到了一位因手術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婦女，她死去了，給人們留下了深思，艾滋病的血液播散意味著巨大的災難。從那時起我走上了艱難而坎坷的「防艾」道路。在這個不平坦的路途中，我已走了五年多了，以我醫生的神聖職責，為了我們的民族，我要喚起民眾，教育民眾懂得「防艾」知識，減少艾魔給人們造成的災難。

一、「防艾」宣傳的起因

鄭州市某部隊醫院收住了一位姓巴的女病人，腹部有腫塊，高燒不退，十六天未能確診。１９９６年４月７日，該醫院請我會診，下午四時我見到病人，她極度消瘦，高燒持續在３９度至４０度，口腔潰爛，腹部隆起，其皮膚表面出現暗紫色斑點，壓之不褪色。做了全身檢查，又抽了腹水、胸水，化驗結果：「未發現癌細胞。」病人害的啥病？從紫斑形態，使我懷疑到「卡波西氏肉瘤」，這是不是一個艾滋病人？抽血化驗艾滋病病毒抗體，果真病人患的正是艾滋病。十幾天後巴某死了，她才４２歲。她是一年多前做子宮肌瘤手術時輸血感染的，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均未被艾滋病毒感染，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的艾滋病人。

令人吃驚的是：病人輸的血是血庫的血。血庫被艾滋病病毒污染，那受害人絕不止這一位！這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艾滋病肆無忌憚地橫行，會有多少無辜者喪命於艾魔鐵掌之下！這種病目前在世界上仍無疫苗可防，無藥可醫，只能預防其傳播與蔓延。上述病人從輸血感染致死，時間將近兩年，其家屬任何人均未被感染，這說明了預防艾滋病是很容易成功的，但必須讓人們懂得、掌握預防艾滋病的知識，了解預防艾滋病的緊迫性。

我聽說巴某死後，她丈夫躺在她墳前睡了十多天。他後悔不應該給病人輸血（術中輸血是她　丈夫要求的。）這一事實使我更難過。時下，在防艾宣傳中，主要是強調性傳播、嫖娼、賣淫、婚外情、靜脈吸毒等傳播途徑，而很少提及醫源性「血禍」之危害，這更激起了我關愛生命的責任感。

１９９６年秋，我開始自費編印第一批「防艾」資料。我當時經濟狀況十分困難，只有５００元，河南文史研究館拿出８００元，宋慶齡基金會拿出４００元，這１７００元錢共印出一萬二千份資料。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日「國際艾滋病日」那一天，文史館出車，在同事們的協助下，我們走遍了鄭州市５個長途汽車站，三天內向群眾發放了８００多張宣傳資料。

第二年，我得知患艾滋病的病人農村裡更多。因「保密」我很難和他們聯系。這些情況激起了我宣傳「防艾」的信心和勇氣。我陸續地寫啊！編啊！印啊！講啊！利用各種形式向群眾宣傳預防艾滋病的知識。每年編印出二期資料，每張用八開的紙，現已印出九期，共計三十餘萬張。除第一期外，每期費用３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這些錢都是我拚命寫稿、講課掙來的。

這幾年，我的「防艾資料」的散發方式很多。最大途徑是無償送給河南省防疫站，從那裡再發往基層醫務工作者或病人家屬們手中。同時，也通過熟人在汽車站、火車的車廂內發給群眾。某些計劃生育指導站也是一個發放點。還有一些報社、雜志社替我發放。更讓我感激的是六期、八期資料有萬餘張是河南省婦聯婦兒工作委員會往縣級婦聯發放的，並證實已發到農民手中。有些熟人找我看病時，我也托他們帶往農村發放。另一出路是有些報紙、雜志發出通知，告訴群眾，請她們來信索取。我每年向群眾講「保健知識」課３０至７０多場。自１９９６年後，我把艾滋病知識加入了講課內容，同時在課堂上向聽眾發放「防艾資料」。不少人說：「高教授宣傳防艾入迷了。」

二、「防艾宣傳」的坎坷路

在五年的「防艾宣傳」活動中，向我索取資料者越來越多。僅最近１一年多來，我就收到了三千多封來信，而接到的電話是信函的十多倍。除騙子之外，我對來信必復，應該說是一帆風順吧。其實不然。如一次我和丁老師拿著防艾資料到一家夜總會向「三陪」小姐散發時，小姐們如洪水猛獸般躲來躲去。有位大膽的小姐接過資料看了看，見是艾滋病的資料，便揉作一團扔進垃圾簍，並嚷著說：「老太婆，還不快走！快走吧，這些東西讓客人見了誰還會來這兒，他們不以為我們有艾滋病才怪呢！」夜總會的老闆聞訊趕來，像見了仇人似的，將我們攆了出去。諸如這些事情並不少見，不但一些娛樂場所，就是政府機關、工廠、企業也少有例外。這其中有個誤區，他們大多數人認為：我不嫖娼、不賣淫，不會得艾滋病。更可怕的是把艾滋病與性亂划上了等號，說艾滋病是一種不好的病，見不得人的病，有些人甚至連看閱「防艾」資料也認為是一件醜事。因此，宣傳預防艾滋病便遭到了許多白眼和冷落。而艾滋病病人更不用說了，他們走在路上，別人看見就跑開，有的跑得急了，以致於連滾帶爬病人的周圍鄰居不敢和他對面說話，更不敢串門，甚至全戶遷走，人死了誰也不敢去抬棺材，真可謂「談艾色變」。

鑒於以上情況，我把艾滋病知識編印成書，送給讀者，他們也不好意思看。近年來我又把艾滋病知識編入婦產科書內，這種做法比較理想，未再遇冷落，但出版費用太高，以我個人的收入狀況無法實施。總之，自費宣傳防艾之路十分艱難坎坷。

三、我接觸艾滋病病人之後

自１９９９年８月份以來，各新聞媒體一擁而來采訪，由此引來許多信函和電話，使我得知某些地區縣、鄉、村的艾滋病疫情很嚴重。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我請記者王某前往調查，她回來所談的情況比我所聽說的更嚴重，主要是血液傳播。湖北桂教授在某村對有賣血史的農民抽血檢查艾滋病病毒抗體，提取血樣１５５人，結果有９６人艾滋病病毒抗體呈「陽性」。這種狀況令人震驚！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份我聯繫到１２位艾滋病病人，其中８人因賣血感染，３人因輸血感染，１名雖系「三陪女」但她卻有賣血史。前我給８名賣血感染艾滋病病人每人寄上１００元，半月後４００元退回，４張匯款單上寫著：「收款人已死。」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我去某村探望艾滋病病人，同時給他們送藥。老鄉們排著大長的隊，等候看病、領藥。其中有一個叫程ＸＸ的中年男子，走在前方說：「大夫你要多少錢？賣給我一點藥吧，我害病快一年了。」他手中拿著幾角錢。我說：「不要錢。」我給他退燒藥、健胃藥共計一百多片。他說：「是毛主席叫你來的吧？」我帶去的３００多元錢的藥很快就發完了，同時拍了３０多張資料照片。
此後，該村某人給我打電話索要藥物。７月８日，他們來人取走了４００元的藥，但他卻扣下三分之二。據說他表弟開診所，他居然把較好的藥賣掉了！我得知情況後很痛心。決定以後親自去給病人送藥，省得再上那些不道德的人的當。

９月１２日趁中秋節，我租了個車，帶了八斤月餅，四件杏仁露飲料、兩件鮮奶、奶粉、茶葉（送給協助工作的人）。除此之外，我這次還帶了五百多元錢的藥（其中３６０元是婦女生活雜志社副社長楊方榮捐助的），又去了該村。艾滋病人對我很友好，病人吳Ｘ非常親切，我抱著她兒子程Ｘ照了幾張照片，她拿著藥說：「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一個叫孔ＸＸ的捎來一封信，談到他們村周邊艾滋病的嚴重性，那裡農民們特別恨「血頭」。

後來，我又於１０月３１日第三次又去了該村，我帶了幾千張「防艾資料」、２０００多本書和６００多元錢的藥，老鄉們莫大歡喜。當我問到有關病人時，這才得知吳Ｘ、孔ＸＸ等已被艾魔奪走了生命。我藉此機會向他們宣傳了艾滋病的傳播途徑，怎樣與艾滋病人相處等等的醫學知識。這次我走了五個村，其餘四個村有的比原來那個村更嚴重，因艾滋病滅門絕戶者大有人在。

在漫漫的調查、探望艾滋病人的路途上，我不知道受盡了多少磨難。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９日早上５點，我從鄭州乘火車出發，上午１０點到駐馬店，換乘長途汽車去新蔡。結果，因中途堵車，直到晚上八點半才到新蔡，在車上悶了九個多小時。這麼長的時間我拖著七旬高齡的身體，連口水也沒能喝上。車上擠得要命，和我一同去的兩個小青年悶得不時跳出車窗透氣，而我卻只能呆在車裡受罪。終於到了目的地下車時，我才發現的雙腳腫得不能走路，雙腿疼得幾乎無法站立。事情過去許多天了，我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同時我還得知了一個十分有研究價值的信息，即夫妻一方因賣血或輸血染上艾滋病死去，另一方抽血化驗艾滋病病毒抗體「陰性」，而時過２￣３年，多次化驗仍為「陰性」，且健康狀況良好。如我調查過的石ＸＸ、王ＸＸ、巴ＸＸ、王ＸＸ等，他們都是因賣血、輸血感染艾滋病而死去的，而丈夫均無恙。如果說，這是因女人容易感染艾滋病，那麼，劉ＸＸ、孫ＸＸ等其丈夫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死亡，而她們卻仍健在。由此說明，在我接觸的艾滋病病人中，除因賣血、輸血感染艾滋病以及少數兒童系母嬰傳播之外，其他傳播方式我尚未發現。

四、各種各樣的壓力與阻力

艾滋病是當前世界性瘟疫，我國的病人多在農村，農民得病死亡多是因貧困而無力醫治，更不懂得如何預防，直到死亡還不知害的是啥病。在駐馬店農村，老百姓把艾滋病叫做「怪病」，周口一帶叫它「無名熱（艾滋病人發熱）」。

我自費搞「防艾」宣傳活動、自費給病人送藥、寄錢，幾年來十幾萬元付出去了。而我的生活環境如何呢？大家有目共睹：５０多平方米的破舊樓房，家裡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我和老伴七十多歲的年紀了，嚴冬臘月連暖氣也用不上我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用去十多萬元，四處奔波為艾滋病患者做工作，仍不被某些人理解，說我瞎折騰

我明知道我的努力是杯水車薪，但我還是幻想能夠感動更多善良的人們來同情艾滋病人、善待艾滋病人，特別是艾滋病孤兒，他們需要救助！

各種各樣的壓力與阻力弄得事與願違，就拿幾個例子來說吧。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中午鄭州市電視台請我現場播放「防艾知識」，某位領導一下午找我４次。４點種我去了，她態度很好，說得也很好聽。她說：「為了愛護我，艾滋病不是啥好病。廳裡（指衛生廳）說了，河南至今還未發現一名艾滋病人。」而當時，我口袋裡就有個紙條，上面有１２個艾滋病人的姓名與地址！

１９９９年度，我被評為國家教育部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不知什麼原因，我未能去北京領獎，單位也沒有落實獎勵措施，我只收到了證書及獎牌，究其原因，是怕我見了中央領導談河南艾滋病的情況。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我在給艾滋病人送藥時拍的照片被單位領導扣下。

２０００年８月中旬《新聞週刊》對河南的艾滋病作了采訪調查，並寫出了較詳細的真實報道，許多報刊轉載。又有領導說我擅自為記者提供有關艾滋病疫情的資料，影響了河南形象。並勒令我以後不准再接受記者的采訪。

１１月９日，半個月前定下來的去某高校講課，該書記電話問我：「下午給學生講什麼？」。我說：「自我保健知識。」她說：「講艾滋病嗎？」我說：「講，講的很少。」當時中央電視台記者小王在旁。兩個多小時後，這場講課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小王等同志正在拍攝的電視片也被不明不白的停下來了。

１１月１５日晚，該書記告訴我今後不要見任何記者，並說，不能再講艾滋病。說得多了，誰還來河南投資？

還有人告訴我說我家的電話被監控了。這我並沒查證落實，我只知道領導們曾詢問與我接觸過的人，問她說：艾滋病疫情是不是你告訴高耀潔的？嚇得她們再不敢見我了

１１月１９日晚，衛生廳某處長來我家辦事，他說；「你見了衛生廳的人，不要說我來過。」我和他談到艾滋病的嚴重性，處長搖著手說：「不敢說，不敢說」我說：我自費印的艾滋病資料大量送給河南省防疫站發放，某處長說：「王哲（防疫站副站長）敢跟你來往？」由此看來，我真像個「防艾瘟神」，詳見網絡：《揭開河南傳播艾滋病的「血痂」》一文。

五、今後怎麼辦

自去年秋以來，我做了一項防艾知識調查，在一萬多人中，能夠正確了解艾滋病傳播途徑、預防方法者不到１５％，特別對血液傳播途徑更是一無所知，為了更好地開展「防艾」工作，本人已編妥了一本近十萬字的專業書籍，准備印刷五萬至十萬冊，現在正在籌款，款到即開印，一旦印出，通過新聞媒體告知廣大民眾，對農村基層醫務人員、病人、家屬，免費贈閱，以便增強他（她）們對艾滋病防禦知識的了解，來抑制其艾滋病的蔓延。

前夕，我收到一位小學生的來信，她說：「我媽為我和弟弟上學賣血，得了艾滋病。現在她的病很重，求求您救救她，我不能沒有媽媽」由此我想到：艾滋病孤兒的父母因艾滋病奪去了生命，這些兒童今後的生活怎麼辦？特別那些染有艾滋病的孤兒，為何是好？因對艾滋病的看法有誤區，不少人認為這是孩子們的父母造的孽，故而不肯解囊救助他們，貧病交加的他們睜著大眼睛等待死亡。
元月上旬我去北京參加清華大學召開的「性病、艾滋病學術研討會」，在大會上有專家提及艾滋病的孤兒問題。

過後，我開始著手調查艾滋病孤兒事宜。自３月１９日至４月７日，我四次赴開封所屬某某縣，一次赴某縣、一次赴ＸＸ縣，發現某某的艾滋病較＃＃縣嚴重，但當地捂蓋子比其他兩個縣做得棒，我們遭到送出縣境及防疫人員往外驅趕之機。不管為何在那個縣我還是走了七個村莊，見了幾十位艾滋病人，發現一個新問題，當地「醫生」把艾　滋病人作為賺錢的對象，如一個姓陳的村醫給病人用地塞米松退熱，弄得病人大汗淋漓，加快死亡。這些艾滋病死者多是青年人，在每一家病人的背後，都會留下１￣３名遺孤，有的小孩已出現生活無著落。為ＸＸ縣古呂鎮小高莊村，十歲的高Ｘ，其母已死，其父病重，他十四歲的姐姐高Ｘ已失學。

在古呂鎮東湖完全小學，已有近二十名艾滋病孤兒，校外還有多少孤兒則無人統計，我見到兩個女孩，姐姐十歲，妹妹五歲，父母雙亡，隨叔父嬸母生活，其叔嬸家還有兩個孩子，他夫妻二人也患有艾滋病。

鑒於以上情況，在近期我分批給孤兒們寄去了兩千餘元，其中一千元寄給了東湖小學彭校長，讓他救助失學孩子們復學。但無濟於事。我只有　繼續深入調查，拍更多的孤兒相片，呼籲全社會各界善良的人們向孤兒們伸出援助之手！謝謝大家，謝謝同情孤兒、救助孤兒的女士們、先生們！

高耀潔　鞠躬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

轉自<<華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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