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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5日訊】 2、身份

去新疆做研究，身份去是一個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搞研究如果缺少身份，所有信息都會對你封閉。我離開“體制”20年了，沒有任何歸屬或頭銜，檔案都不知去向。Q的課題組不屬於體制，本身就沒有身份。他也許有一些別的渠道，但不適合給我用。我除了不是體制內的人，某種程度上還屬於“異己”。

想來想去，我唯一一個與體制有點關系的身份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我在80年代加入作協，當時主要也是為了找身份。那時我正準備搞一次開車環繞地球的旅行，後來沒有成功，以後和“作協”再沒有過聯系。這次我先是托人去問“作協”領導人，能不能給我開去新疆採訪的介紹信，作協領導人一明白要開信的是我，便從大包大攬變成推脫。我明白走上層路線是錯誤，應該直接從基層辦，因為基層的人不知道我是誰。於是我帶著十多年沒用過的會員証去“作協”。接待我的基層工作人員態度挺好，按照作協章程，他們應該幫助會員完成創作採訪，於是我一口氣開了三封介紹信──一封給新疆，其他兩封給寧夏和甘肅（我準備把西北穆斯林作為一個整體研究）。那時我由衷地感到了“組織”的溫暖。在我來看，這幾乎是作協唯一值得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加入作協這麼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處。

即使是唯一一次好處，我也是記住的，照理說人不該以怨報德，然而“作協”後來的表現實在令人難以繼續沉默。即便是毛澤東時代，所提也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而現在的作協領導人，要的隻是為權力集團、甚至就是某個當權者服務。不久前我已經宣布退出“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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