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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4日訊】 天安門事件之後，柏林牆倒塌，共産主義在東歐與蘇聯的崩潰。中共日益焦慮自己在國內的統治合法性危機，並竭力尋求出路。

此時， 北京注意到，幾十年被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掩蓋了的民族主義，在冷戰之後世界各地脫穎而出，異常活躍。因此，中南海以此入手，調整其意識形態的總方向：越來越回避共産教條而求助於民族主義，以作爲自身抗拒民主的最後堡壘和防線。

北京的轉向，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逐漸得手，使六四之後統治集團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有所緩解。其所以如此，主要由於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1) 俄羅斯和東歐的社會制度轉型當時正在付出沈重代價，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嚴重困難。北京趁勢大肆誇大宣傳，並以此阻嚇中國人。

2) 1993年，北京因人權狀況等原因導致爭取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失敗。這使中國一般大衆産生強烈挫折感，從而對西方大國的阻撓不滿，認爲其人權呼籲含有西方國家利益自身的功利目的，遂興起帶反西方色彩的民族主義。

3) 在經濟的客觀態勢上，中國與西方已成爲主要的競爭對手，也成爲民族主義的刺激性因素。

4) 在後冷戰時代，著名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當時發表論文[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預言：文明間的衝突將會取代意識形態與其他形式的衝突而成爲世界上最主要的衝突形式，隨後以李光耀先生提出的、維護亞洲威權政府的“亞洲價值論”進一步強化了中國的民族主義。

5) 1996年的台海危機，中共試射導彈威脅臺灣，美國航空母艦介入，在北京的單面宣傳下，也成了刺激中國民族主義的要素。

後來，在官方的默許與鼓勵下，幾個年輕人模仿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主義者，寫了一本《中國可以說不》的小冊子，把民族主義情緒推向了高潮。它用一種最極端最誇張的形式表現了中國大陸相當部分民衆及知識界的思潮轉向，同時也顯示了這種思潮的淺薄浮泛和空虛無力。

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的興起，顯示了北京統治集團從左翼極權向右翼威權統治的轉向，極而言之，甚至也可能預示了它從共産主義向法西斯主義的轉向。但歷史表明，民族主義不可能對中國的未來走向提供內容豐富的方向性的貢獻，不可能阻擋民主發展的世界性潮流，它將被全球化的潮流所弱化。同時，北京未曾預料到的是，民族主義是一頭很難伺候的非理性怪獸，是一把雙面刃，一旦放出牢籠，它可能給中共帶來難以估量的政治後果。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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