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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8日訊】

政治性的精神治療手段在中國廣泛采用

長期以來，精神治療作為一种政治壓制的手段在中國一直是個配角。共產党通常采取公開鎮壓，警察暴力及變革性的司法審判。异議者被藏入監獄或勞教所。但在鎮壓法輪功運動中，用精神治療對待政治异議者的手段又被大量采用。

蘇黎世新報5月17日于北京報道: 誰要是對中國共產党進行批評，一定是瘋了。大量的傳播媒體不是每天報導著新見聞：中國人現在過得很好，他們活得有价值，前途似錦？那些外國來的最高層的國家領袖及企業家不是恭敬地握著北京領導人的手嗎？不是到處都蓋起了新房子，把過去的令人感到羞恥的舊房子拆除了嗎？誰要是對在公園里從擴音器里播放的令人振奮的消息不聞不問，對穿著彩衣的少女挂起的橫幅視而不見，對給百姓帶來的那獨特的共產-資本主義不祝福的話，他肯定不怀好意，或者是瘋了！無論如何那些給中國的准則下定義和制定相應的法律的人是這樣看的。那些發表對政府不友善言論的人，寫“反動”信件的人，或對國內國際上發生的重大事件散布异議的人，在今天被普遍定義成“政治精神病”，警察接受指令，把他們送到精神病院去，監禁隔离起來。

前蘇聯的樣本

用精神治療的手段對待政治异議者在中國并非是件新鮮事，然而据權威專家指出，此方法在一段時間里卻有加劇的趨勢。MUNRO.ROBIN是倫敦大學的研究學者，他在最近一篇具轟動性的文章(見注)中指明，共產党的領導者准備為“犯罪的精神病人”成立一個由精神病診所組成的特殊聯絡网，它被命名為“安康”，這個聯絡网將由公安部主管。MUNRO認為中共統治者為鞏固自己的權力，尤其自一年半前法輪功運動開始以來，又廣泛使用精神治療的手段。他舉出大量具體的案例來證明自己的論述，這些案例也被人權組織机构如國際人權特赦組織或人權觀察所熟知。

中國人信賴這种精神治療的手段。早在解放后不久的中國，人們便照著前蘇聯的樣本把對政府的批評者關在精神病院里，而到文化大革命時它就被極度使用。在介于1966 到1976那災難性的十年里，一個不合自己口味的人很容易被視為精神病人。人類心理學被官方鄙棄；心理健康被与具體的政治態度划等號。當時在某些病院里有多達70%的案例被列入“有政治性質的”。數以百万的在精神及心理上正常的民主人士与异議人士呆在精神病院或勞教所里。

在80年代鄧小平時期，精神治療的手段慢慢減少到有節制的使用。那個充滿暴力的無節制的社會變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毛的濫權被認識，被譴責。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后被監禁的人多數被划為政治偏离者，而以相應方式受到處理。出于政治動机的精神治療終于在90年代開始明顯的減退，在西方社會人們開始如此希望著。然而將异議者送入精神病院的報導慢慢累積成堆，上世紀末當北京領導人看到自己受到法輪功運動挑戰時，專制政權的反對者，自由公會者，地下教會与“邪教”的成員突然又被大量的送入精神病院控制起來。此類案例的數量急速增加，MUNRO推測，今日中國官方用此方法排除与恐嚇的人多於前蘇維埃共產党領導人的幫凶在精神治療勞教所的橡皮囚室里迫害的人數。

尋找更詭秘的形式

用精神治療對待政治异議者的方式在目前繼續增加，乍一看來這給人一种奇怪的感覺。為什么共產党還恢复使用這种复雜且相對來說比較昂貴的方法，而不采取非常簡便的手段，例如干脆把不服從的人說成是犯罪分子，處決他們或送進監獄，勞教所或洗腦所呢？中國的司法歷來唯命是從地違背所有西方善意者提供的進修培訓課的意愿，警察机關遵循的不是法律，而是來自上頭的指令。傳統的制御對立派的方法是不會帶來問題的。原因据推測在于中國領導人要尋找一种能較好地与自由經濟主義配合的方式，而不是象第一代領導人如斯大林，毛澤東采用暴力及相當粗魯地消除每一個抗議的形式。在一個越來越有分歧，有私有制的社會里，國家在不同領域上的影響被認為是不利的而予以消弱的，因而采取謹慎的鎮壓方法是比較有效的。中國共產党所想的是絕對實用的。今天再也沒有一种方法比把异議人士与社會隔离并關入精神病院的威脅更有效的了。而由此种方法被立案的人，通常會比擁有特權的“政治”异議者更受到強烈的污辱及遭到社會的擯棄。

估計在政治精神治療的推行上有一個愿望在起作用，就是盡量不引起國際上的注意。共產党想把中國帶入所謂的世界共同體里，想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舉辦具有聲望的活動如奧林匹克運動會等，而這些具有野心的計划是不應該因為西方政府与人權組織的抗議而受阻的。赤裸裸的暴力鎮壓通常會挑起極大的反響，即使共產党領導人通常不以為然： 然而這還是使他們難堪。正因為如此，選擇采取醫學手段的鎮壓對他們來說正好适當。到最后精神治療便成了主要的幫助手段，而當有人宣稱，用這种方式幫助陷入困境或精神錯亂的人時，它所引起的注意遠遠少于強硬的打擊。只是奇怪的是，在鎮壓的激戰中，使用的手段不是常能清楚的區別開來的。雖然法輪功追隨者經常被定級為精神病患而送入精神治療所；据法輪功方面的報導，已有超過600名的成員被如此對待。但對待他們的手段与方式如劈打，踐踏胃部及性器官，殘暴地拉扯頭發更象是對待犯罪分子的作法。

令人怀疑的本能喪失的說法

今天在中國有多少人被強迫住院，并違反他們的意愿注射精神藥物，是很難估計的。据 MANRO統計，在過去20年內，至少有3000名批評政權的人是因此遭受冷遇的，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上千名被監禁的法輪功追隨者。与大批處在監獄与勞教所中受苦的人相比而言，這個數字還算是很保守的。當然官方隱瞞的實際數字估計會更高，因為這個事情還在發展進程中，連消息最靈通的人權組織也難以監視。在未來數月里這种鎮壓的手段會在比重与規模上增加，以致有一天甚至會被象對待單純的犯罪分子所采取的公開与簡單的手段而取代，這种危險無疑是存在的。此外MUNRO還相信，有三种類型的人特別容易遭到迫害：那种經常上訪，讓官員神經緊張的人；那种不知疲倦的喊著反共產主義的口號的人；以及那种沒有“正常”本能，例如自我保護的人，換句話說，就是面對毆打与拘捕時沒有自衛能力的人。

中國政府在這件事情上所作的聲明是否有分量，是難以評判的。他們所拿出來的，是內容貧瘠且無說服力。ANDIND精神病院法醫部主任 TIAN ZUEN 說，他不排除出現過這种案例，在沒有足夠的精神病學上的證据的情況下，便把犯人交給精神病院處理。然而這种現象不能人為地加以助長膨脹。中國精神病學的最大問題不在于把正常人當作精神病患，而是精神病患不能被适當的分級与治療。可以注意到，TIAN的解釋完全不触及到排除政治异議者的問題。

使用電擊對付積極分子

CAO MAOBING 是江蘇省一家官方絲綢工厂的員工，去年他開始抗議在工厂 到處彌漫的腐化，并試著組織一個自立的工會。他的親人与朋友說，2000年12月，就在他向外國記者陳述他的目標后的第二天，警察把他送入精神病院，強迫接受藥物和電擊治療。親友都知道CAO是絕對正常的人。然而醫院院長卻宣稱，CAO經過了17名專家組成的委員會的會診，他們一致認為，CAO患有一种偏執狂症。同樣地，ZHU先生的案例也引起很大的注意。他在90年代中期以一個退休職工的身份突然學習起政治与經濟，他的意見廣為人知(包括北京領導人)。讓他倒霉的是，他拒絕鄧小平的中心思想，并持有一些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極其非正統的觀點。例如他解釋：在“科學社會主義”中并非下層經濟建設決定上層建設，而是上層建設決定下層建設；政治統治形式決定了生產形式，而并非反過來。也許共產党人正想通過國家指令修正資本主義下變形的共產主義，卻被ZHU當場捉住；也許他使他們神經緊張。總之他們解說道：ZHU的觀點和說法与他的情況，位置及資格不相稱，而這种不相稱就證明了他喪失了現實性。

進行會面的結果

1999年12月XUE JIFENG 在河南省首都鄭州被捕并送入精神治療診所，他在那里待到2000 年7月。XUE是自立工會的激進者，警察表明，他試著与其他工會積極分子進行會面。MUNRO陳述，XUE在診所里被強迫注射大量的藥物，与精神病患者關在一起，他們白天折磨他，晚上不讓他睡覺。然而這种治療對他已不适用了：他已經由于他的“非法的”行為早被送進精神病院了。

注：
– ROBERT MUNRO 發表的文章 “JUDICIAL PSYCHIATRY IN CHINA AND ITS POLITICAL ABUSES” 刊登在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2001”(//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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