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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8日訊】 今年（指１９９９年）高考作文，竟爆出眾多考生以“父母雙亡”為代价換取高分的新聞，使聞者無不莫名惊訝，感慨系之。它的确值得我們反思再反思。當然，這不能全怪學生；青少年中的任何不良傾向，都有社會的和教育的因素在內。但也決不能以种种理由寬容這些讓父母提前“下地獄”的學子，正像我們不能放棄對不良少年的管教一樣。因此，讀了某晚報一篇《也從高考作文說起》的短文后，如魚哽在喉，不得不也說几句。

該文說：“當然，20%的父母雙亡不可能，但只要文章不雷同，思想健康，敘事入情入理，仍不?陘@篇好文章。至于父母‘亡’就‘亡’一次吧，哪位閱卷人還再去核實。說白了，這是應試‘逼’出來的。”應試教育“逼”人，我同意；但說這樣的作文會是好文章，我卻不敢苟同——難道把自己的親生父母都打發“死”了，能說是“思想健康”嗎？父母健在，是自己的最大幸福，怎么能聯想到他們的“死”呢？固然，“分”很重要，它關系到考生的前途和命運，但像“孝”（父母）“忠”（祖國）之類大節、大義更為重要，它們是至高無尚的、是永遠不應被拿來交換或出賣的。我們傳統文化中唯有的一點精髓就在這“气節”二字上。因此，“逼”不是理由。設若這一理由成立的話，那么，今天一個學生因受分數之“逼”便會毫不猶豫地讓父母被汽車“撞死”，明天他便可能在某种利益誘“逼”下，出賣自己的靈魂和民族的利益——實際上，一些昔日的高才生，已經在這樣作了！

當然，對高考作文本身來說，（由于無法對作文的“思想健康”標准進行真偽辨別，）只能就文論文，“不孝之文”肯定有獲取高分的。但這決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將“思想健康”標准“單獨提出來”作為重要的甚至首要的標准進行批評，（并反思出現這种現象的社會的、教育的尤其是語文教學方面的原因。）道德第一、文章第二，這應當是不可動搖的教育尺度和文章標准。

錢鐘書先生在《詩可以怨》一文中，曾提到古代一位叫李廷彥的人，在一首呈給上司的排律中寫到“舍弟江北沒，家兄塞北亡”，上司非常感動，深表同情，誰知此兄竟說：“實無此事，但圖屬對親切耳”。此事成為笑柄，后人續了兩句：“只求詩好對，不怕兩重喪”。在中國几千年歷史中，這几乎是孤例（當然純文學創作例外），而今天，“只求分數高，不怕雙親亡”的現象竟如此大面積、大范圍地的“雷同”出現，而且還有人極力為之辯護，真真讓人悲涼不打一處來。

因此，我們的反思不能局限在作文教學上，它也与“整個教育缺乏對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沒有直接關聯——各地考生們“無中生有”地讓父母“死亡”的方式已經夠“創新”的了。如此高比例的“傷天害理”的文章，已經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我們學校、家庭和社會對這一代人的德育教育和傳統美德教育是無效的或失敗的。這才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

(轉自問題于主義)(//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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