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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4日訊】看過張先梁先生勞教紀實﹐誰都不免想到﹕共產黨究竟是什麼﹖
這樣一個執政黨的統治象一個現代國家嗎﹖比黑社會清洪幫更毒辣﹐比黃金榮﹑杜月笙更會裝璜﹐遠遠超過蔣介石國民黨的“好話說盡﹐壞事作絕”﹐更遠遠超過歷史上最壞的偽君子之“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約束﹐喪盡人性﹑良心﹐毫無羞恥﹐利用國家政府耍盡流氓﹐欺騙天下世人﹐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來﹐一張畫皮卻被一言堂描繪得花團錦簇。無以名之﹐靠無神論壯膽﹐以暴力政權支撐的黑社會武裝集團。幻想它會和平演變﹑政治改革﹑恩賜民主﹑自由﹐是在與虎謀皮﹗它本身就是毒﹐就是禍﹐就是邪﹐就是惡﹐這就是它的生命﹐許多老黨員後悔怎麼入了黑幫﹐上了大當。
如今的勞教所比張先生當年邪惡一百倍﹐馬三家地獄遍及大陸﹐羅干畫皮包住一個馬三家﹐徒勞﹗為共產黨涂脂抹粉的都是狗﹐比狼狗更無恥的吧兒狗。
難怪百萬簽名討邪申奧之後﹐億萬人民在真地詛咒它滅亡。每次運動整5%﹐加起來100%﹐黨員﹑幹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人人有份﹐誰也跑不了﹐早晚都得受害。這個專門整人黨﹐人民恨透了﹐它只有滅亡。
附《生死邊緣》——在勞改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先生們﹑女士們﹑朋友們﹕
今天能在這樣一個莊嚴的場合﹐控訴中國共產黨殘暴﹑偽善的新法西斯專政並同諸位交流作為一個思想犯﹑良心犯在獄中所走過的心路歷程﹐我感到十分欣慰。
1946年我出身于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我的祖父張世鎏是早期商務印書館的推廣科科長﹐主編過「英文韋氏大字典」和「英漢模範雙解作文詞典」﹐是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界的權威人物﹐由於家中藏書豐富﹐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書堆中渡過的﹐這些古今中外的名著給我奠定了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的理想信念﹐然而﹐也正是這些理念使我從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就被中共當局認定為是一個“思想反動”的“反革命分子”而在無休止的苦役﹑批鬥﹑牛棚﹑特別審訊室﹑監獄和勞教集中營裡浮沉了30年﹐最後幾乎病死獄中。
我在上海茂名路的一處不大的居所和自建的一個小小的閣樓﹐經常遭到抄家和搜查﹑監視﹑竊聽﹑跟蹤。騷擾更是家常便飯。我的妻子遭到侮辱和毆打﹔我的女兒也被無辜株連﹐甚至於大學畢業後沒有戶口﹐不給分配工作。和我來往的朋友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會遭到公安政保處和國家安全局的調查﹑傳訊。我這裡有幾封信件可以充份證明﹕即使我流亡到了海外﹐同我通信的親友們也依然生活在這種恐懼的陰影下﹐經常有特務上門要同他們“交朋友”﹐要他們“同政府合作”﹐“彙報情況”﹐我的信件經常被以各種莫名其妙的理由截留﹑退回。
一年前我不幸被搶走了中國護照﹐當我通過正常手續向芝加哥中國領事館申請補發護照時﹐中共當局不但拒絕補發護照﹐不准我回國﹐還厚顏無恥的侵吞了我交上去的手續費90美金…… 這一切的一切僅僅只因為我持有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只因為我認為我們必須活得象一個人﹐就如我們的老祖宗當年承受了難以想象的種種苦難﹐終於選擇了直立行走那樣﹕挺直我們的脊樑﹐抬起我們的頭﹐決不在任何政治高壓下屈服——如此而已。
1978年底我以沈默為筆名在上海人民廣場的民主牆上張貼了72篇雜文﹑詩歌﹑公開信﹐抨擊時弊﹐呼籲科學民主的春天早日降臨神州大地﹐後來又與朋友們一起創辦了“科學民主報”﹑“風雲篇”等民運刊物﹐長期堅持民運的地下工作。1983年嚴打中我被中共當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同時被捕﹑收審﹑拘留和傳訊的有周建和﹑余和亮﹑樂昌如﹑陶世楷﹑桑堅城﹑李錫華等十多人。中共當局還把逮捕我時所攝的錄像片收集進“嚴打專題集”中在全國範圍內放映﹐以達到殺雞警猴的目的。當時正在國外訪問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竟然在答記者問中聲稱﹕在這次“嚴打”中沒有逮捕過任何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真是謊話說盡﹐壞事做絕。
由於我同我的朋友們早就有了應變的長期準備﹐組織嚴密﹐大部份人都頂住了審訊壓力﹐這樣一件轟動一時的“反革命集團”大案最後僅將我一個人以所謂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力2年草草收場。我先被羈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判刑後押往上海市監獄﹐後又被押送到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二大隊二中隊服刑﹐從此墮入了人間地獄。
1993年上海的工自聯負責人王妙根為了抗議警方施暴﹐在上海龍門派出所門口用菜刀砍斷了左手的4根手指。為了掩蓋事實真相﹐壓制民運人士的抗議活動﹐在江澤民即將來上海主持東亞運動會開幕式之前﹐由朱容基親自批准將精神完全正常的王妙根強行送往精神病院關押。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為了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以及防止其他異見人士再遭毒手﹐我決定挺身而出在上海人民公園召開“六‧四”四週年紀念會﹐向中共當局表達我們的強烈抗議。在我被捕後﹐又有楊勤恆﹑鮑戈﹑王勇剛﹑龔星南等4人到上海市公安居門前絕食示威﹐這便是轟動一時的王妙根事件。受這一事件株連遭到傳訊﹑拘押﹑綁架﹑送勞動教養的異見人士還有鮑戈﹑楊勤恆﹑傅申奇﹑林牧晨﹑胡可師﹑趙榮光﹑韓立法等十多人﹐皆總的刑期加起來超過20年。其中楊勤恆至今還在獄中﹐王妙根還在精神病院﹐趙榮光下落不明。
接下來3年的“勞動教養”簡直是人間地獄中的地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關入“牛棚”﹐受到“群眾專政”幾乎長達十年﹐接著又因投身民主牆運動被以所謂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但漫長的“專政”﹑勞改生涯﹐無休止的“隔離”﹑拘留﹐無數次“運動”的批鬥﹑審查﹑強迫勞動﹑甚至於毒打都不象這次三年勞動教養——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和“最高行政處份”那樣徹底摧毀了我的健康。我從一個平時連傷風感冒都很少有的完全健康的人入獄到在獄中患了心肌勞損﹑心肌缺血﹑高血壓﹑類風濕關節炎﹑膀胱炎﹑糜爛性胃炎﹑胃出血﹑腎炎等十多種疾病﹐還不包括經常發燒﹑慢性腹瀉﹑反復感冒﹑各種皮膚病﹑傳染病。在長期無醫無藥﹐甚至於連接見時也不准我妻子送藥的情況下﹐我只得用按摩﹑靜坐運氣﹑唾液漱口﹑冷水擦身﹑到退行走﹑慢跑競走﹑做俯臥撐﹑仰坐起立以及自編的獄中操等等來與疾病作鬥爭﹐我全身浮腫﹐體重卻急驟下降﹐最後我不得不被迫用古印度的“自尿療法”即每天清晨硬著頭皮喝一杯自己的尿來減輕疼痛。
我兩次在半夜裡毫無知覺的情況下大量尿血﹐至少有五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最嚴重的一次我倒在鐵門邊渾身抽搐﹐汗如雨下﹐小便失禁﹐值班看守陳欣欣竟然威脅說要把我吊起來﹐還幸災樂禍的說“你死了活該﹗”而前幾天我也確實親眼看到這些虐待狂把一個勞教呈大字形吊在對面大樓的西窗上“喝西北風”。
中共當局在答復國際人權組織的批評時厚顏無恥的辯白道﹕“西藏尼姑經全力搶救無效死亡”﹐“政府還負擔了全部天葬費用”﹐“家屬表示十分感激”云云。國務院發表的《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白皮書》更是“滿篇荒唐言 十分無恥心”現在我的親身經歷充份說明瞭這所謂“全力搶救”的真相。試想﹕如果當時我支撐不下去﹐倒斃在鐵門邊﹐中共當局也會對外聲稱﹕“經全力搶救無效死亡﹐政府負擔了全部火葬費用”等等。
三年中我沒有紙筆﹐看不到書﹑報﹑電視﹐聽不到廣播﹐單獨關押我的牢房裡沒有電燈﹐沒有門﹑床﹐只有空空的鐵柵任憑寒風呼嘯而入。與我偶有接觸的勞教都受到警告和監視﹐如對我略表同情或同我多講了幾句話便會遭到獄警的訓斥與毆打。但就是在這種戒備森嚴的情況下﹐還是有不少的勞教出於同情心和正義感﹐冒著極大的風險偷偷的幫助我﹐給我送上圓珠筆芯(因為嚴管隊中所有的圓珠筆全都登記編號﹐他們只能給我圓珠筆芯才不會讓獄警發現)﹐將我寫在罐頭商標紙﹑藥袋和藥品說明書反面的詩歌和書信千方百計的送出去。為此﹐前後有四名勞教受到過嚴管﹑無休止的審問﹑毆打﹐甚至於延長勞教期等等懲罰。我的親身經歷充份說明﹕勞教人員名為“人民內部矛盾”實際上比犯人的處境還不如﹐許多老官司都說“勞教官司其實比徒刑官司難吃”而我們這些異議人士在中共的勞教集中營裡則更成了“不可接觸的賤民”。
整整的三年零一天﹐我在獄警的眼皮底下吟就了詩集「籠中吟」共七十二首﹐完成了兩篇雜文「中國工人的“權利”」﹑「中共的外交“統一戰線”並未緩行」﹐前後寫了六封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各人權組織的控訴狀以及給家人和民運朋友們的信件十八封﹐共約二十萬字。除了兩次﹑三封信被獄方截獲外﹐其他的著作和書信都在國際友人的幫助下通過各種渠道帶出國境順利送達我赴美留學的女兒手中﹐其中一部份書信﹑控狀和十九首詩歌還在林牧晨先生的整理下陸續在「中國之春」上公開發表﹐完成了我反抗中共暴政﹑披露人間地獄的心願。由於我在被截獲的三封信中憤怒揭露了我險些病死獄中的遭遇﹐公然稱勞教所為“集中營”﹐並抨擊江澤民94年3月與克利斯托弗北京會議中發表的謬論﹐引起中共高層的震動﹐江澤民幾次來上海親自指示對我的嚴密監管。為了折磨我並且徹底切斷我與外界的聯繫﹐三年中我被轉移了九個地點﹐我陸續將它們起名為﹕“警視院”﹑“三仙洞”﹑“面壁窯”﹑“不羈樓”﹑“擇善齋”﹑“藉光閣”﹑“西望角”﹑“揚家莊”﹑“奈何灘”﹐這每一個名稱背後都有一段血淚斑斑的辛酸故事﹐這九個牢名也正是我在中共勞教集中營裡九死一生的縮影﹐現在回想起來依然象一個令人難以忘卻的可怕的惡夢﹕酷熱的三伏天﹐獄方故意把我關押在密不透風﹑熱如烘箱的朝西牢房裡﹐而且一天只開一次封﹐到一下便桶和就手接一盆水﹐一天的洗臉﹑刷牙﹑洗碗﹑擦身﹑洗腳……全用這一盆水﹐你必須惜水如油﹐而且臟水只能倒在便桶裡。晚上在熱得實在無法入睡的情況下﹐我被迫將臟水不停地灑在牢房的水泥地上以求降溫﹐只留下一席之地是干的。我躺在這一席之地上﹐汗流浹背﹐蚊子成群結隊的輪番向我進功﹐各種趨光飛蟲揚長而入﹐在我的身上﹑地上亂爬。有時麻雀﹑蝙蝠也會闖進牢房與我作伴﹐我幾乎夜夜無法尋夢。冬天獄方卻又將我轉移到沒有門窗﹑冷如冰窖的廢棄牢房中讓我這樣一個在獄中患上類風濕關節炎的病人在穿壁而入的寒風中忍受病痛的煎熬。
這種長期的單獨關押﹔這種用無窮的孤獨寂寞來磨卻你的銳氣﹐耗盡你的精力﹔這種無書﹑無報﹑無醫﹑無藥的殘酷折磨﹐我稱之為“軟刀子殺人”﹐這同劉綱他們在中共獄中所受到的毒打﹑吊銬和電棍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充份暴露了中共政權的殘暴和偽善﹐更充份說明這個反動政權的虛弱和末日感。他們不但害怕人民﹐害怕人民用和平方式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害怕像我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他們甚至於害怕一個已經被他們剝奪自由關在牢裡的囚徒﹐害怕每一支筆和每一張紙。凡是我關押過的地方﹐紙﹑筆﹑書﹑報一律成了違禁品﹐連和我接觸的其他勞教要寫家信都必須到獄警那裡領取紙﹑筆﹐而且要按時交回。我想到宋朝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異族統治者的囚禁下還能要來筆﹑墨﹐在粉牆上留下不朽的詩詞﹔忠王李秀成身為曾國藩戰俘尚能從容寫他的自白﹔鑒湖女狹秋瑾在臨刑前提筆疾書“秋風秋雨秋煞人”﹔瞿秋白﹑方誌敏等中共領導人在國民黨的獄中還能寫下「歷史的誤會」﹑「可愛的中國」等著作﹔捷克作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在德國法西斯的龐茨克集中營還送出了167張手稿﹐寫出了「絞刑架下的報告」﹐這充份說明瞭中共暴政比歷代封建帝王﹐比異族侵略者﹐比早期的國民黨﹐比法西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這三年多中﹐除了精神和肉體的百般折磨外﹐中共當局還對我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我的一切都是高層決定的﹐每隔一﹑兩個月上海市公安局政保科和上海市勞教局的管教科長李興豪就來獄中對我進行攻心戰﹐要我表示悔過。特別是國際輿論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提出強烈譴責或國際社會對中共施加了一定壓力時﹐他們就更頻繁的找我﹐要我作出保證和讓步。他們轉彎抹角的表示﹕如果我能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顛倒黑白﹐我就能立即獲得自由﹔如果我能保持沉默﹐不再與其他民運人士來往﹐我就能得到保外就醫。對於一個失去自由﹐飽受病痛折磨的囚徒來說﹐自由和醫藥意味著什麼是可想而知的﹐更何況我的類風濕關節炎越趨嚴重﹐十個手指對稱發作﹐腫脹得無法彎曲﹐全身關節如刀剜般的劇痛﹐而且影響到心臟和大腦﹐左邊的臉腫得連左眼都睜不開﹐最後連行走都有困難﹐每跨一步都象踩在釘板上……我知道類風濕關節炎如不及時治療﹐兩年後便會關節變形造成終身殘廢﹐我更知道風濕性心臟病所引起的心絞痛時刻在威脅我的生命﹐但當我一想到關押在獄中的其他戰友﹐想到勞動教養這把達摩克利劍正高懸在所有的異議人士頭上﹔想到“六‧四”被屠殺的忠勇志士﹐想到他們的鮮血還滲透著我們的心靈﹐我就一次又一次的拒絕了他們的誘降﹐在這不歸之路上越走越遠。由於我的「籠中吟」和控訴狀在海外的發表﹐使警方和獄方十分惱火﹐他們用延長勞教期一年來威脅我﹐並將我再次隔離﹐反復搜查﹐誘供逼供﹐但最終一無所獲﹐最後竟氣急敗壞地把我這樣一個患有十多種病的病人千里迢迢的流放到江蘇大豐勞教集中營去以達到不讓我家屬接見的目的。我在警車渡過長江的時候﹐在五名獄警的嚴密監視下﹐戴著手銬望著滔滔東流的江水﹐想到此去再也收不到家信﹐見不到親人﹐而且釋放無期﹐生死未卜﹐悲憤地吟了一首“北上”詩。
當我反復推敲將這首“北上”詩吟就後﹐我悲憤的心情漸漸平靜下來﹐我環視著在我身邊如臨大敵的這五名獄警不禁啞然失笑。我想當某一天他們獲知了我在這種戒備森嚴﹐無紙無筆的情況下﹐依然用我的心血寫詩﹐他們會是一種什麼感受﹖我在監視居住和青東集中營的二年五個月中共完成了三十二首詩﹐而在大豐集中營“片紙不留”並受到外省籍勞教日夜監視的七個月中竟吟就熟記了四十首詩﹐而且其中有二首還是五言長詩。諸位﹐這就是中國民運人士對中共高壓暴政的強烈挑戰。
這種不畏強暴的勇氣並非僅僅來此我個人的力量﹐而是許許多多“六‧四”死難者和存活著的英雄們﹔許許多多在海外克服艱難困苦﹐十幾年如一日地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而苦斗的民運人士﹔許許多多主持正義﹑反抗邪惡﹐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國際人權組織以及國際友人們﹔是在座的各位朋友的支持﹑聲援﹑營救﹑幫助使我能夠頂住種種壓力和磨難﹐熬過中共勞教集中營暗無天日的囚徒生涯﹐坐了三年零一天的牢﹐最終把牢底坐穿﹗這三年勞動教養比六年徒刑還要難熬﹐還要可怕﹗中國目前的勞動教養已經演變成不需要經過法律程序﹐剝奪了請律師辯護和本人的自我辯護權﹐在執行中又可任意延長的﹐一種無法無天的政治迫害手段。
因此我們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在呼籲中共當局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釋放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楊勤恆等民運精英的同時﹐還應當發起萬人簽名﹐要求中共當局徹底廢除勞動教養制定﹐保障人權﹐以免勞教集中營成為摧殘異議人士﹐儲備政治籌碼的國家機器。
總有那麼一天﹐位於天安門廣場上的暴君紀念堂會改建成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館﹐我們每個人的故事都會儲存在這個館內﹐留給后人﹐讓他們珍惜民主社會的來之不易。而在這個紀念館的門口﹐就象在岳飛墓前一樣﹐將會跪著四個鐵人被忠奸分明的中國人千秋萬代的唾罵﹐這四個鐵人就是——毛澤東﹑鄧小平﹑李鵬﹑江澤民﹗
張先梁(沈默)
1999年9月18日于華盛頓D‧C‧ (由勞改基金會﹑肯尼迪紀念基金會﹑美國民主基金會在華盛頓DC召開的勞改研討會上的發言稿)(//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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