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是一种幼稚病

肖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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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日訊】愛國主義是一個崇高的字眼。但惟其如此,它也容易被利用,被誤導。何況,同一個“愛國主義”詞匯之下,可能有著非常混雜甚至截然對立的情感、心態、价值觀和行事原則。當近年來“愛國主義”頻頻出現于政界要人之口,出現于大報社論、廣電傳媒和各類文章中之時,當愛國主義的宣傳和某些事件的發生使得許多普通百姓也情緒亢奮之時,對它進行理性的審視和辨析是很必要的。其實,這种審視和辨析早就有人進行過,只是,此間以“愛國主義”要求于人的人從不聲張這一點。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了解了解先賢們的見解是很有益的。

一、托克維爾和海涅如是說

托克維爾曾把愛國主義區分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他指出,本能的愛國主義把國家人格化,視君主為國家化身。這是一种輕率的激情,風行于舊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時,它能暫時激起強大的力量,卻難以持久。富有理智的愛國主義來自真正的理解,在法律幫助下成長,隨著權利的運用而發展,它堅定而持久。通過對富有理智的愛國主義所作的界說,托克維爾從國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關系上揭示了持久愛國心的真實源泉。今天,從那些以尊重每個個體生命的价值,保護每個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為立國原則的國度,從那些到處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國存在的地方,我們很容易發現:無須宣傳、無須灌輸,人們身上自發的就廣泛具有這樣的愛國熱忱。

德國偉大詩人和愛國者海涅則有過著名的法式愛國主義和德式愛國主義之分。他說,法國是個文明之邦、人道之邦、進步之邦。法國式愛國主義不僅在于愛自己的家邦,這种愛還及于整個文明世界。當德國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放逐在外,法國張開雙臂接納了他們;當德國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而大批逃离國境,途徑法國前往阿爾及利亞或別的什么地方另尋生路時,流亡法國的海涅親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國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樣熱情地向這些顛沛流离的難民隊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連乞丐也把自己討來的面包掰下一半給他們。這是一种使人溫暖,使人心胸開闊的愛國主義。而德國式愛國主義在于仇恨法國人,仇恨文明和自由,它使人心胸狹窄、冷酷無情,滋長一种粗野精神。這种粗野精神卑鄙無恥地放肆反對人道主義,反對普遍的博愛精神,反對萊辛、歌德、席勒等偉大人物終身尊奉的世界主義。

二、狹隘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及其變种

海涅說的兩种愛國主義,前一种其實就是在歷史上早已遺禍無窮的民族主義。鑒于近代以來民族主義反复引發戰亂的歷史事實,愛因斯坦有一個論斷:“民族主義是一种幼稚病,是人類的麻風病。”這話很刺耳,但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以慘痛代价提供了證明,當代世界那几個飽受戰禍之苦的地區還在不斷提供新的證明。

民族主義具有托克維爾所說的“本能的愛國主義”那种輕率的激情,但還多了一种使本民族發展滯后的護短情緒和向外宣泄的破坏性情緒–仇外排外。民族主義往往還具有“本能的愛國主義”那种把國家人格化,拿君主當國家化身的特點。輕率、護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國家人格化和視君主為國家化身,極易被政治野心家及其文化附庸誘向一個危險原則:愛國就是忠于國家政權。這一原則把人民的權利典押給政權,使愛國主義蛻化為對現實的奴顏婢膝,因而成為使強權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義是依戀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無限夸張和過度膨脹的產物,它具有團體自戀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特殊性的傾向。團體自戀使民族主義与批評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評性的自我分析卻是一個民族在失誤中得以走出迷誤的自我矯正力量,從而也是防止災難的基本條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傾向被政客強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點。

專制國家的當權者對這种愛國主義情有獨鐘。因為,當他們祭起這面旗幟時,自己勿需付任何代价,卻可收獲由它帶來的一切好處。比如,他們既可以在自己已經喪盡人心,統治不能照舊進行下去時利用愛國主義口號來蠱惑人心,擺脫困境,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代表和英雄,煽起民族主義狂熱,讓人民心甘情愿為他們的野心賣命。民族主義狂熱在極權主義國家很容易煽起,這是因為它可以使地位卑下的老百姓在集體亢奮所造成的眩暈中暫時產生一种自我認知上的錯覺,誤以為自己是一個強有力的整體的一部分;還由于自己附著于一個龐然大物之上而產生一种虛幻的力量感,這种幻覺掩飾了他們在現實中面對強大的壓迫机器時的軟弱無力。而民族主義對公理的拒斥使它不能容納人道主義的普遍价值,它調動起人類本性中的暴力傾向,把人從文明社會的共同道義標准的束縛下解脫出來,一旦指向了外族,密鑼緊鼓的“愛國主義”宣傳便成了大規模殺人的前奏。而為政者在無理性地擺弄國家力量挑起爭端后,當情況變得于己不利時,還可以利用“愛國主義”的蠱惑在需要時拿人民作人質,作人肉盾牌。有鑒于此,當代一位思想家把當權者挂在口頭的“愛國主義”視作政治流氓手中最后一張王牌。這些流氓用它去敗坏國民,使國民白痴化,他們就正好從中撈取好處。

這种敗坏人心的“愛國主義”有許多亞种,最常見的一种是官方的愛國主義。它直接派生于“愛國就是忠于國家政權”這一原則,并對這一原則作了絕妙的詮釋:愛權勢者之所愛,攻權勢者之所恨。于是,官方的愛國主義者們吹捧權力,掩蓋罪惡。無論這權力把國家糟蹋成什么樣子,無論在其卵翼下崛起一股又一股無惡不作的勢力,國家越來越成為惡棍加庸才的樂園,官方的愛國主義者都視而不見。不僅視而不見,還拿癰疽當寶貝,把分明導致國家衰頹腐坏的病灶夸耀得艷若桃花。當權勢者作了惡,他們則小心地抹掉作惡的痕跡;當權勢者屠刀高舉,他們使暴力得到所需要的辯解,而他們攻訐的矛頭卻徑直指向那些挑戰黑暗的真正愛國者。官方的愛國主義好處太多,所以不乏有人去充當。在普希金時代,有個臭名昭著的“俄羅斯語言愛好者座談會”,其成員就是這樣的人。在他們的愛國主義口號下作出的著名愛國行動就是寫了許多詩來贊美沙皇,寫了不少密扎和檄文來密告和討伐沙皇的眼中釘。像普希金這樣思想自由、獨立不羈的作家正是他們的攻擊對象。他們的“愛國”行為換來了他們想要的犒賞:嚴禁結社的沙皇卻承認和支持這個“文學團體”。

19世紀的德國在歐洲是政治上最落后最專制的。對于优秀的德國人來說,受迫害被放逐几乎成了他們的宿命。像海涅等繼承了18世紀啟蒙傳統、對黑暗決不妥協的偉大詩人,遭受的不僅是放逐,還有斷其生路的對作品的全面查禁。海涅的作品揭露了德國的腐敗和墮落,諷刺了德國人的奴性,又致力于向德國人介紹法國的政治、社會、藝術和文學,致力于消除法、德兩大民族之間的隔閡。而民族隔閡對于專制統治者來說,是賴以保持權力的堡壘。海涅遭到政府嫉恨是必然的。官方的愛國主義者們心領神會,千方百計詆毀流亡中的偉大詩人。他們就海涅青年時代崇拜過拿破侖而詆毀他“無祖國觀念”,就海涅接受法國政府年金一事而詆毀他被法國收買,就海涅揭露德國的黑暗、諷刺德國君主而詆毀他污蔑德國的貞洁。對這些惡意中傷,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弗蘭茨梅林予以回擊,指出是“官方的愛國主義者”出于他們的民族、政治和社會偏見而詆毀海涅,梅林說:“拿破侖從猶太人肩上卸下了使他們玷污受辱的枷鎖,給他們打開了通往近代文化的大門,假如他們不去景仰拿破侖而去景仰普魯士大王腓特烈威廉和其他德國君主,那他們真是傻瓜了”。關于海涅同歐洲其他許多流亡者一樣接受法國政府的年金,梅林揭露是德意志聯邦議會查禁了海涅全部著作,陷詩人于無計糊口的境地。他說:“假如一個德國詩人依靠法國政府年金為生是一种民族恥辱”,那么,這恥辱并不落在海涅身上,因為他沒有義務“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倫家族的榮譽而成為餓孚”,“恥辱也不落在對受到無恥迫害的人們加以保護的法國政府身上,而應歸咎于作為德國君主走狗的德意志聯邦議會”。至于海涅關于德國狀況的詩文,任何一個有良种、有健全感悟力的人都不會感受不到字里行間搏動著詩人對故國的懮心和深沉的愛。

官方的愛國主義在我們身邊也不乏表現。那些公款出國溜達過一遍又一遍的“公仆”,當他們在國外窺見了人家的公仆受到的重重制約,他們真的是很熱愛對他們几乎毫無制約、并且使他們八面威風的條件。

三、与世界主義并行不悖的愛國主義

海涅贊揚的使人溫暖和心胸開闊的愛國主義,是与世界主義相聯系的愛國主義。在歐洲,這种愛國主義几乎是啟蒙時代以來包括海涅在內的所有先進分子共同遵奉的。他們認為,每個人都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民族國家的一員,又是人類的一員。在這雙重身份中,人類一員的身份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有這种雙重認同的人熱愛和忠實于自己的祖國,但在這种愛和忠誠之上還多了一份對人類的忠誠和對人類命運的關怀。

正是后一种忠誠和關怀使得對祖國的愛并不模糊他們的是非感,不削弱他們對公義的尊重。在這些人身上,愛祖國最深切地表現在對于祖國文明、進步的熱望和致力于使祖國成為全體人民自由和幸福的保障。這种愛類似于托克維爾說的富于理智的愛,但又超越了它。因為,對祖國的進步、文明和人民生存狀況的關注意味著一种更具責任感的愛。這种責任感要求對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興利除弊的決心。他們忠實地為祖國服務,而當國家處于停滯和衰頹之際,他們不顧個人安危地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國蒙羞含垢的丑惡現象而奔走呼號;當國家淪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于黑暗之時,又是他們勇敢地揭露黑暗、撞擊黑暗,并致力于喚醒酣睡中的主權者。

這方面,請想一想伏爾泰、狄德羅等啟蒙思想家們為法國所做的一切,席勒、海涅們為德國所做的一切。擴大了的愛和忠誠也使他們注視著更廣闊的世界,与所有人的命運發生共鳴。由于這种世界主義的胸怀,酷愛自由的潘恩宣布“哪里沒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鄉!”詩人拜倫奔赴戰場,為希腊的獨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而當自己的國家處于非正義地位時,出于對人類的忠誠,他們甘冒被同胞誤解、孤立、圍攻的危險起而反對。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事件發生后,雨果憤然怒斥他的國家參与了可恥的暴行。當民族主義情緒彌漫法國和全歐,各國人民在戰場上互相殘殺,羅曼羅蘭毅然決然發表“超越混戰”的政論,反對國与國的仇恨,指出,“以為熱愛祖國就一定要仇恨別的國家”是野蠻而愚蠢的。他還向自己的民族、也向全世界發出尖銳的提問:“公正還是祖國!”“良心,即永恒真理還是祖國?”

無疑,所有這些都屬于一种更高的愛國主義。無論像海涅那樣稱之為世界主義,還是如當代許多思想家說的對“公理和良心的共和國”的忠誠,今天,這种愛的存在對于到處泛起的民族主義狂熱情緒是一种矯治,對于飽受其苦的人們是一种慰藉;而無論在各個民族國家還是在整個世界,這种愛也是一种抗擊野蠻、遏制罪惡的力量。

四、不同的愛國主義者,不同的際遇

真正的愛國不是愛現存秩序,更不是愛權勢人物,而是胸中裝著祖國的命運、人民的疾苦;不是贊美病態,而是為著國家的前途向它們挑戰;不是忠于哪個政權,而是忠于良心、忠于公理。這樣的愛要不斷的同偏見和利益集團作斗爭,常常是沉重的,甚至需要付出慘痛代价的。為此,伏爾泰一生与巴士地獄和逃亡生涯結下不解之緣,海涅只能在异國他鄉痛苦的遙望和思念故國,与群眾性迷狂進行艱苦斗爭的羅曼羅蘭不得不承受誤解、孤獨和敵意。

与此相反,那些愛現存秩序,媚上媚權、戴著鐐銬賣弄風騷的“官方的愛國主義者”愛國愛得十分輕松。他們無須為國家的前途焦慮,只要能撈到好處就愛;更無須為大眾的生存狀況懮心,他們經常挂在嘴里的無論“人民”也好,“群眾”也罷,不過是只具統計意義的抽象數据。在他們那里,“愛國”成了邀功請賞的工具。而腐敗份子的愛國則是對保護他們魚肉鄉里、蹂躪人民的机制的真情實意。至于專制者的愛國主義卻是拿無數人的生命來作詮釋的,在他們的“愛國主義”口號背后透著一股濃濃的血腥味。而需要流血的正好是那些被煽起狂熱,把仇外排外當愛國主義的普通民眾。

在這許多愛國主義中,前一种愛國主義不僅需要辯識是非的智慧,還需要極大道義力量的支撐。專制主義者的“愛國主義”需要的是權謀和視別人生命如草芥的冷酷無情。而另几种愛國主義只要有愚蠢或無恥就夠了。

由于愛國主義种類繁多,善良的人民不能不留心有人拿它編織美麗的陷阱。

原載《 聯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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