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 : 貧窮并沒有被征服

任不寐

更新 2001-06-10 10:27 AM 人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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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0日訊】我已經多年沒有回東北老家了。我對那片土地的記憶隨時間的流逝也漸漸支离破碎，就象我對自己的記憶一樣。如果一定要說些印象，也不斷變幻無常。從 “北大荒”到“東北小姐”，就象從“九一八”到“雪白血紅”或“暴風驟雨” 一樣，代表了這种記憶的某种變遷。不過故鄉之情永遠是一种無法用理性割斷的宗教情感，它成為思想走投無路時安頓靈魂的精神家園。又是一年的春夏之交， 2001年 5月30日我從躁動不安的廣州出發，把自己安置上火車，踏上了回鄉寂寞的旅途。

華北地區干旱嚴重。從華北到東北，我的總體印象是：“北方很渴”。這塊土地曾誕生過漢字，但漢字已經死了，它對土地的干渴保持沉默，甚至以導向的名義向自己的母親撒尿。去年南方一份報紙曾經發過一篇“2000年北方大旱”的新聞稿，但就在我离開廣州的時候，她的喉嚨被割斷了—今天，誰還能為北方發出一聲嘆息，難道一定要等“石人一只眼”這樣的吶喊嗎？“總有一种聲音讓人淚流滿面”，現在我面對這掙扎的故土，只剩下面對故土的掙扎。誰扼住了我們的喉嚨并在地下堆起了干柴？

列車過了山海關，一望無際的大平原疲憊不堪地伸腿平躺在眼前，她的下體在流血，渾身長滿瘡疤。我确信，這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土地之一，但她也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土地之一。不過由于政府工業的衰敗，這里的污染尚不嚴重。望著童年的月亮依舊穿在關外的夜空中，我對這种僥幸感慨万千。

一路春小麥和淡黃的蒲公英點燃了我關于童年的很多記憶。這种“感冒似的溫柔”在哈爾濱市嘎然中斷。為了抓緊時間赶路，在亂糟糟的長途汽車站我被“ 騙”上了一輛開往齊齊哈爾方向的中巴，車廂里煙霧彌漫，腳臭沖天。之所以說 “被騙”，主要不是因為發現“豪華”和“腳臭”之間的巨大落差，而在于逐漸發現實際發車的時間和公布發車的時間竟相差了近一個多小時。為了“滿載”（象豬籠一樣在車廂里塞滿乘客），車主根本不在乎“准時開車”的承諾，更不在乎烈日下悶在車里或已經進入“彀”中的乘客的感受。是的，這种情況我見多了，不過每次我都感慨，連這樣的普通人都如此平常地無視規范并漠視人的尊嚴，那的自由真正的根基在哪里呢？“人民群眾”和獨裁者之間的區別僅僅是誰坐那把舊椅子的區別罷了。是的，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沒有來自耶路撒冷的鐘聲，這地永遠是貧瘠的。

“為什么還不開車呢？”我忍無可忍問道。

“我們正在辦手續”，車主一邊用手和嗓子拉客人一邊補充到，“真的，不騙你，——我騙你干啥呀？！”他臉上還帶著某种得意的微笑。

理直气壯、若無其事甚至還沾沾自喜地說謊，絲毫也不覺得臉紅，這几乎是一种民族性格了。与謊言平常心相聯系的是對暴力的平常心。一路上，看到多起因些須小事發生的毆斗，而司机則用一路臟話陪同我們—您得相信，他除了罵人就不會說話了。

東北人是一族特殊的災民，長期掙搶有限生存資源培養了原始的敵人意識和以狡猾為智慧的民俗。人們常常說東北人豪爽、大气。這就象說“中華民族地大物博善良勇敢”一樣是一個流行的謊言。如果說豪爽就是指對拳頭的興趣高于對講道理的興趣，那么，非洲的土狼要比東北人“豪爽”多了。事實上，東北人是典型的災民，自私、貪婪、猥瑣，富有暴力傾向，有時又膽小如鼠。根据我在《災變論》一書中的理論，我認為這种性格和災害、戰亂以及歷代飢民流遷這种歷史境遇有高度的相關性。災民性格是中國的民族性格，但在東北，移民之間的陌生感無意多增加了一些不安全感和敵對情緒，近代以來長期的軍事動員和戰亂則滋生了深刻的恐懼感和暴力精神。當代中國文化生態有兩個精神家園，黃土地和黑土地，在軍事革命和文化革命期間，兩者同時承擔了“老區”和“廣闊天地” 這种政治保姆的角色；如果用梅尼日科夫的尺子量一下這种政治文化的文明高度，得出悲觀的結論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僅如此，對于“戰斗者團體”而言，無論在部落戰爭、明清戰爭、清俄戰爭、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國共戰爭、朝鮮戰爭、中蘇戰爭等等軍事事件中，還是在屯兵戍邊、土地革命、工業化改造、重构二元社會結构、梯級經濟開放等經濟事件中，東北地區這塊黑土地都成為資源單向輸出的火藥庫和生產基地。這就是東北地區發生“富饒的貧困”這种經濟困境的歷史真相。

是的，“北大荒”的确被征服了，但貧窮并沒有被征服。——當我返回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時，這种問題意識就更加強烈了：几十年來，這里唯一可以稱得上繁榮的就是人口，此外一切都沉睡在前清軍隊的馬蹄之下。

我的祖輩來到這個小村子安家落戶時村里只有三戶人家。六、七十年的“歷史進步”在這里體現為三戶人家發展為二百多戶人家。不過這次回來一個特別的印象是，全村象墳墓一樣安靜，街上几乎空無一人。原來青壯年勞動力都到城里、南方或什么工地去打工去了，其中大部人宁可在城市的水泥管子里過新年，也不愿花錢返回來，因此這几年新年也冷冷清清。有人被當作盲流“收容遣送”回來，但他們很快又重新踏上征途。

現在村里只剩下老人、婦女和孩子了。我在一家屋檐下看見一些老人蹲坐在那里聊天、吸煙，有的在忙自己手里的活計。他們輕松又無奈地和我談論起這些年村里的新聞和變故。遠處一些臟兮兮的豬、鴨在我童年“游泳”的泥坑里悠閑地尋食—不過那個“大坑”如今已經被歲月的風沙填平，長滿了斑剝的青草。

最令我吃惊的“新聞”是：這十來年，全村有60多位我熟悉的父輩人已經不在了，他們大多死于貧困、勞累和疾病。而全村只有 360多口人，他們過世時的年齡基本上都在五、六十歲。在這些早逝的鄉親中，還有我兩位小學的同學，他們剛剛過三十歲。死因很簡單，生病卻無錢可醫。

這种悲慘的遭遇目前正折磨著我的一位堂哥。這是一個五口之家，伯父摔傷了腿，伯母患了風濕，堂哥和侄儿得了肝炎，而大嫂則剛剛做過癌症手術。對于一個農民家庭來說，這几乎是滅頂之災。這种境遇离新聞聯播有多遠呢？談到這一家人的情況時，我看見堂哥正從自己家里走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看上去仿佛已經風燭殘年誰來幫他們一下呢？我透過農房的屋頂凝視著瓦藍瓦藍的天空，白云朵朵在那里舒卷自如。這世界的苦難和它有什么關系呢！我也想起詩人海子的詩句：万里無云，是我永恒的悲傷我內心低呼天父，只有他為這苦難死在我們的前面了。

談到時下無以复加的，從村級政權到縣級政權，老人們几乎爭先恐后了。他們的結論是，還是毛主席那時候好啊。事實上我在城市里也經常听見類似的牢騷。但我能說些什么呢？我只有更深切的無奈和懮慮。為了證明他們的觀點，老人們紛紛向我“朗誦”著當地廣為傳誦的一些民謠，我記得其中有兩首是這樣的：

一、四大虛　　領導的腎　　三講的稿　　小姐的感情　　統計局的表

二、領導　　說得象孔繁森　　做得象王保森　　為人象和坤　　喝酒象魯智森

農民有自己的幽默。他們說，千万不要再給村里換新領導來—為什么呢？舊的已經吃飽了，新的豈不更難填？！當我問到村選舉時，他們則哄堂大笑了，我便覺得臉上發燒，就好象鄉村選舉是我的主意似的。

從城市到農村，我的确感到中國已經進入了“笑話時代”或“民謠時代”，政治笑話和黃色笑話几乎成了第二漢語或一种真正的公共話語。我沒有做過統計學上的分析，但基本上可以這樣認為，民謠取代意識形態、所有的人都成為“夜間人”，肯定昭示著一种社會危机，或者說，這個社會系統自我矯正机制嚴重失靈了。孟德斯鳩說：“專制是人反諷”，“路人以目”的狀態憋久了，互相演戲演累了，會突然有一天人們笑得前仰后合。

太陽偏西的時候，我向村頭走去。几個滿臉汗水的孩子正從田地里回來，她們手臂里挎著和她們的年齡不相稱的柳條筐，筐里盛滿了在當地叫“芩麻菜”的野菜。這种有苦味的野菜是這里的農民春天里主要的菜肴。十多年了，或者几十年了，這里的孩子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春天里挖野菜，夏天割豬草，秋天起土豆，冬天打柴禾，拉著杷犁一大清早去撿糞現代國家權力已經成功地延伸到每一個偏遠的村落，但是，“現代文明”离這里仍然非常遙遠。從孩子的穿帶上我就知道，她們今天的生活并不比我的童年好多少。我的童年有多苦呢？我講一個例子罷。

在我上鎮里讀初一的時候，我過生日媽媽給了我兩毛錢。我約好和我同齡并同學的堂哥一起到飯館去買了兩個白面饅頭（那時候只有到過年才有細糧吃），花了一角錢。我們選了一張桌子坐下便狼吞虎咽地吃起來。也許吃得太急了吧，一位女服務員一定看見我們被噎著了，就從廚房里端出兩碗有几塊肥肉的熱湯。我們很害怕，因為我們擔心她要我們為這湯付錢。也許這位好心的阿姨以為我們不好意思吃呢，就轉過了身去，這時我們急忙喝了一口湯，然后把半個饅頭塞在怀里“机智”地跑了出去，甚至跑了很遠還回頭看是否有人追上來了！

我至今還記得那位好心的阿姨，就象我至今還記得喝那口湯時嘴里被灼燙的痛楚，以及那肉湯的香味。即使到了高中，我仍然很饞，我常在食堂里看著有的同學挑到桌上的白肉，——我多想撿起來放到自己的碗里啊

這就是我的童年。我想，對一個一個擁有這樣的童年的孩子們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們要幫助天下受苦的人民，這种宣傳的效果的确是很有限的。遺憾的是，我的童年接受的正是這种教育。今天呢？當老師對那個挎著野菜的孩子講述改革開放的丰碩成果時，她會怎么想呢？

我當天趁著夜色驅車返回了縣城。我自己的一家人已經离開了農村，而我出生的那間老屋也以 600元的价格邁給了鄰居，并且已經裝修得几乎認不出來了。 “我在自己的家鄉孤獨一人”，“我已無家可歸”，一路上，這种傷感再一次襲擊了我。我又強烈地思念起遠在海外的女儿，現在我連探望她們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不知不覺間我已經淚流滿面。我也想起魯迅的《故鄉》來，我突然感到他寫得并不真實，我甚至怀疑他受到日本近代思想的“毒害”了，以至真以為自己离開了故鄉，并以為真有一個英俊的少年閏土呢。

在縣里听到的信息同樣是灰暗的。

下崗折磨著很多家庭。縣政府大院里有兩位天天主動為政府擦洗房屋玻璃下崗女工，她們的要求是擦洗一遍所有的現政府辦公樓房的玻璃要50元錢。据說目前政府已經答應接受了她們。据說這种工作讓更多的下崗工人羡慕不已。一位离了婚的女工更悲慘，她一個人帶著年幼的孩子，全部積蓄是“下崗”時單位一次 “贖買”全部工齡發放的 500元錢，此后她和單位再無任何關系，她必須自謀出路。什么出路呢？她四十多了，沒有文化，當鞋匠競爭太激烈，買三輪出租車又不會開，開飯店嘛，几乎整個縣城的街道都是飯店，每家都慘淡地經營著很多年輕一點的下崗女工選擇了南下當“小姐”這條出路，于是東北小姐几乎成了全國“掃黃”的主要工作對象—但這些道貌岸然者在盤剝和侮辱這些女孩的的時候，多少想過她們背后的辛酸嗎？想過她們是從工業基礎最發達并為“祖國” 做出過貢獻的地方來的嗎？想過她們如何瞞著自己的發不出工資父母在等著她們往家里寄生活費和買藥的錢嗎？不，他們不記得，盡管他們本身很多就是嫖客，盡管他們比誰都要無恥，盡管他們也有年邁的父母和下崗的姐妹，當他們仍然打算嚇唬這些女孩子，甚至把“東北小姐”看作是一個特殊的“經濟項目”

縣里這些年的治安情況也不斷惡化，搶劫和殺人等惡性案件不斷發生，有些案件多年沒有偵破。政府部門也很不容易，治安經費的短缺也許也是制約破案積極性的原因之一。親戚告訴我走在街上腳步要快，并捂住自己的錢包。事實上夜里的街道上冷冷清清，一些無家可歸的人躺在路邊，而月亮則板著千古不變的面孔，高高地挂在樹梢的后面。

現代化有很多精彩的理論，這些理論的核心思想實際上是“代价論”：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做這樣的選擇：讓社會的某些部門為此付出代价。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社會的弱勢群體永遠是代价的承擔者。我的故鄉，就“淪陷”在這些理論中最極端的一种理論的實踐之中了。大約 400多年前，英國的農民為蒸气工業付出的慘重的代价，不過客觀地說，那場工業革命并不是一場騙局，曼徹斯特以極不人道的方式吸收了部分流离失所的農民就業，并為歐洲帶來了“雙元革命”的黎明。我祈禱市場化在中國不要再象工業化一樣僅僅是一個政治神話，中國的農民實在是太苦了。100 多年前，中國的農民持續几十年以古典革命的方式表達過他們對民國偽現代化的絕望，擁有故鄉的人們應該長點記性。

我即將告別故鄉了。漫天柳絮楊花下起了“六月雪”。我和一大批民工擠上火車，在咒罵和毆打中我在想：也許，關于中國現代化的理論還從未誕生過，因為那些學者們從來沒有在這里擁擠過。“暴風驟雨”已經煙消云散，“小崗村” 的血手印也已經被漂白。黑土地被革命和改革兩次“內卷”耙梳，然而仍然套著种性制的政治籠頭和井田制的歷史鎖鏈。

自從去年妻子和孩子移民海外以后，我一直面對這樣的問候而不知所措：任不寐先生，您是哪里人啊？是的，我是哪里人呢？我想現在我有答案了，我是一個東北人。這种回答和一位政治家說“我是一名伯林人”所持的理由應該是相似的。再見了，故鄉！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當我起飛的剎那，這首歌在万里云空轟然響起

2001年6月8日

摘自 <<万維讀者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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