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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1日訊】 前些日子﹐哈貝馬斯到中國走了一趟。儘管他的名字在大陸已經不似八十年代如日中天﹐但是﹐他的這次大陸之行還是引起了相當多的關注。大陸官方刻意低調處理哈貝馬斯在中國的活動﹐只允許他在北大﹑清華﹑人大﹑社科院﹑中央黨校和上海復旦大學作範圍有限的“學術交流活動”﹐且每次參加的人員也大都由官方挑選。不過﹐從哈貝馬斯在大陸的言談來看﹐官方的這種防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哈貝馬斯的大陸之行﹐很是讓新左派們興奮了一陣。作為“西馬”的標誌性人物﹐哈貝馬斯對資本主義不留情面的抨擊﹐成了大陸新左派攻訐大陸市場化改革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因此﹐新左派原本期望從哈貝馬斯此行中會得到一些新的精神支持。但是﹐他們大失所望了。

哈貝馬斯在社科院的講演中﹐談到了中國的新左派﹐只不過話語中充滿了不屑。哈貝馬斯說﹐他看到了大陸新左派的頭麵人物汪暉（《讀書》獎風波的當事人）的一些文章﹐內容姑且不論﹐只是文章的價值取向就有問題。緊接著﹐這位被新左派寄予了極大期望的學術大師在中共為他提供的講臺上﹐提出了他對學術觀點的基本價值判斷﹕無論如何﹐一個學者不能去為一個專制政權辯護﹗

哈貝馬斯的話講得正是時候。

近兩年﹐大陸一些學者在言論﹑學術均無自由的情況下﹐提倡起了所謂學術價值中立﹐開始建構所謂學術規範﹐似乎在中立的基礎上遵守學術規範﹐就可以與官方相安無事了。試問﹐在當道的價值基礎﹑學術指導思想不能偏離﹑不能動搖的情況下﹐真的會有什麼不觸怒官方的中立的價值和客觀的學術規範這麼回事﹖真的會存在那種沒有自由的學術上的“帕累托”境界﹖

當然﹐像新左派那樣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公然為專制政權辯護的所謂學者畢竟是少數。但是﹐許多學者在價值“中立”了之後﹐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結論﹐卻越來越與官方的意識形態說教相近或相似﹐這就是一個頗值得人們玩味的現象了。有的學者﹐在官方發動的各種運動中不落人後﹐向黨無私地貢獻自己的“學問”﹐而後以一句“盡言責”來寬慰自己﹐讓良心逃避價值的拷問。更有學者﹐在十幾年的“反思”之後﹐竟也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得出和黨一致的結論﹐曰﹕不採取十幾年前的“果斷措施”﹐中國就不會有後來較長時期的經濟發展……對這樣的反思﹐李慎之曾經評說﹕什麼“反思”﹐無非是為自己的墮落和犬儒尋找借口罷了（大意）。借此﹐我們也可以說﹐什麼“學術規範”﹑“價值中立”﹐無非是為自己對身邊的罪惡視而不見﹑不聞不問﹑甚至同流合污的行為尋找借口罷了。

哈貝馬斯告訴我們﹐在一個專制社會中﹐無論你做的是什麼學問﹐也不論你的觀點是什麼﹐你的“學問”無論如何不能用來為專制政權辯護﹐在這一點上﹐本無什麼中立的價值可言。

自然﹐哈貝馬斯的這一姿態﹐使原本要借機做點文章的新左派大為惱火。他們在文章中語帶譏諷地發問﹕“誰握過哈貝馬斯的手﹖我們也要握一握他的手﹗”言外之意﹐誰的手都不乾淨。

實際上﹐誰握過哈貝馬斯的手﹐抑或哈貝馬斯握過誰的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有人告訴你“皇帝的新衣”是怎麼回事後﹐你就不能再以“中立”的借口去抱專制者的大腿﹐甚至更加等而下之﹐去舔專制者的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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