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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6日訊】 獲得諾貝爾獎可能是世界最美好的事情，但是在挪威參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的“無國界醫生”代表們臉上沒有太多的笑容。一位年輕的女醫生代表組織上台領獎，其他來自各國的醫生代表們都穿著有“無國界醫生”標誌的T 恤，靜靜地聆聽一位女歌唱家鋼琴伴唱《愛比死更強大》。
“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國際主席詹姆斯（James Orbinski ）上臺發表獲獎演說。他一開始就激動地呼籲俄國總統葉利欽停止轟炸車臣平民：“如果爭執引起的戰爭屬於國家事務，那麽侵犯人權是一項有關我們所有人的罪行。”對於獲獎，他說： “我們接受真誠的感謝，但帶著深深的憂慮。因爲我們關注的這種被剝奪的價值每年都在被踐踏。他們那些被遺忘的人，……。我們幫助危機中的人們，從來就不是足夠的。通過給予他們醫療，也嘗試去保護他們被侵犯的權利。”
這種深沈的憂傷和痛苦，幾乎在每一個接受採訪的“無國界醫生”代表的談話中都可以發現。“無國界醫生”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挑戰－－－即絕不承認國界可以阻止人道救助的義務。但在現實中，仍然有一半的國家如最近的東帝汶和車臣，無理地把人道介入的醫生們驅逐出境，使他們無法營救難民。爲此，法國分部主席菲力普（Philippe Biberson）難過地對記者說：“我想，諾貝爾獎應該頒給這些人－－－他們無助地等待著無國界醫生的到來，但始終沒能等到。”
對於這些擁有高貴心靈的年輕醫生們來說，諾貝爾和平獎並不是頒給他們的，而只是在他們關注的那些苦難上劃上一道光亮的閃電，讓世界看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的痛苦。近三十年來足迹踏遍全球六大洲的各種天災人禍地區，出生入死拯救無數罹難受困的災民，他們說：“只要這個世界有一個人在痛苦，那就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
一，在非洲腹地的血泊中誕生
一切都源於這樣一則發表在法國報紙上的廣告：
“國際紅十字會組織”尋求去皮亞法拉工作的醫生……”
在皮亞法拉發生的戰爭延續了三年，導致一百萬人民死亡。從1968 年9 月到1971 年1月，大約有50 個法國醫生被國際紅十字會派遣到非洲腹地深處的戰亂地區。他們到達的地區幾乎是沒人知道其地理位置的。直到很久以後，國際社會才確認那裏真的發生過一場慘絕人寰的戰爭。
當這些年輕的法國醫生來到他們的工作場所，他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來的診所只有幾幢破舊的房子。他們尚未放下背包，流著血並且痛苦呻吟著的傷員就像潮水一樣從戰場送到診所來。在診所裏面，擠滿了枯瘦饑餓的兒童和老人。 放下背包，對於法國醫生們來說，只有一件事可做－－－夜以繼日地工作。每天至少工作20 個小時，晚上只能滾著睡袋裏打一會兒盹。慢慢地，他們開始認識了這是一場怎樣殘酷的戰爭：醫好的傷員被送往前線後又再次受傷，經過治療的兒童回到村子裏又再次因饑餓而營養不良。在尼日利亞戰爭中救助傷病員，只意味著一場無盡頭的噩夢。
聯合國有關機構在這場巨大災難面前一籌莫展，因爲他們不便介入非洲國家內部事務。紅十字會好不容易才派遣自己的醫生，並運送援救物質進入戰區，結果是交戰的雙方都利用媒體和援救組織爲他們自己造勢。非洲的統治者甚至召喚歐洲記者前來，拍攝下那裏每天殺死300 個兒童的慘狀。
29 歲的法國醫生顧希內在離開巴黎時便聽到了交戰雙方的輿論宣傳。到了戰區，他頂住沒有睡眠的疲憊，仔細地觀察那裏發生的現實。終於，他得出結論：皮亞法拉的問題不是醫療問題，而是一場政治災難。尼日利亞軍隊對皮亞法拉平民的殘忍屠殺，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干預，皮亞法拉將從地球上消失。
儘管顧希內和其他法國醫生毫不懷疑那裏發生的是一場真正的大屠殺，其慘烈不次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是，和紅十字會組織簽訂的合同，對他們這些年輕的醫生們來說是套住牛鼻子上的繮繩－－－他們必須對他們所見到的一切保持沈默。
來自1968 年巴黎五月學生運動，深具理想主義的顧希內無法保持他的“沈默義務”。他飛往紅十字會駐日內瓦的總部，希望告訴媒體有關皮亞法拉的真實情形。但是剛抵瑞士機場他就被紅十字會的代表攔住.，紅十字會代表再三提醒醫生們承諾過的“沈默義務”。
然而尼日利亞仍然炮火隆隆。即使是在診所高高挂上象徵中立的紅十字會會旗，戰火也毫不遲疑地接近醫院。法國醫生們被警告立即離開那裏，但是嫉惡如仇的他們選擇留下不走，仍然夜以繼日地搶救傷員。在缺乏必需的醫療設備的情況下，他們甚至自己輸血給傷員。
在萬分緊急的時刻，顧希內決定前往巴黎呼救和抗議。他見證了在皮亞法拉發生的災難，並組織一個“反對皮亞法拉屠殺委員會”，要求國際社會譴責尼日利亞的屠殺行徑，並要求迅速地資助那裏的傷員。第一次，顧希內代表一部分法國醫生批評了紅十字會的保守作風，指責他們缺乏道德勇氣。
1970 年1 月，一個法國醫生小組在尼日利亞軍隊的威脅下，被迫帶著一批病情最嚴重的兒童和傷員撤退出醫院，到一個基督教團體那裏尋求保護。最後，這一組法國醫生被指控爲非法入境，立即驅逐出境。與此同時，那些與交戰雙方的政府合作的國際援助組織，他們的援救物質卻通過政府渠道像潮水一樣湧來－－－共計二十五個億。然而，一百多萬人民依舊死亡。
帶著挫折，帶著滿腔悲憤，回到巴黎的年輕醫生似乎成熟了很多。他們看到，西方人似乎覺得捐了錢就洗清了自己的良心，然後把皮亞法拉的悲劇忘卻。沒有人伸出過一個指頭去制止大屠殺的發生。於是挫折成爲行動的動力。從非洲腹地的血泊中成長的年輕醫生們不再安於他們在巴黎的安全而又舒適的生活，他們思考著，討論著。
1970 年11 月，一個法國醫生在接受報紙時，呼籲他的同行自願報名去援救伊朗地震的受害者。不久，南斯拉夫發生大地震。當地政府很被動，官僚主義使得各國的援救物質運不進去，而受傷的災民卻躺在街頭等待死亡。巴黎的醫生們憤怒地呼籲：立即組織一支急救醫療隊。同年，東巴基斯坦的颶風使得幾十萬人民失去居所，而國際援助緩慢無力，其物質落入政府之手，無家可歸的人民只好流亡去印度。
“我們需要一位元新的杜南特（Henri Dunant，1864 年在瑞士創立國際紅十字會，1901 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從各國災區回來的法國醫生們在報紙上發了一則廣告：“我們難道除了雇傭兵什麽都不是？”很快，就有300 個醫生報名, 願意參與創建一個新的援救組織。他們的雄心是：在杜南特的偉大人道主義理想指引下，在紅十字會的基礎上，創建一個新的組織以適應變化了的新時代。他們這個理想主義組織認爲，跨越國界的人道救助不需要得到任何國家政權的許可。
1971 年12 月20 日，年輕醫生們的理想成爲現實，“無國界醫生”組織宣告成立。他們的成員來自法國各個政治派別，有左派也有右派，但都一致把服務第三世界人民作爲他們的宗旨。這個醫生組織也接受了少數自願報名的新聞記者，他們經常爲組織起草各種聲明。
與紅十字會組織相比，“無國界醫生”的特點是：不理會各國法律和規則，開往世界任何災難地區。雖然定性爲中立的組織，但他們的義務是始終站在受害者一邊。
從此，這個根據醫療道德和人道幫助原則創立的中立不結盟組織－－－一支最初由法國醫生組成的醫療隊，冒著危險橫穿世界各地去幫助陷入淒慘中的人們。帶著他們的義憤、勇氣和仁慈，在近三十年努力之後，他們成爲現代最大的人道援助組織。他們的事業成爲一項影響深遠的跨國事業。
二，他們的候診室裏有幾億病人在等待
年輕的血氣方剛的他們最初被稱爲“嬉皮醫生”，在開始時並沒有受到社會的重視。組織的進展是緩慢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也缺乏組織經費。1972 年12 月底，尼加拉瓜發生了狂暴的地震，巴黎的無國界醫生們立即抛下耶誕節的慶祝氣氛，帶著三個醫療隊和十噸醫療物質，火速開往受災地區。此後他們又參加了宏都拉斯的援救行動。
五年過去了，這個新創建的志願組織仍然是弱小的。他們的理念要求自己具有執著、活力與堅強等品質，因爲只有這些品質才能對付挑戰。每年總結時，他們都要質疑：我們堅信的是否是一個在現實中不可行的愚蠢理念？
終於，在1976 年黎巴嫩發生的戰事中，無國界醫生組織顯示了他們獨特的存在理由－－－他們到達了其他組織不能到達的戰亂地區幫助受害者。當時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發生了激烈的流血衝突，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火藥庫導致了一場內戰。前去救助難民的無國界醫生一行56 人，大都是從皮亞法拉回來的有戰地經驗的核心成員，他們立即在常人不可想像的艱難情況下開始工作。
就在黎巴嫩的救助工作中，這些五年來一直默默無聞的法國醫生以他們的勇敢無畏，贏得了世界的注目而迅速崛起。不僅法國因他們而轟動，連美國記者也發回有關他們捨生忘死救人的感人報道。《時代》周刊的大標題是《一個特殊裝備的組織》。
在巴黎，來自個人的捐款在穩定地增長。一些廣告商也表示願意爲“無國界醫生”組織義務打廣告，並用他們的形象做商標。媒體爭先採訪他們並爲他們募捐。
“在他們的候診室裏有幾億病人在等待! ”事實證明這一句廣告詞並非太誇張。每時每刻，世界各地都有遭受戰亂和饑荒的人們在等待無國界醫生們。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和人們預料的相反，世界並沒有變得更和平。由於意識形態及各種民族國家衝突導致戰亂，形勢反而空前緊張。僅僅1979 年這一年，就有七百萬難民需要救助。
無國界醫生的身影出現在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及和索馬利亞，南美的尼加拉瓜，中東的伊朗，亞洲的阿富汗和泰國。光是被紅色高棉迫害下的柬埔寨，就有三十多萬難民逃亡到泰國。在經受了饑餓、痛苦的長期折磨之後，國際援救組織必須提供給他們一切藥品、食物和飲水。許多參加現場救助的醫生自己也得不到足夠的食物。
他們已經無法停留，世界上越來越多的難民在等待他們去急救。來自公衆的捐助也越來越多，每年他們可以從巴黎派出近六千名醫務人員奔赴各個災區。
阿富汗荒涼的山區，非洲的熱帶草原，印度支那的叢林，……一個個急救中心、手術室，防疫站和保健系統廣泛地建立。在伊拉克，索馬利亞，波斯尼亞，無國界醫生不要軍事保護，他們所有的汽車都沒有帶武器的標誌，其象徵是打叉的自動武器加上文字( NO ARMS ON BOARD)。
除了協助第三世界國家內戰及天災中的無害者之外，無國界醫生數十年來在國際重大事件中幾乎從未缺席，例如：在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深入山區救助反抗軍和難民；協助共産主義垮臺後的東歐百姓；在莫斯科展開愛滋病防治；提供科索沃地區醫療工作及戰後精神治療；進入東帝汶提供救援；……。
三，拒絕沈默，人道介入
人道救援組織的傳統形象是謙恭的，他們往往是默默救助那些在戰爭和災難中被傷害的人。但是無國界醫生拒絕接受這種傳統方式。他們認爲，他們同時也應該指出發生災難的原因。和其他援助組織的區別的另一點是：無國界醫生不等待入境簽證許可，只聽從受難的人民召喚。
這些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年輕一代，對於納粹集中營的一些“醫生”變相參與屠殺猶太人深感震怒，他們因此把伸張道德正義也看作醫生的職責。他們的兩個立足點：一是醫學，二是人道主義。作爲醫生，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醫療救助, 但有一個問題是他們經常要問的：爲什麽人們會成爲暴行的犧牲品。
在醫療難民之餘，他們經常被?搢鴗ㄖ圇搢ㄙ漕﹛C從被轟炸迫害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黎巴嫩、阿富汗，到飽受饑荒蹂躪的衣索匹亞、索馬利亞、蘇丹，孟加拉大水災；從遭受種族歧視的庫德人及巴爾幹種族戰爭，到奈及利亞、盧安達、蒲隆地、安哥拉的內戰，……。到處哀鴻，遍地淒慘，無一不是人爲製造的災難。於是悲憤的他們一邊行醫，一邊搜集有關暴行的材料，然後向國際社會發出警告。
每天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資訊到達總部。有一個小組專門從事分析資訊和評估事態，並決定援助與否及其援助的規模。當他們發現人權迫害的事態嚴重時，他們會把情況通報給媒體和各個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歐盟、國際特赦以及其他人權和衛生組織，促使各方面盡一切力量去阻止暴行。他們的任務是雙重的：援救並爲發生的事情作證。
從一開始，無國界醫生組織就把醫治災難地區的傷病員作爲神聖的使命，但他們的兩難也就在這裏：非法入境去從事救助，這項工作要求他們保持沈默低調；但親眼目睹人權被侵犯，又要求他們訴諸輿論去反抗暴行。這種兩難困境甚至導致組織內部的分裂。主要創辦人之一顧希內由於在兩難之間找不到平衡點而走得太遠－－－他竟然在包租了一條船在中國海上救助投奔怒海的越南難民，從而導致組織內部的嚴重爭執，最後他只得宣佈退出這個他親自創建的組織。
舔著分裂的傷口，無國界醫生們進行了自我檢查。二十多年過去，今天獲獎的年輕代表宣稱他們仍然繼承了其創始人的初衷：“我們仍然堅持我們的一貫的道德倫理－－－拒絕沈默。這是我們引以自豪的根源。”
儘管經常被驅逐出境，無國界醫生們仍然不肯沈默。他們經常勇敢地出面爲親眼所見的暴行作證，因爲他們知道這是最後一個拯救受難者的機會。他們因此受到人身威脅，其志願人員有的被綁架做人質的，還有的醫療物質被堵截濫用。
1980 年，無國界醫生第一次舉行了規模浩大的示威遊行，爲柬埔寨被迫害的幸存者呼籲。國際著名的音樂家們站在隊伍的最前列。雖然遊行隊伍沒能到達柬埔寨邊界就被軍隊阻止，但無國界醫生成功地讓世界注目那裏的難民問題，並對侵犯人權的罪行進行了強烈的譴責。
在阿富汗工作時期，無國界醫生不停地報道那裏的婦女遭受制度性的侮辱和壓迫的消息。他們抗議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禁止男醫生去醫治女病人，爲此許多女病人因得不到醫治而死亡。
1998 年9 月，無國界醫生在北韓救助饑民，受到當局的無理阻擾刁難。他們在被迫撤退，向全世界揭露人道救援的金錢及物質被北韓共産政權中飽自肥，並要求國際社會改變援助方式。 1998 年10 月，在科索沃展開救援工作時，無國界醫生的工作人員發現許多集體墳塚。於是這個組織第一個發難，指控塞爾維亞在科索沃淨化種族，殺害無辜的阿爾巴尼亞人。
帶著狂人般的固執，無國界醫生強迫世界睜開眼睛面對人們的痛苦。醫生們一再重復他們的宗旨：“我們是不偏倚的，但絕不是漠不關心的。”爲此，他們不尊重那些侵犯人權的國家政權，而把“有權干預”（The right to intervene）和“干涉的義務”等詞常挂在他們口中。
國際主席詹姆斯認爲這些干預是有效的，他回憶說：
“1994 年我在盧安達，正是大屠殺進行的時候，我們每天去查看一個兒童院。那時有數以千計的難民到兒童院、教堂和學校尋求保護。那一天當我去到一個兒童院，那裏正被民間自衛隊包圍了，他們在準備屠殺兒童。在這個危境中，我問自己：是一走了之呢，還是走上去和民間自衛隊談話，試圖爲改變這種狀況做點什麽？
“由於我們是無國界醫生，我們一隊人的到來拯救了數千人的生命。後來當地人民都到醫院來尋求保護，我們接受了他們。我們廣泛利用媒體展示那裏正在進行大屠殺。這樣，他們才擔心在我們面前殺人將要承擔後果。
“當我們得知盧安達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後，我們馬上向世界發出資訊，要求國際社會前來干涉，用武力阻止屠殺，結果我們什麽也沒有等來。……”筆者行文至此時，讀到了了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遲來的道歉聲明，他表示完全接受有關盧旺達屠殺的批評，並代表聯合國承認這項錯誤，表達他深切的懊悔。
對於世界的冷漠，對於聯合國工作的緩慢無力，瑞典分部主席約翰是激怒的。約翰說：“我們醫生的人道救助不解決災禍，各國政府對非洲出現的問題負有責任。而國際社會經常對此束手無策。面對盧安達的悲劇，世界做了什麽？一切都是因爲我們的壞良心。如果世界不能從盧安達事件學習到什麽，那麽什麽都不能學到。”
他們所說的“拒絕沈默”，既是反抗暴行，也是如約翰說的，反抗“我們的壞良心”。
四，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從此遠去
“醫學是熱的學問，雖然它需要冷靜的知識。”“對他人的苦痛缺乏悲憫感的人，不配做醫生。”對於瑞典無國界醫生分部主席約翰來說，醫生的工作首先是一個人道的工作，而這在今天卻是很容易被人們遺忘的。
因此，當約翰的醫生同事們都忙著掙高工資買房買車的時候，他放棄了安全而舒適的生活，去到戰火蔓延的地區，爲那裏的災民工作。十多年前，約翰和他的未婚妻蘇珊娜一起在巴黎攻讀醫學，他們的理想是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第三世界的人們。他們因此一直尋找各種組織。直到成爲無國界醫生的成員，他們才終於感覺到自己找到了歸宿－－－一個開放的、給予每個人自我空間的組織。
帶著火一樣的熱情，約翰和他的未婚妻接受了一個去阿富汗工作的任務。那正是1988 年的冬季，他們在瑞典歡度了聖誕和新年，就突然踏上了終身難忘的恐怖旅程。在出發之前，巴黎的總部已經告知他們，一切安全都沒有保障，所有的危險都得他們自己準備對付。
攀越阿富汗西部的艱難山路，他們一會兒騎馬，一會兒搭乘當時駐軍阿富汗的蘇聯軍隊的坦克。在那裏工作的五個月時間內，他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因爲無國界醫生和阿富汗遊擊隊合作搶救傷病員，這在當時是非法的行爲。每天都有被炸死的可能。約翰看到，這種恐懼的生活，對已經忍耐了10 年戰火的阿富汗人民來說已經習慣了。在阿富汗戰爭中有幾百萬人民喪生，有兩百萬人因爲戰爭成爲殘廢。但阿富汗人照樣結婚生孩子，生活在繼續，人們仍然會笑。
這對年輕的瑞典醫生的人生觀從此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們爲那裏被地雷炸傷需要截肢的孩子做手術，以專業的冷靜態度醫治各種傷員。他們這才知道生命在阿富汗原來是那樣易於被摧毀。但是作爲醫生，他們自己不能感情脆弱。他們只能盡其所能去減輕人們的痛苦。
西方醫生的正常舒適生活從此離他們遠去。在阿富汗的工作結束之後，約翰又接受了去其他戰亂國家的任務。在盧安達、索馬利亞、塞拉里昂和巴爾幹半島，他和無國界醫生的同事們總是迅速進入戰地中心進行搶救工作。同時，他們總是儘快地瞭解當地的文化風俗，並贏得難民們的信任。約翰－－－一個來自富裕國家的醫生，和那些衣衫襤縷的難民一起渡過最困難的時光。
“我幾乎成了一個戰地人。”約翰說：“我們想給遭受戰亂的人民一點希望，世界並沒有抛棄他們。”約翰不覺得自己做出了多少犧牲，因爲他從幫助難民中獲得了很多。他們從不指望得到感謝和回報。支配他們去從事這種關懷行動的是熱情，這是一種想要改變世界的理想和表達與弱者同命運的願望。因此，約翰和他的太太不明白，爲什麽他們被人看作是自我犧牲的英雄，他們認爲自己已經在這個工作中獲得非常大的內在滿足。
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戰爭和災難只是電視上的新聞。但是痛苦和死亡卻是無國界醫生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爲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成員，麻醉醫師雷弗已經在不少戰爭地區工作過，如盧安達，波斯尼亞和索馬利亞。剛從斯里蘭卡回來，他又去了扎伊爾。由於長期生活在戰爭的壓力之下，他感覺非常疲倦。
但是，雷弗醫生對記者說：“每一個來自孩子的微笑，爲他們解除痛苦，使我確信自己的所爲是值得的，我的內心變得堅強起來。”他已經40 歲了，但是他不敢成家，因爲他總是在國外，長期生活在危險之中，這種壓力對家庭來說是太沈重了。
當雷弗在肯尼亞的時候，他這個醫師自己也染上了瘧疾並持續發高燒。在波斯尼亞，他的高燒症狀復發，但仍然必須堅持工作，他回憶說：“我躺在手術室的擔架上，指揮護士們做麻醉手術，因爲整個醫院只有我一個人能夠做這種手術。”
無國界醫生在災區和當地人民過同等水平的生活，他們也住在草屋裏，和被幫助者過同樣的生活是是他們的宗旨。對於來自歐洲富裕國家的醫生來說，一開始是很難接受的。到了後來他們發現，只要有水從水管裏流出來，都是一種無比的奢侈。幸好救助工作一般是五人一個小組，他們來自各國的醫生們互相支援互相安慰。
雷弗現在已經是很有經驗的無國界醫生了，因此他被派往更艱難的地方去。雖然他親眼看到許多的痛苦和淒慘，但是他仍然懷有希望，他說：“開始我們很難接受世界這麽殘忍，但是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並且繼續生存下去，這樣才能幫助他人。雖然世界總是有人陷入苦難，但我們總可以做點什麽。”
瑞典女護士塞克樂絲和她的四個同事曾經在扎伊爾服務。當時除了無國界醫生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組織趕到那事態嚴重的戰亂地區。他們的任務是去一個聚集幾千難民的地方建立醫療營地。工作是及其緊張艱困的，他們必須晝夜不停地治療傷病員，照顧那些被摧殘的兒童。隨時都會有叛亂軍隊闖來綁架醫務人員做人質的危險，他們不敢離開有安全保護的營地一步。最後不得不被迫撤退。
幾個月後回到瑞典，塞克樂絲非常非常地疲倦。但她突然發現，自己已經很難適應在瑞典的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了。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她仍然準備再次出發，去迎接那冒險的緊張生活，因爲那裏更需要她。
正如香港女醫生何小芳說的：“當無國界醫生要求有甘心放棄現狀的勇氣。”1998 年，何小芳成爲香港第一位應付緊急疫症的無國界醫生，前去爆發霍亂的莫桑比克搶救人命。她認爲放棄優裕的物質生活只是當無國界醫生的序幕，最大的心理掙扎，是延遲了自己的專業進修。無國界醫生的事業，是許許多多學有所長的醫生犧牲自己的職業前途換來的。
五，犧牲這一切是值得的嗎？
他們的診所上飄揚著白色的旗幟，他們身上穿著有紅色標誌的白色T 恤。這一切清楚地表明，無國界醫生是持中立立場的，他們是不應該受到侵犯的。然而災難卻經常發生在他們這些援救人員身上。
在索馬利亞，一個年輕的葡萄牙醫生在他去醫院的路上，被人殘忍地射死。在斯裏蘭卡，一輛有無國界醫生標誌的小吉普被炸，好幾個人受傷。在車臣，無國界醫生被遊擊隊捕做人質，用以勒索大筆金錢。一些法國醫生都有被拘禁的經歷。
一九八九年，在巴黎機場迎接在蘇丹遭到殺害的兩具醫師同仁的靈柩，以及兩名遭到火箭襲擊重傷的同仁，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同事們含著淚水，面對著死者親人痛楚的眼光。
在前蘇聯侵略阿富汗的八年戰亂期間，有550 個無國界醫生組織成員偷渡進入阿富汗山區，出生入死地援救那裏的反抗運動組織。他們的捐助不僅是醫療上的，也是精神上的。阿富汗的反抗運動遊擊隊甚至把這些外國醫生當作與世界溝通的渠道。然而，阿富汗北部有一個仇視外國人的山區，1990 年4 月，無國界醫生組織在那裏遭遇了一場慘禍，診所裏的一個法國護士被強姦，27 歲的法國志願人員伏若德瑞克被殘忍地殺害。無國界醫生只好忍痛組織他們的醫務人員撤退。
在索馬利亞從事援救工作也是一種極不安全的生活。當雷弗醫生第一次在那裏執行任務時，他們這些義務人員被禁止外出，由聯合國維和部隊保衛他們。但最後，當地軍人還是沖入醫院，把所有的義務人員抓起來做人質。一些未成年的索馬利亞士兵用槍支對準他們的腦袋，每一個義務人員隨時都可能送命。最後聯合國不得不采取了軍事行動，才把他們從危險中營救出來。
波斯尼亞戰事期間，無國界醫生也遭受到一次重大的打擊。他們運去救助波斯尼亞難民的物質在經過塞爾維亞的地盤時，全部被塞爾維亞軍隊搶去。這使得無國界醫生的救援人員非常難過，因爲他們有一個原則，即不給予發起戰爭一方以幫助。
參加頒獎儀式的法國分部主席菲力普回憶說，有時經過邊境路卡的情形非常危險可怕，他便問自己：“這一切值得嗎？”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堅持什麽，爲什麽要做這個工作。
菲力普說：“我並沒有做出什麽犧牲。無國界醫生是一個給予的事業，我們過的是一種給予的生活。雖然這種生活有困難，但如果我去做別的什麽事情，我就沒法幫助受難者，也不能靠近他們和喜歡他們。
“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危險時刻，也同樣經歷過美好的時光。無國界醫生組織讓我學到了很多。如果我要奉獻自己，我需要用整個生命在個人的實踐中學習。我很感謝這個組織，爲了它讓我經歷和學習的一切。”
儘管有這麽多的被殺、被捕、被強姦和被疑爲間諜，無國界醫生組織從未因此改變他們創立時的宗旨和目標，也從未失去其人道救世精神。對他們來說，人權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字眼，而是在血與火中搶救生命的抗爭。是強行參與，是死而後已。
六，起用新人防止組織僵化
一個這麽大的組織，怎樣在內部實行民主？無國界醫生組織說，他們在內部實行民主的基本方法就是經常調動人員，沒有人能夠老呆在一個位置上。因爲他們知道：沒有新人的參與，任何組織都會因爲缺少活力而變得僵化；而沒有民主監督，任何領導人都可能被權力異化，從而忘記初衷。
曾經有記者問來自法國大家族的年輕醫生菲力普：在無國界醫生組織裏工作有什麽個人前途嗎？菲力普回答說：“沒有。無國界醫生總是在變更人員，改組機構。我們不斷改組，是爲了讓年輕人帶著新鮮的力量來替代老一輩。”
原來的老創始人一個個離開了組織。他們中大部分人回到了原來的醫生職位上，還有一些人後來成爲政府部長和聯合國官員。帶著無國界醫生濟世救人的理想主義，他們走入體制，在體制內繼續實踐他們的理念。例如“干涉原則”的創立者顧希內，由於他的才能被原法國總統密特朗所欣賞，在1988 和1993 年，他被任命爲政府的衛生健康部長和人道部長等職務，目前擔任聯合國派駐科索伏行政官。在得知自己親手創立的組織獲得世界最高榮譽時，顧希內非常感動，並爲後起之秀的出色工作而高興。 在原則上，每個志願人員工作六個月就回家。但有些人願意繼續執行多項任務，每隔一段時期，組織就勸告他們重新回到老的工作職位上去。這樣一種沒有個人利益追求只有自我奉獻的制度，是他們免於內部爭鬥和醜聞的原因。
無國界醫生組織另外一個最可貴的原則，是中立和不依賴。組織規定，在獲得的捐款中，至少有一半以上來自民間個人的捐助者。菲力普表示，該組織財務支出龐大，去年預算四億三千三百萬法郎(七千二百萬美元)，百分之七十七來自民間無條件的捐贈，其他來自歐洲聯盟人道援助署、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等官民營機構的贊助。百分之八十三的經費用在醫療賑濟災區，其他用於研究發展疾病及人事費用。
其他許多援救組織，往往拿著捐款物質，坐著白色的吉普車，飄揚著旗幟，帶著各種發報機前往災難地區。對於無國界醫生來說，這樣是太誇張了一點。他們在出發時沒有半點張揚，寧願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奉獻給難民。菲力普說：“如果人們看到我們在戰場上工作的場景，就會知道，我們做的與1971 年完全一樣－－－同樣的事業，同樣的倫理視角，同樣的困境，同樣的危機和問題。”
不斷地聽取批評並檢查改進自己，是無國界醫生立於不敗之地的一個原因。他們最初的工作曾被批評爲沒有計劃和充足的準備，缺乏冷靜而周密的考察，因而被人們稱爲“牛仔行俠心理”。現在，組織的基地已經建立起來，一旦緊急情況發生，他們會有條不紊地按照常規去開展工作。他們的輿論和作證有時被批評爲過於誇大，對於這一點，他們承認有時誤解了情況，表示將努力做得更好一點，雖然在複雜的情況下應該允許他們犯錯。
闡釋人道工作的定義，是無國界醫生組織經常要強調的。人道救助不是政治事業，也不能有涉軍事。把人道救助附加上政治傾向，或者濫用救助物質，都是要嚴格禁止的。
關於獲獎所得的百萬獎金，無國界醫生組織說，第三世界的病人缺乏必要的藥物資源，甚至連最常見的藥物都得不到，以致於有千百萬人死於傳染病，他們因此計劃開辦一個醫藥公司以解決這個問題。這對於他們的事業是一個新的冒險和新的使命。
七，賦予諾貝爾和平獎以新的價值
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給人權工作者，一直是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受到批評的原因。尤其是獲獎者所在國侵犯人權的官方政府，他們指責說這是干涉他國內政。
爲此，在今年的頒獎儀式上，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特別提到諾貝爾遺囑中提到的“爲了人民之間的友誼”，他們把這理解爲和平獎的標準之一，因爲諾貝爾所思考的和平就植根於人們心中。鑒於無國界醫生是“在悲慘與痛苦中出現的人道面孔，代表對他人價值的尊重，給和平以希望”。因此，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佈：“把和平獎授予人道救助工作是和平獎歷史上最重要的決定。我們能在本世紀結束的時候，用一個授予人道工作的獎賞來結束這個千年，這是一個奠定了新的根基的證明。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由於當今世界的一些專制政府以“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爲擋箭牌，堅稱國家主權至上，對人權進行無情的摧殘踐踏，所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進一步解釋了無國界醫生的獲獎意義：
“世界已經改變，我們不斷面臨新的挑戰。我們已經見證了，在戰場人爲地引起災難，以及針對人權的制度性的犯罪和種族屠殺。這一切，比在世紀初的和平主義者所提出的對和平的犯罪更爲廣泛。
“國際和平工作針對侵犯人權的犯罪，要求挑戰不干涉原則。二戰後幸存的人們，他們可憐的要求是對侵犯人權的犯罪進行干涉。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第一個純粹的人權獎於1960 年頒給了南非的艾伯特·盧圖裏。這之後，人權成了獲獎的中心標準。以後有馬丁·路德·金和薩?奶珛奶H獲獎。
“無國界醫生比其他援救組織更鮮明的特徵是，他們結合了兩個方面：首先是人道救助，然後是人權工作，喚起輿論注意人爲災難背後的原因－－－即對人權制度性的犯罪。
“在冷戰結束後，現狀對人道干涉的要求並沒有減少，情況反而更複雜，更混亂。戰爭已經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之間的武裝衝突，犧牲者也不僅僅是士兵，而是無辜的平民。……戰爭的新特點要求重新考量和平策略。不管是否有維和部隊參與，人道干預已經成爲許多國家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那些非政府的志願組織扮演了更爲重要的角色。”
在鐵一樣冰冷的現實中，在逝去了的不幸的世紀裏，這些幾乎是一聽到警報就沖向急需援救之地的人，他們巨大的熱情、責任感和冷靜的眼光，爲我們的時代塑造了一個光明的人格，實踐了一個新的價值理念－－－“人權無國界”。
沒有妥協也沒有厭倦，他們的大無畏，他們的自我犧牲，使得任何政府都無法再理直氣壯地躲在“主權”的幌子下欺負自己的人民。
世界因爲有了他們而欣慰！
寫於1999 年12 月諾貝爾獎頒發之後
——轉載自《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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