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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6日訊】 我不知道誰是高考語文試卷的命題者，也不知道有關方面是根據怎樣的標準來選擇命題者的。您們大概都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學者名流吧。或者是某某大學的教授博導，或者是某某研究院的研究員，您們的學識和才華當然比我高得多。但是，我還是斗膽向您們進言：出題時換一種思路吧，別再以學生爲敵!
每年高考語文試卷的題目，有大量關於語法的試題。許多語法規則，學術界還沒有定論，卻堂而皇之地出現在高考語文試題中。連語法專家也爭論不休的語法規則，卻通過考題來強迫高中學生接受，這是一種學術霸權的體現。1997年高考語文試卷的第3道題，是一道標點題，即使是專門研究標點的行家裏手也難以下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專攻語言學的幾名博士生對此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意見無法統一。一位中學特級語文教師歎息說：“考題出到這樣的份上，我們只有舉起雙手投降了!”連老師都投降了，學生呢？可憐的學生們在考場上把頭皮撓破，也回答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可是，出題的專家們可曾考慮到學生們的具體情況？您們只是剛愎自用，想當然地就炮製出令自己洋洋得意也令考生們叫苦連天的考題來。在出題的時候，您們是把學生當作假像敵來看待的。您們是不會意識到自己在參與一件害人的工作，恰恰相反，您們還爲自己的努力而感到自豪，您們似乎在從事著一件造福千秋萬代的好事。那麽，就活該學生倒楣了——誰叫學生在等級秩序中處於最低的一級呢？所謂“人爲刀俎，我爲魚肉”。
命題者的一個最大的毛病是死不認錯。當然啦，您們全是一流的學者，怎麽能夠認錯呢？平時研究的都是些深不可測的問題，出幾道給高中生做的高考題，那還不是小菜一碟，手到擒來!怎麽會出錯呢？
1992年高考語文試卷有一道語句銜接題：“小明爬到床底下，偷偷躲了起來，但後來還是讓媽媽給找到了，從床下拉了出來，送到幼稚園裏去了。”當年的試卷評價報告承認這道題選句不夠典型。然而，沒有人公開承認失誤——誰出了這道題，難道不是白菜蘿蔔一樣一清二楚嗎？更讓人不可置信的是，此後每年的《考試說明》都把此題作爲典範試題。全國所有參加高考的學生都要認認真真地閱讀《考試說明》，閱讀這道“典範試題”。錯誤的知識深深地印到他們的心中。我猜想，撰寫《考試說明》的專家中，肯定有此題的命題者。他自己出的題，當然堪稱“典範”了。自己的名望、地位是高於一切的，哪里顧得上考慮學生的利益——學生不過是您們的俘虜而已，想怎麽對待就怎麽對待。於是，錯誤被當作真理一年一年地傳播著。即使是深味真相的中學語文老師們，也敢怒而不敢言——他們被完全排斥在高考試題之外，他們能夠做什麽呢？雖然他們數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在中學語文教學第一線，但是命題者們中間是沒有他們的身影的，也不考慮他們有對命題什麽意見。如此命題的方式和制度，有沒有值得改進之處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但是至今依然沒有看到任何改變。
漏洞百出的高考語文試題，流毒深遠。1995年高考語文試卷第13題，是一道文言文閱讀題。要求比較“知汝之先君，忠勤之士也”、“母何自勤如是邪”、“以身徇國，繼之以死”、“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四句中的“勤”和“徇”字的用法。專家們制定的“標準答案”是：兩個“勤”字的意義相同，兩個“徇”字的意義也相同。其實，不但兩個“勤”字的意義不同，而且兩個“徇”字的意義也不同。前一個“勤”字是形容詞，勤的物件是國家大事；後一個“勤”字是使動詞，勤的物件是家庭瑣事。前一個“徇”字是指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但人並未死去；而後一個“徇”字則是獻出了生命，人已經死去。稍微有一些古漢語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差別來，而專家們卻偏偏睜著眼睛說瞎話。據說在當年的試卷評價會上，命題者承認這道題“不太嚴密”，但反映在評價報告上卻只字不提。
試卷評價報告上，年年都是“好”字滿天飛舞。一位中學語文教師憤怒地指出：“高考題幾乎每年都有不少題是錯題。有錯誤本來是難免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哪個命題者承認錯誤、向考生道歉。連幼稚園的小朋友都知道做錯了事情要承認，難道我們德高望重的命題者們要用死不認錯的方法來維護其尊嚴嗎？”這種惡劣的做法，連起碼的做人的道德也不遵守了。您們的學識與您們的人格居然成了反比。考生們被您們玩弄於股掌之上，毫無掙扎的餘地，只好認命。1996年高考的作文題要求寫藝術評論，有一個省對試卷作了統計分析，有五分之四的學生寫偏了題!而評價報告上對此題卻給予高度讚賞，僅僅是因爲它難倒了五分之四的考生嗎？難道讓越多的考生答不出來的題就是好題嗎？1997年高考語文題，滿分150分，不少省市的平均分只有70分。有的15—20分的大題純屬“無效分”，因爲幾乎沒有考生答對!然而，在當年的報告中，依然是“形勢一片大好”，報告純粹就成了出題者們把酒言歡、歌功頌德的場所。報告寫到了這一步，報告的意義還存不存在呢？
題目的稀奇古怪和答案的自相矛盾，揭示出了命題者們這樣的一種心態：他們不是想通過命題使中學語文教學再上一個臺階，不是想使學生們對語文學習産生濃厚的興趣，而是把中學教師和學生當作“假想敵”來看待，誰能夠難倒考生，就是誰的本事大。在這種心態下出的這類試題，對中學語文教學起了極壞的作用：以它們爲指導思想進行的語文教學，是可怕的教學。學生們還能夠對這樣的語文課感興趣嗎？然而，中學語文教師們又不得不按照這樣的標準來進行教學，因爲高考是“指揮棒”啊!人們衡量一個中學語文教師水平的高低，最重要的一個標準就是看他教的學生的高考語文成績的高低。而要讓學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教師就得沈迷到歷年的高考語文試題中去，精心研究，反復揣摩。至於題目本身的對錯以及學生是否有學習的興趣，中學語文教師已經沒有精力去考慮了。於是，“買匵還珠”的故事又上演了。
南京大學中文系程千帆教授在《語文報》上撰文說，如果讓自己參加高考，肯定是考不上大學的。特別是做語文試卷，得不了多少分。程老是古典文學研究界的泰山北斗，連程老也這樣感歎，想必不是無的放矢吧。著名作家余秋雨在文章中說，自己面對高考作文題，花兩三個小時也不能夠成篇。而著名作家賈平凹也歎息，如果讓他來當語文教師，那麽，經過他輔導的學生沒有一個能考上大學的!三位先生的話顯然不是危言聳聽，而都是肺腑之言。
那麽，尊敬的高考語文試卷的命題者們，您們有何感想呢？
監獄化生存
據報道，河北省唐山市第一職業中專投資30萬元在37個教學班、樓道、校門口都安裝了監視器。每天都有一個校領導在觀測室值班，可以把鏡頭切換到任何一個教室，檢查有關情況。該校王長春校長表示，安裝監視系統主要是爲了掌握第一手資料。哪位教師課講得好，可以直接錄下來在校內推廣，這既是對教學的促進也是對教師的鼓勵，尤其是對青年教師。同時，對教師是否按時到教室、是否站立授課等也進行檢查。而對紀律情況較差的自習課，值班領導通過監控系統可以直接進行課堂管理。第一職業中專現有專業教師91人，學生1700多人，教師不足。學校領導說這套監控系統是對教學的有力補充，保證了常規教學的順利進行。實施半年以後，有關負責人說，監控系統使學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基本杜絕了校園裏的違規違紀現象。
監控系統進入校園，受到從領導、教師和大多數學生的歡迎。唐山市教委給予高度評價，外地來參觀的領導也給予好評，認爲這是一種“先進的教育方法，具有推廣的價值”。財會班有一個男生沒有上微機課，悄悄溜回教室，又怕被學校發現，於是蹬著桌子把裝在教室後牆上的監控鏡頭扭向窗外。他沒有想到自己照樣被攝進了鏡頭。學校領導對此進行了嚴肅處理，更加認爲監控系統無孔不入，是他們搞好教學的好幫手。一批學習優秀的學生也充分肯定監控系統的作用。18歲的財會班二年級女生馮雪妍這樣說：“監控系統投入使用以後，可以說規範了同學的言行。我沒有心理壓力，只是多了一種更強的自覺約束力，也有個別愛打鬧的男同學挺反對的，認爲約束了自覺的‘自由’。我們班51個人絕大多數是擁護的。特別是考試，以前有同學作弊得了高分還趾高氣揚，現在就沒有這種現象了，我們覺得特別公平。這種環境有利於學習，畢竟想好好學習的同學多，對監控系統有一種親切感，因爲它能保護你。”
把學校當作監獄來辦，在中國也算一個發明。唐山第一職業中專的校長王長春應該到國家專利局去申請專利。不過，就理論而言，法國思想家福柯早就提出來了。福柯在分析巴黎軍官學校的管理制度時，發現每個學生的房間都有一個監視孔，由軍官隨時進行監視。學員不知道軍官何時在監視，監視有可能是無時不在的。這樣，監視就內化到學員的心中。在討論所謂“圓形監獄”時，福柯說：“囚犯無法知道看守人是否在中間的堡內，所以他必須時刻注意自己的舉止行爲，好像監視是不間斷的。……一旦囚犯永遠不能肯定自己何時受到監視的話，他自己也就成了自己的看守者。”福柯還沒有涉及現代科技、尤其是攝影技術進入監視機制之後的後果。當攝影技術爲監視服務時，對囚犯的監視終於達到了監視者所夢寐以求的效果：監視變成了一種永恒的存在。唐山第一職業中專的領導們可以高枕無憂了，所有的好老師、壞老師和好學生、壞學生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該獎該罰一清二楚。他們成了莎朗·斯通主演的影片《偷窺》中的那個偷窺者，以偷窺爲最大的快樂。監視者對監視制度的維護所理所當然的，最讓我不寒而慄的是被監視者對監視的歡呼。像以上那個叫馮雪妍的所謂“優秀學生”，居然對監控系統“有了一種親切感”。他們不僅沒有感到自己的權利受到了侵犯，反而爲侵權行爲叫好。他們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一部憲法，憲法明確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神聖不可侵犯。每一個教師和學生都擁有不受監視的權力。主動對自己權力的放棄，導致的結果是可怕的。一個不懂得捍衛自己權利的人，必然不會尊重他人的權利，必然具有侵犯他人權利的可能。
我不能過分地責怪這些優秀的學生，因爲他們本人是無辜的，他們是奴化教育的受害者。把監獄的管理引入到學校來，是對教育本身的一種巨大的侮辱，這比起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來不僅沒有絲毫的進步，反而大大地退步了。孔子提倡的是教學相長，師生關係親如魚水。在《論語》的《侍坐篇》裏，孔子跟學生們相處得多麽融洽啊!在孔子這位老師的眼中，每一個學生都是可親可近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機器。這是一種以“人”爲本位的教育。然而，在20世紀的文明社會裏，我們的教育者卻把學生當作敵人、當作壞人來看待，防範成了教學的基本前提。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變成了警察與小偷的關係，教育還能成其爲教育嗎？最讓人痛心的不是學校領導的警察化和學校本身的監獄化，最讓人痛心的是學生的奴隸化。魯迅先生曾經說，最不可救藥的是“奴在心者”。那些“擁護”監視制度的優秀學生們，就是不折不扣的“奴在心者”。自甘囚犯的身份而不自知，阿Q的命運一直延續到今天，還將延續到明天。少女不知監視苦，對鏡猶唱頌恩歌。在被監視的處境下沒有心理壓力，正說明他們從小就喪失了權利的意識；把侵權當作“保護”來欣賞，正說明他們已經被受虐的文化培養成了受虐狂。
報道中還有一個律師的精彩之論。唐山鳳凰律師事務所的鄭曼律師說：“法律上對此沒有明文規定。但我認爲這種監控系統並不侵犯學生個人隱私。它的目的是爲了維持正常的教學秩序。課堂、樓道並非秘密場所，學校的觀察室也不屬於秘密竊聽、偷錄，也不是針對某個人，對學生整體是有利的，不存在心理壓抑問題，應屬於一種現代化的管理方式。”這樣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的人也算律師嗎？我懷疑鄭曼“律師”有沒有讀過憲法，憲法中保護基本人權的條文寫得清清楚楚。他的辯護是蒼白無力的，令稍微懂一點法律和邏輯的人啼笑皆非。第一：難道說目的良好就不違反法律嗎？難道爲了維護正常的教學秩序就可以不擇手段嗎？那麽，每一個罪犯都可以在法庭上爲自己辯護說，我是出於良好的願望犯罪的，所以我沒有罪。第二，針對個人和針對整體難道是判斷是否合法的依據？針對個人的侵權行爲不允許，難道針對整體的侵權行爲反倒允許了？從這樣的邏輯出發，希特勒也理直氣壯了：我的屠殺不是針對某個人的，而是針對所有猶太人的，所以我的屠殺合情合理。第三，鄭律師不是心理醫生，憑什麽根據作出“不存在心理壓抑問題”的判斷？如此思維混亂、知識匱乏的人，也能夠充任律師，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中國律師的水準來。
福柯在批判權力的時候深刻地指出，在現代社會裏，權力作爲一種對自由的限制，是以可以被社會成員所接受的一般形式實施的。權力打著代表正義的旗號，將我們由主體變爲客體。唐山第一職業中專引進監控系統的實質正是如此。在一片叫好聲中，也有一個不和諧的聲音。唐山師專教育學教研室主任張亞均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爲，從教育理論來講，安裝監控系統是不合適的。師生關係首先應是平等的，相互理解，相信學生，才有利於學生的成長。教育管理的未來趨勢應是自治管理。張亞均的視角僅僅從教育理論切入，還遠遠沒有進入申明現代文明社會公民權利的層面，然而，他這極其微弱的聲音又能被幾個人聽到呢？越來越多的學校正以唐山第一職業中專爲樣板，安裝越來越多的監控系統。這越來越多的監控系統，正在讓越來越多的孩子的心靈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轉自《世紀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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