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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3日訊】編者按﹕經濟觀察報日前載文對中國大陸普遍出現的政府機構“吃民”﹑“害民”的情況予以了理性而有力的抨擊。文中強調﹐如果一個政府的存在不是為百姓提供了服務﹐而是提供了禍害﹐則該政府就不具備存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文章最後提出措施﹐試圖改變大陸“百姓為政府而存在”這樣一個局面。然而中共政府“坑民”由來以久﹐早已(或從來﹖)不是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政府。其中從上至下充塞著的為一已之私而不顧一切的個人和集團必將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瘋狂地控制著國家機器﹐使得各種變革的期望成為永遠實現不了的美夢。“德政”的前提是“德人”﹐而非整天只是掛在嘴上的什麼“核心”或“三講”。
文章大意如下﹕
常听說農民負擔重，但這還不是最糟的事情。因為無論負擔多重，多少還隱含著一种假定，即收稅的政府有正面的价值。“負擔重”無非是說政府對自己提供的服務要价過高。
然而近來在媒體上頻頻曝光的一些縣鄉政府的所作所為告訴我們，還有一些政府部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老百姓的災難。它向養活它的人民提供的，不是公共物品﹐而是公共災禍。
例如內蒙古赤峰市崗子鄉政府竟然打起老鄉們的算盤，用行政命令“推銷”了假冒偽劣的土豆种子，致使農民几乎絕收。
如果花錢養活一個人浮于事、又要擺闊的鄉政府确實使人感到負擔沉重的話，那么這批被養活的人反而整天琢磨怎樣損害養活他們的人，則使老百姓受到了更深重的雙倍盤剝。還有比養活損害自己的人更荒誕的事情嗎？還有比這更沉重的負擔嗎？
制度經濟學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出現是因為有所謂的“外部性”或“公共物品”問題。
按照定義，“外部性”是指這樣一种情況，一個人不能承擔他的行動的所有后果，很自然，這些他沒承擔的后果被別人承擔了。后果有好有坏，好的就是利益，叫正外部性；坏的就是成本，叫負外部性。
而“公共物品”則是指一种“不可排他地占有和消費的”物品。例如，一個机构提供了“保證河水清洁”的服務，這條河邊的一個人對清洁河水的享受不會妨礙另一個人對它的享受，這种服務就是“公共物品”。
如果任何個人或公司想提供這樣的服務，在滿足一個顧客的同時就自然會滿足所有到河邊的人，但他無法向其他沒有与他簽約的人收費，從而提供了“正外部性”；而一個在河邊生產化肥的企業向河里排放廢水，讓所有并沒有同意它這樣做的人承擔河水被污染的后果，則是制造“負外部性”。
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服務和制止“負外部性”的服務一樣，都可被看作是提供“公共物品”。只是根据這种服務的特點，服務者無法分別地向消費者收費，因而政府形式被創造出來了：它可以強制性地向所有受益人收費，即征稅。
所以一談到政府，我們就應想到，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從而合法性）是與提供公共物品密不可分的；它的征稅的權力來源于它提供公共物品的義務。
更嚴格地說，政府承擔的義務并不全是提供公共物品。有些事情個人可以做，但讓政府來做會更好。如一個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反抗別人對他的侵犯，但如果全社會的人都將這种抵御侵犯的權利轉讓給政府，政府可以集中資源更好地制止犯罪。
所以道格拉斯諾斯說，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具有規模經濟的形式。也就是說，隨著政府服務規模的擴大，單位成本會不斷降低。一個更為極端的說法是，當已經存在一個政府時，增加一個治安行動，增加一個司法審判，或執行一個新頒布的法令，即一個新增服務的邊際成本為零。
在經濟學看來，這意味著政府的另一個特性，即自然壟斷。不同于企業的自然壟斷，政府的自然壟斷除了效率方面的考慮外，還有政治和法律上的惟一性的要求。因為如果一個社會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兩套法律的話，帶來的也許就不是社會安定和繁榮。
然而，一旦具有自然壟斷的性質，政府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因為政府中作為理性的人也有自己不同于社會其他人的獨特利益，再由于自然壟斷地位是一种优勢地位，如果再加上政府的強制性，他們為政府的利益而損害社會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利益的行為，就很難受到有效約束，結果本來應該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就有可能提供公共災禍。在制度經濟學中，這种情況被稱為“諾斯悖論”。
顯然，赤峰市崗子鄉發生的事情又一次證明了“諾斯悖論”的存在。鄉政府的行為明顯是說，它的存在优先于全鄉百姓的利益。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招牌，老鄉們接受了它“推銷”土豆种子的合約；由于其自然壟斷地位，它將每斤劣質种子又加价約４６％；又由于其自然壟斷地位和政府的強制性，它可以任意違背“包銷”的承諾，而老鄉們只能無可奈何。
更值得警惕的是，崗子鄉發生的事情并不是一個特例。被同時曝光的命令農民改种作物、又不承擔“包銷”責任的海南省瓊中縣政府，騙取國家出口退稅的廣東省潮陽、普宁兩市政府，利用假倉儲糧數字騙取國家補貼的湖北省神農架林區糧食局，以及去年曾經報道過的、不但不清除垃圾反而不許別人清除垃圾的邢台市環衛處等等，都已經將自己的利益置于本地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利益之上（如騙取退稅和補
貼之舉），從本應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走向了制造公共災禍的團伙。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們在做這些令人發指的事情時，竟然毫無罪惡感。對給農民造成的損失輕描淡寫，為自己行為辯護卻振振有詞。
俗話說，“吃人家的嘴軟”，但為什么這些吃農民、喝農民的人卻還理直气壯地坑農民呢？應該說，出現這种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還缺少來自納稅人的約束机制。當由于缺少制約而使制造公共災禍的現象非常普遍時，就形成了一种顛倒的文化，以為老百姓是為了這些政府机构的存在而存在的。
在公共災禍嚴重的地方，從市場中掙錢就不如靠政府權力掙錢，人們就涌向政府机构，進而造成人浮于事的局面，反過來又要靠增加農民的負擔、甚至坑害農民來維持自己的生存。這种惡性循環最終導致當地的持續貧困。到這時，這些政府机构已經失去了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他們的存在還不如不存在，他們在動搖社會的合法性基礎。
減少并且最終消除這种情況，還要靠“公共物品”四個字。這意味著，第一，決定什么是公共物品，誰來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多少公共物品，以什么代价提供的權力，應屬于納稅人；
第二，政府官員不應用市場原則為自己制造公共災禍辯護，因為政府就是在市場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靈的時候出現的；在公共物品領域适用市場原則，很難避免人們利用政府的自然壟斷地位和強制性特性；
第三，任何制造了公共災禍的政府官員都同時證明了自己不配做政府官員，因而法律應該作出相應的規定；
第四，我們要在觀念上，把“只有提供公共物品才能獲得征稅權”的邏輯凸顯出來，把那种“老百姓應該養政府机构”的被顛倒的觀念再顛倒過來：只要不提供公共物品，一個政府机构就沒有存在价值；如果它反而制造公共災禍，那它必定是我們的社會應該擺脫的最沉重的負擔。(//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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