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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7日專欄】 把傑出的東方文學家魯迅與傑出的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放在一起﹐也許會給人牽強的感覺。然而﹐如果從知識分子應該講良知的角度講﹐二人皆是各自民族的偉大良心。我把兩人放在一起﹐也是因為在讀書時﹐看到他倆對民族主義的論述竟是驚人的一致﹕民族主義是懦夫與獨裁者的面具和避難所。

魯迅先生的話﹐國人大都熟悉﹕“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的宣戰。……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于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裡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顯然﹐魯迅很清楚愛國主義容易滋生專制性的狂妄和黨同伐異﹐更容易成為群體性的懦弱和虛榮之面具。

哈耶克對民族主義的評述﹐雖然在詞語上沒有魯迅這樣激烈﹐但是在智慧的冷靜中更有尖銳的穿透。他在自白式的著名文章《我為什麼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中﹐陳述的理由之一﹐就是民族主義者常常就是保守的。他指出﹐愛國主義起碼有二個方面的特徵﹐容易導致文明向野蠻的退化。第一﹐制度建設上﹐愛國主義容易成為強制性的理由。他說﹕民族主義常常是通往集體主義的橋樑﹐在國家利益的名義下把所有資源置于政府的管制或命令之下﹐以多數的名義實施暴政。而這恰好與自由制度背道而馳。第二﹐愛國主義容易導致言論自由的喪失﹐導致在辯論中不尊重對手的自大和霸道﹐因為愛國者常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祭起國家﹑民族﹑群體等整體利益的大旗壓迫別人服從和沉默。他說﹕那些經常以“某種理論出自某國”作為否定性論據或肯定性論據的論辯﹐根本不是真正的辯論﹔或者“僅僅因為一種錯誤的或邪惡的理想出自本國一位愛國者的構想﹐就將它說得比其他理想都好﹐當然也不是真正的辯論。”例證太多了﹐如希特勒的歇斯底裡的鼓譟之被德國人接受﹐就因為他的煽動起了狂熱愛國主義激情﹐他被作為拯救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如薩達姆的稱霸海灣的野心和對抗世界主流文明的無賴行為﹐都聲稱是捍衛伊斯蘭民族的聖戰。

我想補充的只是﹐當共產主義極權已經不可挽救地頹敗之時﹐愛國主義已經越來越淪為專制者們抗拒自由民主的普及化的最後借口和政客們的工具﹐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的重要借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從另一個角度講﹐愛國主義從來就不能﹑現在更不能作為自由秩序和普遍正義的倫理基礎。而在後殖民時代的今天﹐愛國主義已經無助于人之自由的獲得和擴展。

2001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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