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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6日訊】 天安門事件之后，柏林牆倒塌，共產主義在東歐与蘇聯的崩潰。中共日益焦慮自己在國內的統治合法性危机，并竭力尋求出路。

此時，北京注意到，几十年被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掩蓋了的民族主義，在冷戰之后世界各地脫穎而出，异常活躍。因此，中南海以此入手，調整其意識形態的總方向：越來越回避共產教條而求助于民族主義，以作為自身抗拒民主的最后堡壘和防線。

北京的轉向，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逐漸得手，使六四之后統治集團与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有所緩解。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俄羅斯和東歐的社會制度轉型當時正在付出沉重代价，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嚴重困難。北京趁勢大肆夸大宣傳，并以此阻嚇中國人。

2)1993年，北京因人權狀況等原因導致爭取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失敗。這使中國一般大眾產生強烈挫折感，從而對西方大國的阻撓不滿，認為其人權呼吁含有西方國家利益自身的功利目的，遂興起帶反西方色彩的民族主義。

3)在經濟的客觀態勢上，中國与西方已成為主要的競爭對手，也成為民族主義的刺激性因素。

4)在后冷戰時代，著名學者亨廷頓(SamuelP. Huntington)當時發表論文[文明的沖突](The Clashof Civilizations?)，預言：文明間的沖突將會取代意識形態与其他形式的沖突而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沖突形式，隨后以李光耀先生提出的、維護亞洲威權政府的“亞洲价值論”進一步強化了中國的民族主義。

5)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共試射導彈威脅台灣，美國航空母艦介入，在北京的單面宣傳下，也成了刺激中國民族主義的要素。

后來，在官方的默許与鼓勵下，几個年輕人模仿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主義者，寫了一本《中國可以說不》的小冊子，把民族主義情緒推向了高潮。它用一种最極端最夸張的形式表現了中國大陸相當部分民眾及知識界的思潮轉向，同時也顯示了這种思潮的淺薄浮泛和空虛無力。

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的興起，顯示了北京統治集團從左翼極權向右翼威權統治的轉向，極而言之，甚至也可能預示了它從共產主義向法西斯主義的轉向。但歷史表明，民族主義不可能對中國的未來走向提供內容丰富的方向性的貢獻，不可能阻擋民主發展的世界性潮流，它將被全球化的潮流所弱化。同時，北京未曾預料到的是，民族主義是一頭很難伺候的非理性怪獸，是一把雙面刃，一旦放出牢籠，它可能給中共帶來難以估量的政治后果。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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