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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9日訊】 一、 權貴家族的形成
中共的權貴家族發軔於是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官倒”大潮，鄧小平長子鄧朴方的康華公司是其代表（趙紫陽在六四中的悲壯表現所留下的道義形象，使民衆或忘記或寬容八九運動的“反官倒”的鋒芒所向的大人物之一，就是趙家子女）。接著就是九十年代初房地産熱的“圈地運動”和股票熱的“原始股運動”，以鄧小平次子鄧質方、陳雲的女兒陳偉力、王震的公子、葉劍英的公子以及李鵬的老婆和兒子、陳希同的兒子等衆多中共元老級和現任政治局高官的太子党人物爲代表；現在又是方興未艾的上市公司和新經濟的熱潮，在圈地運動和證券熱中已經發了大財的老權貴家族和急欲抓住暴富機遇的新權貴家族都紛紛投身資訊産業，這次的龍頭老大非江澤民之子江綿恒莫屬。
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中，中共的壟斷特權造就了遍佈各個等級的大小權貴家族。舉其縈縈大者就有：元老們生出鄧氏家族、葉氏家族（葉劍英）、陳氏家族（陳雲）、王氏家族（王震）、聶氏家族（聶榮臻）、薄氏家族等；新貴們生出江氏家族、李氏家族（李鵬）、劉氏家族（劉華清）、陳氏家族（陳希同）以及各級官員大小不等的家族。與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相關權貴就有上百個，最近暴光的瀋陽市兩紈絝子弟綁票案所牽涉的權貴，僅這兩大腐敗案大概又要使二個省城的領導層大換血了吧。
1949年中共執政後，依靠手中的絕對權力強制性剝奪全民資産，積累了鉅額黨産，1979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權貴們瓜分黨産的過程。特別是1992年之後，在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又名正言順地開闢了一個“特種行業”–各級黨政部門以及軍隊、武警、公安、司法全部下海經商，而中共權貴家族恰恰在其中握有大權。比如在官、商雲集的廣東，中央一級的黨政系統、軍隊、武警、國政法系統、群衆團體（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團中央）僅在廣州、深圳、珠海三地公開挂牌的經濟實體就高達1500多家，要是加上中央以下的各級黨政軍法以及群衆團體等系統在這裏辦的經濟實體，那將是一個天文數字。就連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以及高等院校、研究所這樣的清水衙門，現在也都變成了經濟實體和利益集團了。這種“有中國特色”的現象，在大陸的每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都有程度不同的泛濫。在這些經濟實體中，當然是來自最高層權貴家族的公司，門面最氣派、實力最強大，因爲它們的權力背景最深。
大陸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徐海法宣佈：自1994年至2000年的六年間，反貪機構共查辦貪汙賄賂等腐敗案件27.7萬多件，縣處級到省部級幹部犯罪13678人，省部級幹部就有21人。每個官員的背後都有一個家族在商場上淘金，並與其他權貴相勾結，形成了巨大的關係網。而在中共不但壟斷著腐敗的特權、而且壟斷著反腐敗的特權的現存體制下，當局公佈的資料只是冰山的一角，沒有被暴光的黑幕裏，不知還有多少個大大小小的權貴家族集團。據境外媒體報道，成克傑被處決之後，在一次中共高層的內部會議上，保了六十四個有問題的省部級貪官。
不用再多舉例證，中共的大小權貴家族暴富就足以透視出整個大陸權貴們的現狀。近些年暴光的大型腐敗案，儘管在表面上大多只限於省部級官員（陳希同和成克傑例外），但是誰都清楚每個大案後面的高層背景。比如沈太福非法集資案就涉及鄧小平的女兒、李鵬的妻子；湛江非法集資案涉及整個北京市委；陳希同貪汙案涉及到李鵬家族；廈門遠華走私案涉及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及其妻子，前政治局委員劉華清的女兒、兒媳。再如，原任廈門市委書記、現任省委副書記的石兆彬的太太，現任福建省人大主任袁啓彤的兩個兒子（一是馬尾公安局長，一是澳門寶□集團負責人），現任省委副書記趙學敏的兒子；省委副書記何少川的女兒等，皆因腐敗案被捕。剛剛審理的廳級幹部蔣豔萍的腐敗案，她的家族–母親、弟弟、妹妹和姘夫–全部捲入其中。中共紀委的辦案人員都感歎說：家族腐敗是近幾年的一個突出特點。
作爲名義上的全民資産的各級代理人，從中共執政那天起就把全民資産當作一黨私産來經營。毛澤東時代，他們在一個政治烏托邦的引導下，通過絕對的權力，任意處置、浪費和揮霍著全民資産，毛澤東想做共産主義盟主的個人欲望，就能夠發動勞民傷財的大躍進，浪費幾千億資産，讓千百萬無辜的人活活餓死。毛澤東想整肅政治對手和塑造共産主義新人，就發動文化大革命，不僅冤獄遍地，而且造成了五千億到七千億的財産損失。被國內外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爲自上而下的通過強制國有化來實現現代化的模式，實際上是完全不顧人的基本權利、尊嚴甚至死活的”屠夫現代化”。在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他們又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全民資産（黨産）變成家族的私産。其實，用”太子党”來稱呼權貴們的家族集團已經不恰當了，應該用”家族党”來重新命名，因爲不僅是太子們，更是夫人們以及所有親朋好友們，一起優先進入贏利回報最佳的市場。中央有中央一級官員的家族黨，各級地方的黨政衙門有地方一級官員的家族黨，甚至一個縣一個鄉一個村都有各自的家族黨。權力有多大，這些家族黨就可以把自己的發財資源擴張到多大。不僅中共執政者的家族集團，就連坐上高位的民主黨派人士的家族，也在急遽擴張。比如榮氏家族的中信公司，從組建那天起就是權貴家族的聯合體；再如亦官亦學的人大常委厲以甯，也是老婆、兒子和兒媳一起下海經商，在短時期內積累起鉅額財富（厲氏家族的深圳市延寧發展有限公司，註冊資金就高達六千八百萬元）。
二、權貴家族與權力托拉斯
國內大權力和國外大資本之間（如江綿恒與王文洋）之間的結盟，權力與權力（如鄧質方與周北方）之間爲了積累資本的結盟，又使其權力資本擴張爲”權力托拉斯”。任何一個被揭出的大型腐敗案，都要牽連到一個”權力托拉斯”，涉及到黨政軍、公安、司法、工商、稅務、海關、銀行等各個權力部門。如果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壟斷是”大資本托拉斯”，那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壟斷就是”權力托拉斯”。前者的壟斷通過激烈的市場競爭，後者的壟斷通過你死我活的官場爭鬥。鄧小平之女鄧榕在談及王震一家時曾毫不隱諱地說：”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無話不談、無事不商，困難之時甚至可以兩肋插刀的莫逆之交困難之時甚至可以兩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葉劍英的次子葉選甯用嶽楓的化名任會長的”國際友聯”就是權貴家族的俱樂部，鄧小平、王震、楊尚昆、譚震林、鄒家華等人的子女都在”國際友聯”中佔據一個位置。
以政治權力爲核心的家族壟斷性利益集團的形成，完全是官本位的中國特色改革的結果。在由”以階級鬥爭爲綱”向”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轉型過程中，執政黨集團始終主宰一切。這個集團握有最大的公共資本–對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實行全面壟斷的權力，包括對社會公共資源進行再分配的主導權。中共叫做”國有資産”,實際上是”黨産”，即把全民資産通過壟斷的政治權力轉化爲一黨的私産。這是毛澤東留給執政黨權貴集團的最大遺産，不僅是特權制度，而且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經濟資源。這筆鉅額遺産的積累，完全來自1949年中共執政後對民間資産的強制性剝奪。”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執政黨依靠專政機器完成了黨産（所謂的國有資産或公共財産）的原始積累。這是世界上最迅速最徹底也是最血腥的資本積累，以至於在大陸中國的廣闊版圖內，沒有一寸土地和一分錢是民間的私人資本。幾乎是一夜之間，農民對祖祖輩輩生活於其上的土地不再具有所有權和支配權，商人和企業家通過幾代人的創業而積累的財富變成了執政黨的資産。他們曾經是私有財産的合法擁有者，不但在中共執政後失去了合法性，失去了財産，而且有太多的業主本人及其家族的生命都無力保住。當每個人的基本生活必須仰仗於政府之時，人就等於被剝奪了一切，只能充當馴順的工具和奴隸。
正是依靠這樣野蠻的原始積累，毛澤東及其中共才自信有資本有能力同時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才不顧老百姓的死活使自己成爲少數幾個核大國。蘇聯爲了對抗美國，把國民生產總值的25％以上的資源用於軍備競賽。雖然大陸中國用於軍備的經濟資源沒有確切的統計數位，但是決不會少於蘇聯的比例。毛澤東爲同時抗衡、美，發動”備戰備荒”的全民運動，浪費的程度已經達到隨心所欲。現在，由於海峽兩岸之間的僵持，中共執政者又開始走毛澤東的老路，江澤民一心要做大國領袖，一群知識精英再次鼓吹強國戰略，因而使這幾年國防開支劇增，僅從俄羅斯購買武器一項，就高達二百億美元。而且沒有征得納稅人和人大會議的辯論和批准，幾個常委甚至就是一個軍委主席的大筆一揮就撥款了。
三、作爲中國特色改革産物的權貴家族
無論從道義上講還是從效率的角度講，在毛澤東遺留的制度背景下進行經濟改革，其首要目標都應該是還歷史的舊帳–還産於民，而不應該是單純的提高經濟效率，最起碼，應該是還産於民和提高效率同時進行，就是不學蘇東式的一步到位的“休克療法”，起碼也要象當年威權體制下臺灣的土地改革（贖買型）和民營化（政策優惠型：信貸、外匯、稅率的三優惠）那樣。而我認爲，以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所犯下的罪惡和所造成的財産揮霍來說，大陸的改革應該在保證個人應得權利的基礎上進行，即便象蘇東的改革那樣，以經濟效益的暫時損失來換取每個人應得權利的歸位也在所不惜。從長遠的利益計算著眼，蘇東式的“社會公正優先”的改革所付出的社會綜合成本，肯定要比大陸中國式的“經濟效益優先”的改革小的多。蘇東是用暫時的經濟效益上受損的成本，換取了一步到位的政治上的社會諸權利平等；大陸中國是用經濟上的效益高增長來維護政治上的社會諸權利的不平等。其結果是，蘇東的社會轉型不僅在個人權利方面和綜合的社會效益方面獲得了根本性制度保障，而且在經濟效益方面也達到了長遠利益的保障。而大陸中國的社會轉型只有暫時的經濟效益高增長，而且這種高增長的最大受益者又是占不到總人口5％的權貴們（他們把占國民生產總值20％的財富據爲己有），而付出的代價卻是占總人口95％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受損，進而是綜合社會成本的超常高昂：競爭的嚴重不平等、分配的畸形不公、人權的沒有保障、政治的普遍腐敗、道德的徹底淪喪、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社會仇恨和社會不穩定的幾何級數式積累……
換言之，由計劃經濟舊體制向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轉型，在根本上不是一個單純增量改革的舊體制局部調整的過程，而是一個由非人性制度向人性制度的轉變過程，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同步漸進式改革。這種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既有規則的平等又有效益的提高，既有個人致富又有社會公正，其關鍵的第一步是還産於民，使私有産權在法律上得到明確保障，使傳統的所有者缺位轉變爲所有者歸位，因爲它既能夠使應得權利歸位又能夠提供良性的利益激勵。所以，應該是交易的市場化和所有權的私有化的同時進行，即便採取漸進的方式，也應該是二者的同步漸進，而不應該在不改變黨有制的基礎地位和所有權的歸屬真空的框架內，只進行以提高經濟效率爲目標的單項增量改革–下放有限的管理權和有限的市場調節。這樣的修修補補的改革必然導致壟斷權力對市場的控制，使改革變成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的權貴私有化和代理人尋租式腐敗的制度化普遍化，也就是權貴的既得利益越來越深的制度化，使政府提供“善政”或公正規則和客觀裁判的功能急速喪失，使本來作爲社會公器的政府變成極少數權貴牟取私利的私具，使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産品的實際最大受益者皆是極少數權貴家族。
公器一旦變成私具，公共資産就變成了特權者的個人私産，權貴們和各級代理人從這種所有權缺位的增量改革中撈取的利益越大，維護舊體制的頑固阻力就越大，建立新體制的難度也隨之遽增，以致于最後形成一種最大受益獲利集團之間的剛性同盟，非經過暴烈的社會革命而無法打破。到了這一步，就是死結，解開這個結也就意味著社會的全面崩潰。
現在，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年，但在還産於民（應得權利歸位）的制度改革方面幾乎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即産權改革仍然沒有進入實質階段。在立法方面，雖然1999年的修憲進一步明確和加強私營經濟的地位，但是私有財産的合法性並沒有明確到所有權的層次，仍然沒有作爲不可侵犯的神聖權利寫入憲法。憲法上只有“國有（公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而沒有“私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這種對私有財産權利的憲法歧視是一切相關法規歧視私營經濟的最高法律依據。只要這種憲法性歧視不變，整個制度對私營經濟的歧視、政權對個人的控制和抽象的整體利益對個體權利的扼殺，就不會有根本的改變。
在現實中，産權關係就更不清晰。七十年代末開始的農村家庭聯産承包制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開始於1984年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改革已經有十六年了，1992年開始的房地産行業的土地使用權交易改革也有近十年了……但是，這些改革直到今天仍然沒有進入實質性産權改革的階段。嚴格的講，它們只是政府把所壟斷的所有權面向社會的部分租賃，農民、企業法人和房地産開發商以及商品房的購買者，只是土地、企業、房産的承租人，而不是産權的擁有者，政府仍然握有隨時收回的強制性權力，一句“國有資産流失”就能中斷租賃合同，使承租者血本無歸。
以“青天”著稱的朱鎔基就任國務院總理之後，在所有權改革方面，喊的最響的改革口號居然還是大言不慚的確保 “國有資産的保值增值”和“國有資産的運營安全”，而對私營經濟資産的保值增值和安全運營卻漠不關心，對國有資産的産權的未來歸屬，仍然沒有明晰的可操作的處置方案。在最近發佈的“十五計劃綱要”中，朱鎔基總理還信誓旦旦地宣稱：要切實保證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決不能把國有資産量化到個人。這就等於是在宣佈，在中國加入WTO的五年準備期內，權貴們仍然享有優先瓜分國有資産的特權。在中國的體制下，不把國有資産公平地量化給個人，就只能意味著把所剩無幾的國有資産不公平地量化給權貴們。
四、作爲最大受益集團的權貴家族
正是中國特色的官本位改革，使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都聚集在政治權力的周圍。在改革的全過程中，每一次利益再分配的擴大，他們都是最大的受益者。恢復高考，他們個個都是狀元；平反冤假錯案，他們得到了最優惠的補償；放洋留學，他們想去哪就去哪；包産到戶，農村的各級政府官員最先擺脫貧困；放權讓利，他們要權有權要利有利；價格雙軌制，他們是最大的倒爺–官倒；房地産熱，他們握有土地審批權和優先的廉價購買權以及炒地權；炒股票，他們得到白送的原始股和大量別人不知道或晚知道的資訊；建立市場經濟，他們有優先的甚至排他的准入證；企業上市，他們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起碼也是董事會成員；甚至在國營企業的脫困中，他們也佔據著最有利的位置，把剝離掉的不良資産轉嫁給社會弱勢群體，把正常上市的或通過債轉股上市的良性資産據爲己有。新經濟興起，他們就紛紛搶先進入，佔據最優勢的位置和最大的市場份額，他們嚴格控制市場，率先得到與境外新經濟巨頭合作的機會，江澤民之子江綿恒就是最典型的實例。還有收不完的“權力稅”，從進出口批文到企業上市，從承包工程到個體書商向出版社買書號，幾乎沒有不受權力操控的市場，找不到沒有准入歧視的行業，政府主管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的准黑市遊戲規則主宰著所有經濟行爲。
這些權貴家族所瓜分的全民資産，據官方學者統計平均每年爲9875億-12570億之間，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2％-16.8％ 。而民間學者認爲，最保守的估計也要占到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20%。即便不算上每年以將近400億美元的流失速度轉移到國外的資産，僅就國內銀行中六萬多億的存款而論，其中的80%歸富人們所有。再加上吃喝等消費揮霍每年三千億到四千億資産，權貴們在大陸中國的財富中所佔有的總額，將是一個無法想象的天文數字。現在，大陸中國的貧富差異之懸殊已經遠遠超過了國際警戒線，民間調查的基尼係數高達0·59，而國際警戒線僅爲0·4左右。
最近，爲了加強對股市的監督和規範，朱鎔基請來了香港的金融專家，但是，一種制度性的頑疾，決不是增加幾個廉潔的技術官僚就能醫治的。以朱鎔基爲代表的廉潔勤政的監察官員，不但人數少得可憐，而且他們只有所剩無幾的道義優勢和無法動員、無法利用的民意支援，而那些腐敗的權貴家族卻擁有難以比擬的制度依靠、人際資源和資訊優勢，他們通過官官相護和欺上瞞下的手段來謀取私利的效益之高，甚至培養出一種官場上的賭徒人格，下注之兇狠可以不顧任何後果。而一朝得手便能夠一通百通，幫助他們在官場競爭中獵取更高的權力，編織更大更深的關係網和保護網，獲取更大的私利。
這樣，中共體制內的每個官僚都處在以權謀私、一本萬利的暴富的誘惑和激勵機制之中。想在這樣的體制中遏制這樣的腐敗，即便沒有道義上的阻力而僅僅從技術上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傾盡政府財政招攬監督人員和優化監督技術也是難以完成的，因爲腐敗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各級代理人和監督者。而政治參與渠道的阻塞、獨立司法的荒蕪和言論自由的缺席，則使受損最大監督欲望最強的社會弱勢群體被排除在參與權、監督權和知情權之外。
當一個社會的腐敗案件的公佈權、調查權和懲治權都控制在執政黨手中時，不但腐敗成爲權貴們的專利，而且反腐敗也是權貴們的特權，怎麽可能取得治本的效果。另外，道德的淪喪，導致人人渴望能夠腐敗的特權，人人都是潛在的腐敗者，民衆對腐敗的強烈不滿，不是基於正義，而是基於”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嫉恨心理。民間自發的反腐訴求缺少道義的支撐，恐怖政治之下的風險和利益計算，使民衆無法形成持續的群體性的反腐壓力。而極少數敢於承擔風險的道義之士的挺身而出，不但得不到政府的保護和支援，而且也得不到民間的公開而廣泛的持久支援，他們的義舉受到嚴酷的打擊和鎮壓就是必然的。
十年前，高薪和何瀕合著的《中共太子党》一書，在海外很暢銷，連續十幾次再版。這本書在港臺成爲資本家來大陸市場做生意的進入指南。現在，隨著新太子們取代老太子，中共的權貴家族的權力與資産的規模又有了迅速的膨脹，形成了蜘蛛網一樣權貴家族利益集團。正是在這張網中，那些結網的關節點即呈現於每個大陸人眼前的執政精英，利令智昏的豬哲學使這個執政精英集團整體性地陷入喪心病狂的富貴攀比之中。每一個當官的後面，都有龐大的關係網，爆發戶式的家族資本積累，就在這張網中完成。這是一個絲絲相連的蜘蛛社會，其綱舉目張之綱，就是政治權力。而政治改革必然要觸動這種權力，也就等於是要剝奪權貴家族所享有的各種特權，還有變天過程中或變天結束後被清算的恐懼感，即便執政者本身有改革之心，家族利益也決不會允許。他們怎麽可能主動放棄能夠輕易地佔有國民生產總值的20％財富的特權。
五、主動洗刷罪惡是權貴家族的唯一出路
所以，大陸轉型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執政精英及其權貴家族與民間的一批有理性的自由主義精英和極少數有良知的執政精英之間的合作，一方面進行廣泛的理性啓蒙，呼籲民衆的理智和對未來收益的遠見，以不清算權貴們的不義之財來換取執政精英對政治改革的承諾；另一方面從現在開始，權貴們把他們的不義之財通過投資公益事業逐漸向社會返還，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體制，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同時著手建立公正的市場規則和分配規則，使剩餘國有資産的再分配具有權利平等的社會公正性，使致富者的財富具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和起碼的道義辯護的理由。用索羅斯勸告俄羅斯的話說，就是怎樣把“強盜資本主義”轉變爲“合法資本主義”；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也曾勸告中國，要搞就搞“自由資本主義”，而不要搞“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隨著可以帶來暴利的房地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回報逐漸萎縮，隨著可以被瓜分的國有資産越來越少，政治特權和壟斷行業給權貴們帶來的預期收益也隨之降低，加之官場上權力爭鬥的險惡，利用經濟犯罪置政治對手於死地的手段之運用越來越頻繁，已經發了大財的權貴們基於長期的利害計算，基於對財産及生命安全的恐懼，未必不擁護政治改革。如果能夠把黑錢洗淨，如果政治改革可以不追究其資本積累的罪惡，推進政治改革對他們來說肯定是利大於弊。而避免追究的最佳方式，就是權貴們主動地實施政治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必有多大的良知，只要有足夠的智慧，就能通過長遠利益的計算，得出必須推進政治改革的結論。
否則的話，由於大陸的權貴們在瓜分和積累財富上過於濫用權力和肆無忌憚，使最廣大的弱勢群體受到了太不公正的對待，權貴們手中的鉅額資産沒有任何可以從道義上進行辯護的理由，一旦出現局部失控，極有可能使任何理性的、對未來負責的和解呼籲，被民衆長期積壓的不滿所演化出的普遍非理性仇恨和急功近利的短視所淹沒。“新左派”、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傳統毛派就會借機高舉民粹主義的大旗，利用民衆長期積累的不滿和仇恨，進行再一次毛澤東式的革命，全面回歸傳統舊體制。
換言之，在人們的利益意識覺醒之後，中共在利益重新分配中的牟利方式，正在成倍地積累社會的不滿、仇恨和高昂代價，而積累仇恨就是種植和培育爆炸性動亂。中共的統治方式正在製造自我毀滅也毀滅他人及整個國家的力量。
也許，中共政權還心存僥倖，以爲在中國的傳統中，古代帝王統治的一個朝代大都能延續幾百年，爲什麽我黨不能？但是，古代帝王的統治是建立在三個起碼的前提上的：1、完全封閉的對外關係，使其體制受不到任何外來體制的挑戰，因而其政權沒有在開放的對外關係中的那種國與國之間相互競爭的壓力–實力競爭和制度競爭。中國舊體制之所以在被迫打開國門後迅速崩潰，主要原因不是國內的精英和民衆觀念的迅速現代化，而是外來的競爭壓力使然。當人們在不同制度之間的競爭中發現了自身制度的落伍和更優越的制度時，傳統制度的瓦解也就開始了。同時，全封閉的時代，你可以關起門來胡亂折騰，可以按照統治者的意願自說自話，但是只要進入了全球體系，就必須遵守國際規則和全球倫理。現在的國際規則的倫理基礎是“人權至上”，《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就是這種全球倫理之體現。2、小農經濟基礎必然逐漸瓦解。傳統帝制是建立在分散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而一旦進入世界競爭體系，國家之間的國力競爭主要在現代的工業、高科技、金融業、服務業和資訊産業之上，不管願意與否，要應對外來的挑戰和競爭壓力，就必須放棄傳統的小農經濟而選擇工業化、金融化、高科技化。事實上，中國一百年的現代化就是工業化的過程，中共執政後引以爲自豪的經濟成就也是初步地建立了完整的民族工業體系。所以，在小農經濟逐漸消失的現代化過程中，傳統帝制也將失去長期存在的基礎。3、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失效。自從中國第一次打開國門後，傳統的意識形態的觀念整合能力便急遽流失，五四運動使這種量的急遽流失變成了質的意識形態更替，在外來觀念紛遝而至的混亂中，中國人最終選擇了馬列主義的中國版–毛澤東思想。那時的中國人，還並不真正瞭解西方的自由、民主、憲政、人權、議會、三權分離等觀念及其制度安排的真義，毛澤東及其中共用一套民主的華麗辭藻和人間天堂的烏托邦說服了民衆，再次採用暴力強制、閉關鎖國的全封閉模式和大公無私的新人說教來維持著獨裁體制。但是，毛澤東時代的災難也再一次促使中國打開國門，再一次面對落伍的現實和國際競爭的壓力，再一次在國與國的制度競爭中進行選擇，而這次選擇的背景是毛澤東時代的大災難。虛僞的民主裝璜、虛幻的人間天堂和共産主義新人理想統統破産，加之二十世紀末共産主義試驗的全球性失敗，中國人對西方現代觀念的接受和理解已經達到難以被欺騙的程度，中共只能靠暴力所製造的恐懼使人們做到表面上的認同，而在內心深處卻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特別是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使中共的意識形態越來越缺少吸引力了。
國門不可能再關閉，小農經濟不可能再成爲統治的社會基礎，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不可能再有道義上的說服力和凝聚力。
當中共統治的意識形態的說服力和合法性喪失之後，當人性由無私奉獻的工具還原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之後，市場經濟、私有産權和憲政民主等制度的優越性就越來越具有吸引力。自由競爭–不僅是市場經濟，也是政黨之間、學術創新之間、倫理規則之間、思想觀點之間、宗教信仰之間的競爭–所爭的是如何以更完善的法治秩序更好的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創造更高的效益，從而更充分地挖掘人的創造力和滿足人們的需要。對人的自利本性的正視、理解和尊重，一方面把利益的競爭變成了刺激人的創新能力的競爭，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的競爭，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競爭，正是在這種良性的競爭中，社會總體生産能力會隨之提高。另一方面，把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主人與公僕、股東與雇員之間的關係，把政客之間、政府之間的競爭變成爭取民意、降低管理成本的和平競爭，政客越來越尊重民意，政府越來越便宜高效，政治制度越來越具有人性。於是，道義合法性和利益計算之間、社會公正與效率之間達成了良性的平衡狀態。對局部失衡也不必被迫地以大動干戈的強權暴力或革命來恢復，只需要自覺的持續不斷的漸進改良就足以完成。
當對人的各種權利的保障越來越趨於完善，人的創造力的發揮空間越來越自由，人們的生活和福利越來越提高之時，國家的綜合實力也就越來越強大。世界現代史已經雄辯地證明，西方國家之所以成爲全球競爭中的優勝者，主要不是由於自然資源上的優勢，而是依靠制度上的優勢。制度優勢可以彌補資源不足，使其所具有的綜合實力，遠遠超過其人口規模和自然資源的先天競爭力。反過來，制度劣勢只能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把本來具有的資源上的先天優勢人爲地消耗成後天劣勢。
如果權貴家族能夠正視歷史趨勢和身邊現實，從現在開始洗刷其權力和資本相勾結的罪惡，拿出通過肮髒的手段積累起來的鉅額資産的一部分回饋社會，並積極推動以建立“社會公正”爲目標的政治改革，那麽象菲律賓的馬科斯家族和印尼的蘇哈托家族那樣的被清算的命運，還不至於落到大陸中國的權貴家族頭上。因爲。從目前已經完成社會轉型的國家所積累的經驗上看，凡是被清算的獨裁者及其權貴都是被迫下臺的，而主動推進制度轉型的執政者，還沒有受到新制度追究的先例。
2001年3月20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中國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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