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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4日訊】 1999年初我在新疆被關押，至今已經兩年。那段經歷我一直沒有公開，即使朋友問也是簡短地敷衍。我那樣做，不是不想說，而是不想遮遮掩掩地說，要說就全盤托出。但是全盤托出，需要等待一個合適時間。現在，時間到了。

1、新疆課題

寫完《黃禍》以前，我應該歸類為寫虛擬作品的作者。《黃禍》雖然仍然是小說，我在寫作過程中卻一直被其中的真實牽引並且震撼。正因為如此相信《黃禍》中的真實，那以後我不再寫小說，完全轉到了研究現實，以及如何避免發生黃禍上。

1998年我出版了談西藏問題的書──《天葬》。我研究民族和邊疆問題是出於這樣一種認識：中國避免黃禍唯有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首當其沖的挑戰是民族問題。民族問題能否解決，決定著政治改革是否能成功，甚至是否能開始。因為若不事先就消除國家分裂的危險，專制權力就會以此為拒絕政治改革的理由。這理由恰恰可以迷惑很多中國人。未來中國若發生動亂，法律亂了可以重建，經濟亂了可以恢復，再亂也是“肉爛在鍋裡”，而領土分離卻可能覆水難收。歷史上已經有外蒙古獨立和被沙俄佔去的領土。中國現實的民族問題──尤其是西藏和新疆問題──是有可能再一次帶動這種分離的。西藏新疆佔今日中國百分之四十以上面積，中國經不起那種分離。所以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能不能進行，民族問題成了一個前提。

我做完西藏問題，並沒有想馬上再進入新疆問題。Q在這時出現。他是個頗具魅力也頗有建樹的人，憂國憂民禮賢下士的風格足以使我們成為朋友。他提出支持我去研究新疆問題的建議。他主持的一個民間研究機構可以向我提供經費，不附加任何條件，完全按照我的意願研究，成果也屬於我。也就是說我隻多了花錢的自由，不會失去任何自主。這倒是吸引人，我還從來沒有用別人的錢搞過研究。新疆問題是我一直關注的，遲早會去搞，碰上這麼好的條件並不容易。我因此動心，接受了他的建議。

我同時也看好Q的研究機構。那應該算當時中國最活躍也最有成果的一個體制外研究團隊。Q雖脫離了官場，卻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達權力層的渠道。雖然“遞折子”的方式往往被視為依附權勢，但是按照Q的看法，在祖國處於危機中，仍然“愛惜羽毛”是一種自私和不負責任。畢竟國家向何處去更多被權力決定而非被知識分子的清高決定，隻要還有能夠影響當權者的機會就不應該放棄。

不過，我和Q之間存在一些分歧。雖然我們都把“為人民”當作出發點，我們的“人民”概念卻不相同。在我看來，他的“人民”是整體性的宏大概念，我的“人民”則是個體化的，由具體的個人組成。按照他的人民概念，為人民是可以不在意犧牲個人的，而按我的想法，沒有空洞的人民，為人民首先是為個人，犧牲具體的個人就是在犧牲人民。不過隻要不是掌握權力的人，這種區別隻體現為理念不同，畢竟我們有更多的共同點。Q的資金加快了我開始新疆課題的進程，否則我是不會在99年寒冷的1月就向新疆進發的。Q給錢不需要繁瑣手續，隻問要多少，他的不同意見是認為我要的太少，一定加倍給。這種古風做派使我心存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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